楚文化的巫传统
楚文化中的巫术，历经政治风云与历史沧桑，最后以顽强的生命力转化为中华民族的楚文化巫传统。
楚国被秦人所灭后，秦人曾以强力摧毁楚文化，推行秦文化。秦文化重峻法，行霸道，罢文教，“遗礼义，弃仁恩”（《汉书·贾宜传》）。秦始皇严令故楚之民与秦人“行同伦”，弃绝楚文化习俗，而服膺秦文化习俗，楚俗的巫风因此一度受到压抑。但是，楚地的巫俗已蔚然成风，形成了楚人根深蒂固的文化心理，秦人虽占领楚地，颁布政令，终不能达到以秦文化“同化”楚文化的目的。现实恰恰相反。入楚的秦人不仅未能改变楚人巫俗，反而入乡随俗，被楚文化巫俗所“顺化”。20世纪70年代中期，湖北云梦秦墓出土一批竹简，有《秦律杂抄》《语书》《日书》等秦始皇时期的文书。《语书》中记载：“今法律令已布，闻吏、民犯法为间私者不止，私好、乡俗之心不变”。《日书》，即今天所称的皇历，主要记述日常生活中用来趋吉避凶的禁忌择日、祈神求福之类内容。从云梦出土的《日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楚与秦两份日历对照表，内容述及天神、地祇和人鬼三个系列的神灵，书中保留了楚人“信鬼而好祠”的多神崇拜习俗。这说明秦人入楚之后，最终只能迁就沿用楚人历法的传统。有学者通过对这批秦朝竹简文书的研究分析，进而得出结论：“秦灭楚后，入楚地之秦人渐为当地巫风所染。”[14]
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楚国被秦国灭了之后，楚国的南公预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历史证明了南公的预言。秦末社会大动荡，楚人卷土而来，首先是揭竿起义的农民领袖陈胜。陈胜是楚人，他建立的政权号称“张楚”；然后是楚国贵族项羽，他率领江东子弟渡江抗秦，建立的政权称为“西楚”；接着是楚国小吏刘邦，刘邦统领群雄，建立了大汉王朝。在汉朝，楚文化的巫传统得以全面承续。汉朝的巫文化状况可以概括为两种现象：
首先是复旧，一度被秦文化废除的巫文化，由汉公室诏令恢复。比如汉高祖即位后，便下诏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到了汉武帝，“尤敬鬼神之祀”，甚至直接沿承楚人奉祠“东皇”的礼俗，尊奉“太一”为至高无上的天神，并且“周而复始，皇帝敬拜泰一”（《史记·封禅书》）。楚地旧有的祠神乐歌，如屈原《九歌》中的《东君》《云中君》《湘夫人》《大司命》等也重新盛行于民间。汉武帝还“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汉书·礼乐志》），这“十九章之歌”是用于郊庙祭祀的“郊祠歌”。汉朝公室的巫风之盛，可以说不亚于当时的楚国，以致唐代诗人李商隐在《贾生》一诗中感叹道：“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除了复旧，巫文化在汉朝还得到了创新发展。其最大成果是，在巫文化土壤中诞生了中国本土宗教——道教。道教是多神教，其多神信仰本源于楚人的泛神崇拜。道教庞大的神仙系统及其建醮坛、设斋供、唱赞词和请神降神、驱鬼除妖等道术，基本上皆取法于楚人的巫术，是由巫文化长期积累的文化元素组合而成。道教后来在全国范围内普及民间，从而使巫文化在中国大地上广泛传播，深入千家万户。
至两晋时期，巫文化传统中又孕育出风水学。郭璞是道教徒，擅长预卜先知和诸多奇异的方术，著有《葬经》。《葬经》不仅传承了巫文化的青鸟术，并升华为“藏风聚气”理论：“葬者，藏也，乘生气也。夫阴阳之气，噫而为风，升而为云，降而为雨，行乎地中，则为生气……气行乎地中，发而生乎万物。人受体于父母。本骸得气，遗体受荫。盖生者，气之聚凝，结者成骨，死而独留。故葬者，反气纳骨，以荫所生之道也……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王祎在《青岩丛录》中云：“择地以葬，其术本于晋郭璞。”郭璞的《葬经》是中国风水文化之宗。
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史上，巫文化不仅自身与时俱进，不断衍生发展，而且强势向佛、儒文化渗透。佛教本是印度的宗教，主要教义是四谛、缘起、五蕴以及无常、无我等，旨在超度众生进入涅槃境界。传入中国后，受巫文化“同化”，佛教被泛神化，成为一个充满神灵的世界。在佛教寺庙里，甚至出现众神并列现象：天王殿里有四大天王、弥勒像、韦菩萨；大雄宝殿供奉如来佛，有的在如来佛左右还立着迦叶佛、弥勒佛，殿后通常供奉观音菩萨，殿两旁则排列五百罗汉像。同样，儒文化也遭巫化，孔子与观音、如来、老君、关公、文昌君、龙王等并列为神，供入文庙。儒子参加科举考试，必须礼拜孔子圣像。纪晓岚是清代著名的大儒，著述有《阅微草堂笔记》。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评价《阅微草堂笔记》的文学价值：“无人能夺其席”。《阅微草堂笔记》在“大旨不乖于风教”下，记述的是纪晓岚亲身所见所闻的乡野怪谭，内容皆是各种因果报应、劝善惩恶等狐鬼神仙故事，其所信所言与孔老夫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训导，可说是背道而驰。
《汉书》云：“上之所化为风，下之所化为俗。”不少巫文化在民间“化为俗”。民俗中积淀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属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凡一种文化成为民俗现象，有一个必要条件，那就是在民间共同传承，具有长久性和重复性，所谓“人相习，代相传”。民俗无须验证，依靠的是人的信仰和习惯势力。
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楚文化的巫传统民俗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这里仅以岁时节日民俗为例。晋·宗懔在他的《荆楚岁时记》一书里，对巫文化民俗有着详细记载。《荆楚岁时记》按月记述，自元日至除夕，凡二十余事，其间逢节日，所记都追本溯源，细加疏证，因此这本书对楚文化巫传统的研究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这里选载部分节日记事于下：
（一）正月
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春秋》谓之端月。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魈）恶鬼。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苏酒、胶牙饧，下五辛盘，进敷干散，服却鬼丸，各进一鸡子。造桃板著户，谓之仙木，凡饮酒次第从小起。帖画鸡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傍，百鬼畏之。
立春之日，悉剪彩为燕戴之，帖“宜春”二字。
正月十五日作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门户，先以杨枝插门。随杨枝所指，仍以酒脯饮食及豆粥，插箐而祭之，其夕迎紫姑，以卜将来蚕桑，并占众事。
正月夜多鬼鸟渡，家家槌床打户，捩狗耳，灭灯烛，以禳之。正月末日，夜，芦苣火照井侧中，则百鬼走。
楚文化正月的民俗，有名目繁多的辟邪项目，清晨的第一件事是燃放爆竹，目的是“避山臊恶鬼”，然后饮桃汤，服却鬼丸，食鸡子、麻豆，以“压伏邪气”。为了防止鬼魅邪气侵入宅内，人们要在门户上方画上雄鸡，悬挂缚鬼的“苇索”，插上“桃符”。古人认为桃枝有辟邪的作用。《庄子》云：“插桃枝于户，连灰其下。童子入而不畏，而鬼畏之。”后来桃枝被桃符取代，《后汉书·礼仪志》说，桃符长六寸，宽三寸，桃木板上书“神荼”“郁垒”二神。“正月一日，造桃符著户，名仙木，百鬼所畏。”到了宋代，桃符由纸张代替桃木板，称之为“春联”。可见，燃爆竹、挂桃符都是一种巫文化。这些习惯后来影响全国，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民俗并沿袭至今。
正月十五是灯节，以杨柳枝插门，有净身洁户的含义。“其夕迎紫姑神以卜”。《显异录》：“紫姑，莱阳人，姓何名媚，字丽卿。寿阳李景纳为妾。其妻妒之，正月十五阴杀于厕中。天帝悯之，命为厕神。故世人作其形，夜于厕间迎祀，以占众事。俗呼为三姑。”从相关记载来看，厕神的功能是占卜，可占卜新年里的农事收成，可占卜婚事，甚至家里丢了东西也可占卜一番，请紫姑神来帮着找。
正月夜，荆楚之地多怪鸟飞过，荆楚人视为鬼鸟。传说这种鬼鸟名姑获，会攫取小儿魂魄，因此“家家槌床打户，捩狗耳，灭灯烛以禳之”。荆楚人将井厕看作是百鬼的藏身之所，故在正月末日夜，以“芦芭火”驱除。
（二）三月
去冬节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禁火三日，造饧大麦粥。按：据历合在清明前二日，亦有去冬至一百六日者。
三月三日，士民并出江渚池沼间，为流杯曲水之饮。
寒食节源于春秋时期介之推被焚于介休绵山的故事。晋文公下令在子推忌日禁火、寒食，以寒食寄托哀思。陆翙《邺中记》曰：“寒食三曰作醴酪。”又曰：“煮粳米及麦为酪，捣杏仁，煮作粥。”禁火冷食实际上是一种巫术。在楚文化中，寒食是一个禁忌日，要“禁火三日”，把上一年的火种熄灭，重新取出新火，作为新的开始。现在寒食节已成为中国传统节日。
《周礼》云：“女巫岁时祓除衃浴。”女巫此时“祓除岁秽”，就是司马彪在《礼仪志》所说：“三月三日官民并褉饮于东流水上。”在这“阳气布畅，万物讫出”的日子，士民去桃花水上举行“流杯”饮酒活动。
（三）五月
五月俗称恶月，多禁忌。曝床荐席及忌盖屋。五月五日，四民并蹋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是日竞渡，采杂药。
五月，楚文化称之恶月。因为五月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潮湿闷热，最易生瘟病。五月五日端午节日的形成，与楚文化要求平安度过“恶月”的意愿有关。端午即“初五”，古人习惯把五月的前几天分别以“端”来称呼，五月初一为端一，初二为端二，数以至五谓之端五。端午这一天重在去病除邪。当天，要以粽子投江，这实际上是一种巫术，是一种祭鬼的仪式。闻一多先生在《端午考》一文中指出，端午为持龙图腾崇拜民族的祭祖日。古时候我国长江及其以南大部分地区，五月江河都会涨水，划龙船“竞渡”为的是祭龙神，是南方十分流行的一种祭祀活动。门户插艾蒿，雄黄点小儿额，妇女以五彩线织香包，挂小儿胸前避邪，等等，为的都是“驱邪避毒”。后来端午节与祭屈原联系了起来，梁代吴均在《续齐谐记》记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汉建武中，长沙欧回，白日忽见一人，自称三闾大夫，谓曰，君常见祭甚善，但常所遗，苦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可以楝树叶塞其上，以系丝缚之，此二物蛟龙所惮也。回依其信。世人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叶，皆汨罗之遗风也。”至于龙舟竞渡，击鼓争标，便转化成为后人祭祀屈原的习俗。
（四）七月
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
是夕，人家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瑜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
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营盆供诸佛。
傅玄《拟天问》云：“七月七日牵牛织女会天河。”七月七日那天夜晚，少女、少妇会结彩缕，穿七孔针，陈瓜果庭中乞巧，其意是乞子与乞夫。故七月七日俗为七夕节，又称七巧节。现在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
七月十五日中元节，这在佛教中原为效法目连救母而斋僧供佛的盂兰盆节。《盂兰盆经》曰：“目连见其亡母在饿鬼中，即以钵盛饭往饷其母。食未入口，化成火炭，遂不得食。目连大叫，驰还白佛。佛言：‘汝母罪重，非汝一人奈何。当须十方众僧威神之力。至七月十五日，当为七代父母厄难中者，具百味五果，以着盆中，供养十方大德。佛敕众僧皆为施主，祝愿七代父母，行禅定意，然后受食。’是时目连母得脱一切饿鬼之苦。目连白佛：‘未来世佛弟子行孝顺者，亦应奉盂兰盆供养。’佛言：‘大善！’”后来这一天与道家“三元说”融合，成为中元节。道教里，中元即地官，地官在七月十五日这夜下凡到人间，定人善恶。道士们因此在这夜诵经，超度饿鬼孤魂，七月十五日便成了道家荐亡度鬼的“鬼节”。民间在这一天通常要拜祭先祖亡亲，已而开启了“中元祭祖”的传统。
（五）八月
八月十四日，民并以朱水点儿头额，名为天灸，以压疾。又以锦彩为眼明囊，递相响遗（赠）。
所谓“天灸”，实际上是中医的一种治疗法。这里用“朱水点儿头额”来“压疾”，乃是一种巫术。晋·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中，八月只有这一条，没有中秋节。据史籍记载，“中秋”一词早在《周礼》一书中已经出现。周代时，每逢中秋夜人们习惯举行迎寒和祭月，设大香案，摆上月饼、西瓜等祭品，点燃红烛，在月下拜祭月亮神。但是中秋节作为一种风俗则形成于唐朝初年。
（六）十二月
十二月八日为腊日。谚语：“腊鼓鸣，春草生。”村人并击细腰鼓，戴胡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
其日，并以豚酒祭灶神。
《礼记》云：“傩人所以逐厉鬼也。”《吕氏春秋·季冬纪》注云：“今人腊前一日，击鼓驱疫，谓之逐除。”腊日，村人要举行盛大的傩仪，驱赶各种恶鬼。这一日，还要用小猪、酒等祭祀灶神。汉代以后，火神祝融等成为灶神，受到民间隆重祭祀，俗称祭灶节。现在祭灶节已经成为中国的传统节日。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楚文化巫传统对中华民族岁时节日民俗的影响。这些岁时节日民俗，原来只是南方地域民俗，后来发展推及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民俗。
[1]吕思勉：《中国通史》，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年版，第242页。
[2]丁山先生《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和杨琳先生的《〈东皇太一〉与〈东君〉当为一篇考》。
[3]范文澜：《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第37页。
[4]许进雄：《古文谐声字根》，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5]宋兆麟：《巫与巫术》，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214页。
[6]张亮采：《中国风俗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33页。
[7]〔英〕马林诺夫斯基著、费孝通等译：《文化论》，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58页。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2007年版。
[9]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民族与古代中国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20页。
[10]〔英〕马林诺夫斯基著、费孝通等译：《文化论》，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51—57页。
[11]转引自王允亮：《巫术与政治之间》，《荆楚学刊》，2018年第19卷第2期。
[12]吕思勉：《中国通史》，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年版，第243页。
[13]刘远航编译：《汤因比历史哲学》，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77页。
[14]蔡靖泉：《楚文化流变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