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豁达淡定
豁达淡定，是中华民族的一种优秀性格。豁达表现为乐观豪爽，大度宽容，为人开朗，处事洒脱，而淡定则表现为待人处事淡泊从容。淡定来自豁达，没有豁达不可能有真正的淡定。无论豁达或淡定，皆是实现社会和谐、人际和睦的润滑剂。因而，豁达淡定与其说是一种性格，不如说是人生的一种精神境界。真正进入这种精神境界，只有深谙老庄人生哲理并身体力行的人，才可能真正做到。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之精神境界，从很大程度上说，取决于他审视世事的高度。所谓“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有多高的高度，就会有多大的胸怀，就会有多高层次的精神境界。不凌“绝顶”，你就会沉没在丛山之中，“一山过了一山拦”“横看成岭侧成峰”，左是名利，右是是非，前为追求而忧患，后为得失而计较，始终在有限的视野内逡巡，在既定目标的圈子里徘徊，想不通，看不开；然后，登上了“绝顶”那就不同了，你不仅居高临下，视野开阔，“一览众山小”，而且胸襟拓展，发现自己原来计较的不过是鸡虫得失，微不足道，于是能够超脱有限的现实，以一种从容淡定的态度看待人生中的坎坷起伏，是非得失，遇事淡定，持豁达的心态。但是，要在待人处世上做到凌“绝顶”，那是不容易的，那需要有个人的自我修养和人生阅历。
庄子无疑是中国豁达淡定性格的典范。在待人处世上，他几乎处处事事显示出通脱潇洒。例如中国的传统重丧葬，孔子主张“丧则哀，葬则敬，礼为用”。《周易·系辞下》记载：“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庄子对丧葬却淡然处之。他在《列御寇》中记道：他将要死了，弟子准备用棺椁厚葬他。庄子告诉他们：你们不要用棺椁，就把我葬在野地里就是了。弟子说：老师，这怎么行呢？我们怎么对得起您呢？庄子叹息说：你们还是不懂我啊。将我葬在旷野，我是以天为棺椁，以日月当作连璧，把星星当作珍珠，天下万物就是我的殉葬品，还有什么葬礼比这更好！弟子说：我们怕乌鸦、老鹰把您吃了。庄子回答：在野地里被乌鸦、老鹰吃，在棺椁里被蝼蚁吃，放哪都是被吃，何必厚此薄彼呢！在庄子看来，人之生死不过是自然的“有”与“无”的两种形态转换。人的生命由自然而来，经过青壮到衰老，最后死亡，化作尘土，回归自然，这是自然之道。万物皆是这样由“无”到“有”而复归于“无”，周而不殆地循环。因此，丧葬对于死人本身而言，与其放在人为的棺材里，还不如葬在旷野，回归自然更好。庄子对丧葬之礼的淡泊正来自他豁达的生死观。
不仅淡泊生死，庄子更淡泊名利。在庄子《秋水》篇里，庄子讲了这么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他在濮水上逍遥自在地钓鱼，楚王派了两个大夫来到他面前，恭敬对他说：楚王希望你来为相，劳烦您管理国事啊！庄子手拿鱼竿，头也不回，说：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死了都三千年了，楚王还用巾被包着，藏在庙堂之上。对龟而言，是愿意死了留下骨头被人尊贵呢，还是宁可活着在泥地里拖着尾巴爬呢？两个大夫回答：当然是愿意活着在泥地里爬啊！庄子说：那好吧，你们请回吧，让我也在泥地里活着吧！庄子认为名利不过是生命的缰绳、人生的牢笼，不值得眷顾。
庄子的淡泊性格，在《红楼梦》一书中得到了充分表现与发挥。曹雪芹在书中写甄士隐听了道士的《好了歌》后，续写《好了歌注》，来揭示人生荣枯悲欢的轮回：“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篷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杠，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曹雪芹叹息芸芸众生至死没有看穿，一切追名逐利，看似风光，其实“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清朝和坤是中国第一贪官，蝇营狗苟聚集了无数财宝，史家评他是“千年来世上最富之人”。但是，到头来他的全部家产被嘉庆抄得一干二净，所谓“和坤跌倒，嘉庆吃饱”。在众人追名逐利之中，能够对名利持一种得之淡然，失之泰然的态度，无疑是人生的一种大彻大悟。
豁达淡定还表现在对是非得失之争的超越。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学说，百家争鸣，由形而下到形而上，各种学说的是非之争十分激烈。对于儒、墨等等是非之争，庄子始终保持从容淡定，主张于己则中止于是非判断，于人则让是非之争“休乎天钧”。庄子在《齐物论》中说：世上事物无“彼”无“此”。从“彼”方看不到“此”之是，只有“此”方才知“此”方之是。所以“彼”方出自“此”方，“此”方也因着“彼”方，“彼”与“此”是相对共生的。有是即有非，有非即有是，是与非因对方的相互关系而产生。而且事物又是随生随灭，随灭随生地无穷变化。“草色人心相与闲，是非名利有无间”（唐·杜牧《洛阳长句二首》）。因而，通达的人“莫若以明”，不会被是非、彼此所纠缠，顺乎自然，物我彼此，各得其所。
明代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云：“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首词纵观历史兴衰更迭，对已往的英雄豪杰一度轰轰烈烈的是非成败之争，以“转头空”，而付之“笑谈中”。杨慎居高临下，俯视历史风云，表现出一种超脱的人生情怀。
秉有豁达淡定性格的人往往是具有大智慧的人。学得老庄人生哲理纵然重要，但这只是学问。学问与智慧不同，学问是一种滋养人生的原料，而智慧却是陶冶原料的熔炉。如罗家伦先生所说：“智慧是一种透视，一种反想，一种远瞻；它是人生含蕴的一种放射性；它是从人生深处发出来的，同时它可以烛照人生的前途。”[3]
范蠡和文种两人都是有学问的人，也都是在最困难时候辅佐越王勾践，共度危难，反败为胜，灭了吴国。当成功之时，范蠡审时度势，急流勇退，漠视唾手可得的功名利禄，向勾践提出辞职归隐。越王勾践挽留范蠡，说：寡人赖先生的谋略，才有今天，正想与先生分国而有之。范蠡知道勾践的话不可信，便决定不辞而别，偷偷离开，浪迹江湖。离开前，他给好友文种留下了一封信，信中写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老兄何不离去？”然而，文种虽然有学问，缺的却是识人的眼光与前瞻的智慧，他留恋既得的富贵，掂量得失，最终没有舍得离去，结果被勾践借故赐死了。
庄子的豁达淡定来自于他“出世”的人生观。相对于庄子这样出世类型的人来说，在持入世态度的人之中，能秉有豁达淡定性格的，应该说更为难能可贵。
豁达淡定对于他们来说，是在经受过人生坎坷、沧桑之后的一种觉悟。这类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最初他们多是全力追求“修、齐、治、平”的人生目标，虽然他们学得老庄人生哲理，但对于他们来说，这只是一门修身的学问；然而，在仕途上遭到挫折打击，人生历经沧桑之后，幡然醒悟，皈依老庄，原本的修身学问升华为精神境界，实现了性格的转换。
此类人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苏轼。苏轼整个人生以儒家的入世精神为主导。他自幼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一心入仕，经世济民。年少得志，前半生一直顺风顺水，仕途坦荡。但是，后半生却卷入政治旋涡。当时朝廷有两派：王安石激进式的变革派，司马光的保守派。苏轼主张渐变式改革，结果既不容于变法的新党，也不容于废新法的旧党，只得被外放到杭州、密州、徐州、湖州做地方官。后来又遭人陷害，发生“乌台诗案”，苏轼因言获罪，屡遭贬谪。如他自述：“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一贬再贬，被贬到海南岛去了。
苏轼人生遭到重创，寻求心理解脱。他一度欲“归依佛僧”“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日”。他在《西江月·平山堂》自述：“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但他执着于入世，终觉“高处不胜寒”“何似在人间”，“彼岸”不是他的追求。他也想学陶渊明，归隐江湖田园。他在《临江仙·夜归临皋》抒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毅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然而，他又不愿舍弃经世济民的理想。
最终，苏轼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道”辙“儒”行。所谓“道”辙，即以道家思想为归宿。苏轼在《次荆公韵四绝》中说：“细看造物初无物，春到江南花自开。”他说的“造物”即“道”，“道”是无形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反复循环轮回，人间的一切都是暂时的。苏轼皈依道教之后，已超越营营得失，站在道家的宇宙观高度看待人生，他在《赤壁赋》里写道：
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食。
从变化的角度看，天地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人生短暂，自然可悲；但是从不变的角度看，那就是天地与我同生，万物与我为一，都将无穷无尽。况且天地之间，万物各有其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唯有大自然，“取之无禁，用之不竭”，尽可以自由遨游，作诗意的栖居。
眼界决定了境界。虽然苏轼的儒家追求一如既往，仍旧坚持不懈地“立功、立德、立言”，但是由于从浩瀚的宇宙俯视人生的波澜，所持“道”的重心变化，使他从滚滚红尘中超然而脱，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因而他面对苦难与坎坷不再消沉，而持旷达乐观的心态。苏轼在《定风波》里借途中遇雨之景，抒述胸襟：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自然就是这样，雨后是晴，晴后是雨。人生之沉浮，世事之宠辱，不足为怪。“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这些风雨又算得了什么呢？风雨过后，便是“山头斜照却相迎”。因而，苏轼对尘世的争斗及命运的坎坷淡定处之，“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被贬到黄州时，他安然而居，写道“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贬到惠州（今广东）与海南，当时那里已经是大陆的尽头了，然而在他从海南回归时，回首这段贬谪生涯，却吟道“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将蛮荒瘴疠之地的生活看作是“兹游奇绝”，这是何等旷达的心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