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启蒙先驱者鲁迅、胡适
清末民初，世界工业文明浪潮汹涌奔腾而起。由于清朝的保守腐败与闭关锁国，中国的农耕文明逐渐被边缘化。在丛林法则下，弱肉强食，落后是要挨打的。在世界列强的侵凌下，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机日益深重，改革自强迫在眉睫。于是，现代中国出现了五四启蒙思潮。这是一波社会性更为广泛，文化改革更为深入的启蒙主义运动。
这次启蒙思潮与早期启蒙思潮具有一定的连贯性，但是性质上存在着显著差别。早期启蒙思潮发生于封建社会，源自中国传统文化内部矛盾，是因为社会文明性质发生量变而导致的文化系统的失衡，是系统内部的一种自我调节，属于自发性的文化改良。然而，在这次启蒙思潮里，为了适应新时代的需要，系统内的道家学说发生了一次角色的转换。道家学说作为西方启蒙思想进入中华文化结构的中介，由原本系统内部充当正常的解构角色转换为叛逆封建社会的启蒙角色。
五四启蒙思潮发生于中国农耕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转型阶段，与早期启蒙思潮相比，无论在人类文明背景或是中国社会性质上，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其一，人类文明阶段变化。西方自16世纪人文主义运动肇始，至18世纪工业革命及思想启蒙运动，已成功完成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时代转型；而东方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更为中国启蒙运动提供了可以仿制的参照系。其二，启蒙运动由自发走向自觉。从1840年开始，中国为了救亡图强，开始自觉向西方学习，进行系统性的文化变革。这次文化变革从物质文化革新开始，其标志是魏源、李鸿章、张之洞的“洋务运动”，宗旨是“师夷长技以制夷”。随后，深入到体制文化革新，出现了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旨在废除君主专制，建立君主立宪制；以及孙中山的“辛亥革命”，旨在推翻满清帝制，建立“共和”体制。最终发展为精神文化的革新，爆发了历史影响深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其三，启蒙主义者由主流社会的“叛逆者”转化为现代文明的“开创者”。参与启蒙的人员众多，从孙中山、梁启超、章太炎、邹容、蔡元培、王国维、陈独秀、李大钊、吴虞、梁漱溟到鲁迅、胡适、郭沫若、钱玄同、刘半农等等，他们分布在政治、经济、思想等各个领域，此起彼伏，互相呼应，逐层推进，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一次结构性的革故鼎新。其四，思想武器新。五四启蒙思潮不再囿于传统文化中寻找思想的武库，而是从西方请来了“赛先生”和“德先生”两位先生，全面引进业已成熟的西方整套的启蒙思想。这次启蒙思潮，在现代文明平台上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一次重新审视与评估，它以“打倒孔家店”为旗帜，以改造中国国民性为己任，以掀翻封建“人肉宴席”为最终目的。
在五四启蒙主义先驱中，鲁迅和胡适无疑是思想领域里的两位旗手。他们的启蒙思想不仅社会影响广泛，而且历史影响深远。笔者在这里通过对他们两人的介绍和解剖，来认识中国现代启蒙思想运动的状况。
五四时期，尽管有“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之称的吴虞，发出了讨孔的6篇檄文，举起“打倒孔家店”旗帜，但是在批判封建礼教的深度上，吴虞及其他启蒙者无人能够超越鲁迅。鲁迅批孔、批封建礼教，其剑锋所指不仅包括孔子及封建礼教，而且把它与支撑它的封建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审判与否定。
鲁迅（1881—1936年），17岁之前在私塾读书，接受的是传统文化。尔后，鲁迅去南京、日本求学，从严复译的《天演论》中接受达尔文、赫胥黎的进化论，以及尼采的哲学等西方学说，树立了以“人”的解放为核心的思想观念，他因此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树人”。1910年回国后，由于自身新旧思想的矛盾，鲁迅一度处于苦闷与彷徨中。但是在新文化运动的感召下，他终于杀出了旧文化营垒，在严厉的自我解剖中剔除身上的“鬼气”，冲出令人窒息的“黑屋子”，成为五四启蒙运动的主将。
在《狂人日记》里，鲁迅以象征方式描述自己自维新变法以来20年间的觉醒过程：“只有廿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古久先生很不高兴。赵贵翁虽然不认识他，一定也听到风声，打抱不平；约定路上的人，同我作冤对。”所谓“陈年流水簿子”，鲁迅在《这个与那个》一文作过注解：“史书本来是过去的陈帐簿”。钱玄同在《古史辨》中说：“《春秋》，王安石说它是‘断烂朝报’，梁启超说它像‘流水帐簿’，都是极当的批语。”这是为什么呢？鲁迅说，就因为当年我对它“踹了一脚”，就引起一伙封建卫道士“同我作冤对”，鲁迅于是爽性查看这些“陈年流水簿子”，寻找其中原因。他说“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10]：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鲁迅本是从文化旧营垒里杀出来的，深谙旧文化的内幕。他通过反思，很快发现了封建礼教隐藏在“仁义道德”背后的“吃人”真相。从此开始，鲁迅“一发而不可收”，以斗士的姿态登上了启蒙舞台。他连续发表了《阿Q正传》《祝福》《孔乙己》《故乡》《离婚》《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二十四孝图》等一系列反封建礼教的作品，从各个方面深入揭露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鲁迅对孔教、封建礼教的批判，不再停留在早期启蒙思潮的道义上的是非问题，或是社会平等不平等问题，而是直挞其吃人的罪恶；鲁迅所揭露的孔教、封建礼教的吃人罪恶，也不再停留在局部的暂时的现象上，而是直挞其整个的吃人历史。他毫不留情地揭露：“所谓中国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11]在现代启蒙者中，鲁迅无疑是第一个以“吃人”的罪名对封建礼教及其寄生的整个封建社会提出强烈的控诉，并加以全面而彻底的否定。
鲁迅对封建礼教的批判深度，不仅表现在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真相，还在于他深入剖析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方式。封建礼教的“吃人”是不见血的，它的方式是通过严密的家族性社会等级制度，分出上下贵贱，让人们在“吃”与被“吃”之间安分守己，心甘情愿。众所周知，在封建社会里，“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一级“吃”一级，理所当然，习惯成自然。鲁迅之深刻，在于他发现封建礼教的“吃人”方式不只是建立了森严的等级，还在于它构建了一个无形的“吃人链”。鲁迅按照封建礼教“人有十等”的等级依次推理，加以发掘。他补充说：“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12]原来等级是个周而不殆的怪圈。正因为存在这个人吃人的循环怪圈，中国人一边被人吃，一边又去吃人，人人才心安理得，麻木不仁。
这个怪圈无限地循环，形成了历史的惯性，积淀为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奴性”。鲁迅认为：“中国只有两种人：主子和奴才。以奴性自处的人，得志时是主子骄横跋扈，表现出兽性的残忍；失意时是奴才，摇尾乞怜，惟主子之命是从，分取吃人的余羹，现出奴的卑微和无耻。”这种“集体式的奴性”，为“吃人”提供了“从来如此”的合理性和自发性。因此，鲁迅愤怒地呐喊：“从来如此便对吗？”
鲁迅站在现代启蒙思想的高度，第一次揭开被层层温情包裹、先贤光环掩盖着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真相：
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弯子了。有更其直截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
中国的出路就是要走出“一治一乱”的怪圈，推翻这个“吃人”的社会。鲁迅在《灯下漫笔》一文中说：“无须反顾，因为前面还有道路在。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怎样才能走出这个怪圈呢？鲁迅认为中国亟待的是文明的“进化”，在《狂人日记》里，他正告“大哥”（封建礼教的卫道士）：
大哥，大约当初野蛮的人，都吃过一点人。后来因为心思不同，有的不吃人了，一味要好，便变了人，变了真的人。有的却还吃，——也同虫子一样，有的变了鱼鸟猴子，一直变到人。有的不要好，至今还是虫子。这吃人的人比不吃人的人，何等惭愧。怕比虫子的惭愧猴子，还差得很远很远。
鲁迅说的由“野蛮的人”变成“真的人”，意思是中国人只有通过“人”的觉醒，才能真正终结“吃人”的传统，走向现代文明社会。
当然，鲁迅绝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虽然在文化意识上，“反传统”是他的主基调，但是他在严厉批判、否定封建礼教的同时，也明确地指出“中国的脊梁”所在：
然而，在这笼罩之下，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13]
正是因为中华民族具有“中国的脊梁”——优秀的文化传统，因此才能在饱经封建礼教苦难的漫长历史之中，依然充满着活力，依然充沛着正气，依然保持着向上的生命力。
在五四启蒙先驱中，如果说鲁迅是反传统的代表，侧重于批判，侧重对旧文化的“破坏”，那么胡适则是启蒙理性的代表，侧重于“再造文明”，侧重对新文化的“建设”。
胡适（1891—1962年），19岁之前在私塾读书，后留学美国，深受实验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影响。1919年，胡适发表《“新思潮”的意义》，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是他实施国人启蒙的思想纲领。
首先是研究问题。胡适认为中国的启蒙运动应该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从具体的问题入手，脚踏实地地进行文化革新。他首先关注的是语言问题。语言是启蒙的媒介，统一并普及民族语言在普及启蒙思想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胡适指出：中国文明的进步，“吾以为文学在今日不当为少数人之私产，而当以能普及最大多数之国人为一大能事”[14]。国人的思想启蒙，必须首先对语言进行改良，以大众流行的白话文取代僵死的文言文。基于这个认识，胡适率先在中国发动了白话文运动。1917年1月，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
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胡适认为自古至今流通的文言文，已经不适宜现代文明的需要，它的弊端是“难以明义，难以交流，难以普及，难以达情意表情，属半死状态，故应改革之”。而白话文才是适宜现代大众交流的语言，因为它完全没有这样的弊端，“属活泼文字，故应提倡之”。文学是语言传播的载体与典范，倡导白话文必须从文学入手，因此胡适进而具体阐述了从八个方面去改良旧文学。胡适认为，创造新文学是启蒙者肩负的历史使命，他第一个发出了“文学革命”的呼声：
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
随后，胡适连续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对建设“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提出一系列建设性的意见。胡适不仅从事新文学的理论建设，而且从事新文学的实践。1917年2月，胡适率先从旧文学的堡垒——诗歌进行突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诗八首，以实践说明新诗“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不久，他将自己写的新诗结集出版，这就是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一部新诗集《尝试集》。1919年3月，胡适又扩大新文学的实践领域，发表了中国第一部话剧《终身大事》，提倡恋爱、婚姻自由，抨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习俗。无可非议，胡适是新文学的奠基人之一，是开一代风气的人物。在他的倡导下，五四新文学形成了历史的潮流，涌现出鲁迅、郭沫若、周作人、茅盾、郁达夫等等杰出的作家，以及“为人生”派、“为艺术”派、象征派、现代派等等文学流派。
胡适在启蒙上所持的理性态度，还表现在对待传统文化的取舍上。他与鲁迅的区别在于，鲁迅对待传统文化是从封建礼教着眼，基本持否定的态度，他在《青年必读书》一文中明确地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胡适却着眼于“国故”，他提出了“整理国故”的主张。什么是“国故”？1923年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中，胡适解释：“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他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故’包含‘国粹’；但他又包含‘国渣’。我们若不了解‘国渣’，如何懂得‘国粹’？”胡适反对盲目地反传统文化，而应该分清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有舍有取。一个民族是无法割断自己的文化传统的，只有重视传统，继承传统，才能更新传统，再造新的文明。
胡适为此专门创办了《国学季刊》。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胡适提出了整理国故的科学方法：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突破儒学经典的狭窄范围，把眼光扩大到“三教九流”“稗官野史”。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分门别类整理，细分成为具有系统性的“专史式”研究。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运用中外文化比较来诠释分析。胡适还提出，在整理中要做到“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即要打破旧有观念的束缚，大胆创新，对未解决的问题提出新的假设；同时，在求证假设中要尊重事实，尊重证据。
在“整理国故”运动中，胡适身体力行，对《水浒传》和《红楼梦》等国故作了研究考证。《〈红楼梦〉考证》可以说是胡适这方面的代表作。胡适围绕《红楼梦》这部古典名著，拓展研究视野，广泛搜集有关作者的线索和各种流传的版本，经过系统分析论证，推翻了近百年来学界关于这本“奇书”的各种“索引”与“附会”，指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这部书只是作者的自叙传。胡适此论开创了“红学”研究的新方向，因此立即引起了轰动，被学界称为“新红学”。“新红学”作为“红学”的一个学派，影响十分深远，直到如今仍在“红学”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历史实践证明，由胡适倡导的“整理国故”事业，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历时近一个世纪，由于无数学者前赴后继的努力，在整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上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
综上所述，五四思想启蒙运动发轫，其思想武库主要来自西方。但是，人类文化发展史早就证明：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任何外来文化只有融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系统，才能为我民族所用。外来文化融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系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同化”。传统文化系统将外来文化进行适当转换、改造，融化为系统的文化元素，适应于系统的结构机制，例如印度的佛教文化。另一种方式是“顺化”。因文明的更迭，传统文化系统固有的结构、元素与时俱进，进行改变调适，以容纳新的文化，从而更新系统的结构机制，提升文明层次。如鲁迅在《关于知识阶级》一文里所说：“虽是西洋文明罢，我们能吸收时，就是西洋文明也变成自己的了。好像吃牛肉一样，决不会吃了牛肉自己也即变成牛肉的……”五四思想启蒙运动显然属于后一种“顺化”方式。
但是，即便是“顺化”方式，也要有传统文化系统的内因根据，也就是接受外来文化的中介。中介是结构在“顺化”过程中，由“外”融入“内”的切入点，只有通过切入点，外来文明才能融入传统文化系统，才可能实现系统内部的结构更新。五四思想启蒙运动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系统的中介，就是楚文化。
楚文化的文化精神核心是自然的“人”，而五四思想启蒙运动的核心思想就是“人”的发现。鲁迅在《随感录四十》一文里说，要将人变成“真的人”，“东方既白，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胡适在《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里强调个人的觉醒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为个人争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争取个人的人格就是为社会争人格”。郁达夫说得更明白：“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15]可见，楚文化在“人”的理念上，与西方启蒙思想具有同构性的文化基因。尽管在“人”的觉醒上，五四启蒙思想与道家在文明层次上不同。道家是复古的，要求否定现存秩序，回归人的初民状态，做自由无为的自然的人；而现代的启蒙，虽然也是否定现存秩序，恢复人的本性，但要求人改造传统的劣根性，适应时代的发展，做具有科学、民主等现代文明素质的自觉的人。然而，由于在“人”的文化基因上的同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因此切入点而得以“顺化”现代文明，从而实现结构上革故鼎新，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1]《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卷二第42页。
[2]《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卷二第78页。
[3]李贽：《续焚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卷二第66页。
[4]李贽：《续焚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卷四第100页。
[5]李贽：《焚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卷三第87页。
[6]张建业主编：《李贽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七卷第360页。
[7]张建业主编：《李贽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七卷第351页。
[8]张建业主编：《李贽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七卷第361页。
[9]张建业主编：《李贽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七卷第69页。
[10]鲁迅：《致许寿裳》1918年8月20日。
[11]鲁迅：《坟·灯下漫笔》
[12]鲁迅：《灯下漫笔》，见钱谷融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上卷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6页。
[13]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见张效民主编《鲁迅作品赏析大辞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年版，笫724页。
[14]胡适：《胡适文集》第1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9页。
[15]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