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文化与民族性格

人性包括人格与性格。人格是人的动力系统，性格则是人的行为与心理的表现方式。关于人格，心理学家马斯洛对它的内在结构与机能已经有了科学的分析，这里略过不提。这里说的是性格。性格又称作个性，因人而异。人的性格的形成，有一定的先天性，比如有的人急性子，有的人慢性子，有的人胆大，有的人胆小，等等；但总体看来，性格主要还是后天形成的，由个体的文化环境所决定。

文化是人的生活方式，性格是适应文化环境的产物。所谓“生存竞争，适者生存”，处于怎样的文化环境，人就会形成适应所处文化环境的性格。一个民族的性格是在民族传统文化大环境里形成的，又随着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发展而变化。而民族传统文化本身是个文化系统，包蕴着各个文化层次以及层次中众多的文化元素。随着系统的运动，在不同地域、不同时代会形成不同的文化环境，从而孕育出不同的民族性格。所以民族性格不是单一的，它是多样的。这种多样性既表现在空间上，即个性群体的多样统一，以及个性本身的多样统一；也表现在时间上，即民族性格具有时代性，它随着民族文化整体社会环境的演变而演变。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性格是一个具有内在调节机制的自在的生态系统。

中华民族传统性格的概貌，大体可以分为下述三个层次：

从物质文化层次上说，中华民族传统社会基本上处于农耕文明阶段。小生产者的农业文化，以“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给自足为基本生活方式，中华民族因此形成了小生产者的自力更生、吃苦耐劳、因循保守、淳朴温顺等性格。

从制度文化层次上说，在漫长的宗族制度下，中华民族形成了光宗耀祖重面子、裙带关系重亲情等性格；自秦以来的中央集权专制制度下，中华民族形成了安分守己、循规蹈矩、趋利避害、明哲保身、欺上瞒下、自欺欺人，以及主奴性等性格。

从精神文化层次上说，受儒家文化影响，中华民族形成了忧国忧民的忧患、白首穷经的执着、一心入仕的追求、杀身成仁的气节等性格；受佛教文化影响，中华民族形成了慈悲、怜悯、虔诚、迷信等性格；受道家文化影响，中华民族形成了豁达淡定、知足常乐、韬光养晦等性格。

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城头变幻大王旗”，分分合合，改朝换代，在不同的时代，不同性质的社会，民族的主导性格是不同的。现代学界习惯称民族的主导性格为国民性。就国民性而言，“从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国人的性格历程如同直跌下来的三叠瀑布，其落差之大，令人惊讶。源头的中国人，品格清澈；唐宋时的中国人，雍容文雅；及至明清，中国人的品质却大幅劣化，麻木懦弱，毫无创造力”[1]。

20世纪初，在中国社会文明转型时期，梁启超、鲁迅、胡适等先驱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命题。他们的尝试最终失败了。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观点存在着两个明显的偏颇：其一，因果颠倒。他们的观点是“国民性先行论”，主张通过改造国民性来改造中国社会。然而，国民性实际上是由文化环境所造成的，文化环境是“因”，国民性是“果”。欲改造国民性必先改造中华民族的社会，改造文化环境，而不是本末倒置，通过改造国民性来改造社会。其二，否定一切。中华民族传统的国民性并不是单一的，由于传统文化环境里优秀文化与糟粕文化同在，其形成的国民性势必也良莠并存，因而不能以偏概全，只看到国民的劣根性，对优秀的国民性视而不见。鲁迅掌握辩证法后，对后者有一段著名的论述，他说：“……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2]

本章着重谈一下楚文化对中华民族性格形成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