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乐天知命
人从降到世间开始，就是不平等的。有的人出生在富贵人家，有的人出生在贫穷人家，有的人生来地位就尊贵，有的人生来地位就低贱；及人立业之后，也同样如此，有的人有贵人相助，或事事顺利，或绝处逢生，有的人却没有机遇，或到处碰壁，或功败垂成。如此种种的不确定性、随机性，本就是社会的自然生态。对这种自然生态，人们只能面对，而无法做出改变。怎样来对待人生的幸与不幸呢？在这个问题上，性格显得十分重要，因为性格决定了人的心态，而心态直接影响到生存的感受，而生存的感受决定人的生活质量。
辛弃疾罢官回上饶后，住在瓢泉，生活过得十分清贫，他写《水龙吟·题瓢泉》述怀：
稼轩何必长贫，放泉檐外琼珠泻。乐天知命，古来谁会，行藏用舍。人不堪忧，一瓢自乐，贤哉回也。料当年曾问，饭蔬饮水，何为是、栖栖者。
且对浮云山上，莫匆匆、去流山下。苍颜照影，故应流落，轻裘肥马。绕齿冰霜，满怀芳乳，先生饮罢。笑挂瓢风树，一鸣渠碎，问何如哑。
辛弃疾将瓢泉溅起的朵朵浪花比作琼玉珍珠，将其视为自己的财富，以“一瓢自乐”而感到满足。为什么辛弃疾遭到贬谪后没有沮丧，反而对“行藏用舍”毫无遗憾？关键就在他的“乐天知命”性格。
“乐”与“悲”是个人的感觉问题，会随时随境发生变化。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具体描述了迁客骚人登楼面对不同季节景色的感觉：“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而“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范仲淹描述的这种感觉偏重于感性心态，因景而异。如果把它演化为一种学理，即上升到“知”，形成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那就会超越变化多端的感性，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那时面对不同的境遇就会持有一种理智的心态，无论处于顺境或是逆境，都会坚持作出自己的价值取向，实现自己的人生意义，从而成为一种性格。
“乐天知命”性格，关键在于对天命的理解。道家与儒家都讲天命。“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孟子·万章》）“莫知其所终，若之何其无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庄子·寓言》）显然，两者所谓的天命，指的都是非人力所能及，是人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但是，儒、道两家对待天的态度是有差异的。哲学家张岱年先生指出：“儒家虽讲命，而仍不废人事，实以尽人事为基本；道家则不谈人事，专言天命。”[4]
儒家讲的“乐天知命”，如荀子《天论》中所说：“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他是入世的，有追求的。《曾国藩家训》中有一段语录，在这方面很有代表性：
静中细思，古今亿百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当思一搏。大地数万里，不可纪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夜仅一榻耳，当思珍惜。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一毛耳，当思多览。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及者，不过太仓之粒耳，当思奋争。
然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而当思择善而约守之；知事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
道家讲的“乐天知命”，如庄子在《德充符》说：“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于灵府。”人的“死生存亡，穷达贫富”等变化都是自然的生态，人们无法知道，更无法掌控。所谓“乐天知命”，就是不顾虑成败祸福，对现实坦然夷然，持无为清静的态度，将穷达得失之念不往来于胸中。
庄子曾经以山木为例作过阐述。“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庄子·山木》）“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庄子·人间世》）同是山木，有的被“伐之”“割之”，有的“终其天年”，实际上两者都有自己存在的意义，不过前者是“有用之用”，后者则是“无用之用”。所以当处于一种自我难以选择的生活境遇时，重要的不是庆幸与埋怨，而是对这境遇持一种积极的态度。《明史》中记载着一则历史故事：
金溪胡九韶家甚贫，课儿力耕，仅给衣食。每日晡焚香，谢天赐一日清福。其妻笑之，曰：“一日三餐菜粥，何名清福？”答曰：“吾幸生太平之世无兵祸，又幸一家饱暖无饥寒，又幸榻无病人，狱无囚人，非清福而何？”
胡九韶家境很贫困，他一面教书，一面努力耕作，仅仅维持衣食温饱。每天黄昏时，胡九韶都要到门口焚香，感谢上天赐给他一天的清福。他的妻子不以为然：“我们一天三餐都是菜粥，怎么谈得上是清福？”胡九韶说：“我庆幸生在太平盛世，没有战争兵祸。又庆幸全家人都有饭吃，有衣穿，没有挨饿受冻。还庆幸的是家里没有病人，没有囚犯。这不是清福是什么？”胡九韶与他的妻子在对待清贫生活上所持人生态度不一样，胡九韶从积极的价值去看，因此感到满足而幸福，而他的妻子从消极的价值去看，没有满足感，只是得过且过。
“天命”，无疑是生活给人出的一道必答题，每个人都无法选择，只能回答，但可以给出不同的答案。快乐的人对生活的答案就是两个字：知足。其实，人的需要只要不贪婪，没有过多的占有欲望，总是有限的。“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庄子·逍遥游》）知足就是对力所能及的生存状态满足。事能知足心常乐，人到无求品自高。白居易晚年生活之所以过得悠闲常乐，他在《醉吟先生传》一文中揭示了其中奥秘：“吾生天地间，才与行不逮于古人远矣；而富于黔娄，寿于颜回，饱于伯夷，乐于荣启期，健干卫叔宝，幸甚幸甚！余何求哉？”白居易是唐代杰出的诗人，他却称自己的才华远不及古人。生活诸方面，他与不如己的古人比较：论富贵，自己比黔娄富裕多了，黔娄死后穷得连一条完整的盖尸布都没有；论寿命，自己比颜回长寿，颜回只活到40岁就夭折了；论温饱，与伯夷相比，自己衣食无忧，而伯夷饿死在首阳山下；论快乐，荣启期算是春秋时最快乐的人了，荣启期所具有的快乐自己都有，荣启期没有的乐趣自己也有；论健康，晋代名士卫叔宝虽然风采奕奕，年纪轻轻却已疾病缠身，形容枯槁，自己虽是晚年，仍然健朗。白居易面对生活这道必答题，采用的参照系是那些生活质量不如自己的人，通过全方位的比较，感到由衷的满足和幸福。
当然，知足的负面是惰性，不思进取。胡适先生说：“知足的东方人自安于简陋的生活，故不求物质享受的提高；自安于愚昧，自安于‘不识不知’，故不注意真理的发见与技艺器械的发明；自安于现成的环境与命运，故不想征服自然，只求乐天安命，不想改革制度，只图安分守己，不想革命，只做顺民。”[5]
乐天的人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随遇而安。人生所遇有顺有逆，有荣有辱，有难有易，有输有赢。无论所遇什么，都持心安理得的态度，保持内心的宁静，淡然处之，只将它作为人生憩息的一个驿站。
据唐史所载，刘禹锡在任监察御史期间，因得罪权贵，被贬到朗州当司马，又被贬安徽和州县当通判。按唐时规定，通判应住衙门内三间三厅之房。和州县的策知县认为刘禹锡是被贬之人，故意刁难他，先安排他到城南门外临江的三间小房居住。刘禹锡不以为意，反而高兴地即景写了一副对联贴在门上：“面对大江观白帆，身在和州思争辩。”策知县知道后，甚为恼火，又吩咐差役将刘禹锡的住房由城南移到城北，并把住房面积减去一半。此房位于德胜河边，附近垂柳婆娑，青水涟漪。刘禹锡仍不计较，依然怡然自乐，又撰写一副对联：“杨柳青青江水平，人在历阳心在京。”策知县闻讯后，更加不满，又下令将刘禹锡的住房迁到城中，而且是一间破旧小房，房内只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仅仅半年光景，刘禹锡的“家”被折腾了三次。但是，刘禹锡处变不惊，依然泰然处之，从容写下《陋室铭》，并请人刻碑立于门外：“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曰：何陋之有？”
当然，“乐天知命”与“麻木不仁”在性格上有类似的特征，那就是认可命运，因此两者之间往往只有一步之遥。但是，两者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乐天知命”的人体现的是自我的价值，是主体对命运抱着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而“麻木不仁”的人，则失去了自我，泯灭了主体性。故鲁迅把“麻木不仁”归为国民劣根性。鲁迅笔下塑造的人物，诸如失去人格的祥林嫂、以精神胜利法维持自我尊严的阿Q、变得浑噩畏缩的润土等等，皆是“麻木不仁”性格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