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学说与稷下学派
春秋战国时期发生的“百家争鸣”，是一个宏大的社会现象。稷下学宫则是“百家争鸣”的一个社会缩影。据历史记载，战国时期的齐国在都城临淄稷门外面，设立了中国最早的由官方举办、私家主持的学术中心——稷下学宫，招致天下学士讲学、辩论、进言，在学宫内任其“不治而议论”。齐国敢于畅开言路，是因为它拥有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一心想称霸中原，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畅开言路的目的是选贤任能，在众说之中选择最佳的革新政治的方案。因此，稷下学宫实质上是齐王治国理政的一个智囊团。经过几代人的经营，至齐宣王（约前350—前301年）时，稷下学宫达到了鼎盛：“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此时，汇聚于稷下学宫的各地学者多达近千人。由于稷下学宫执行“无官守，无言责”的方针，提供了良好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环境，因此这里汇集了道、儒、法、墨、名、兵、农、阴阳等各家学派，一度出现了“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的蔚为壮观的盛况。稷下学宫历时长达一个半世纪，直至齐国灭亡而息。
稷下学宫宽容的学术氛围，吸引了诸子百家学派的著名学者，如儒家的孟轲、荀子，道家的田骈，阴阳家邹衍，等等。他们都曾到过这里讲学，不仅兜售学说，而且广招门徒。稷下学宫的学生，当时称作“稷下学士”。他们在学宫里可以自由选择导师，可以自由选择课程，可以自由参加辩论，可以各自发挥所长。
稷下学宫举办过多次各学派的大辩论。最有影响的大辩论，有“王霸之辩”，辩论在群雄并起的政局下，怎样实现由乱到治、由分裂到统一，是实行王道还是霸道等问题；有“义利之辩”，辩论君王治国理政应该重利还是重礼；有“天人之辩”，辩论天道与人道的关系，是遵天道还是遵人道；有“人性善恶之辩”，辩论人性是善还是恶，对人性进行诱导还是以法规范。至于其他的辩论，诸如“攻伐寝兵之辩”“名实之辩”“世界本原之辩”等，可说是不胜其数。
稷下学宫虽然兼容百家学说，但办学的指导思想十分明确，就是倡导黄老学说。黄老学说可以说是学宫的官学，因为它有田齐政权的支持。由于黄老学说思想体系本身具有内在的开放性，它以“道”兼容百家，以“帝”业面对现实，因而在稷下学宫里，黄老学说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许多著名学者虽然有各自的主张，但在稷下学宫的学术氛围下，最终不同程度地接受了黄老学说，有的甚至转变成黄老学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可以说，通过稷下学宫的争鸣，黄老学说向诸子学说扩散，对诸子学说产生了巨大影响，以至于在战国末期形成了蒙文通先生所说的“黄老独盛，压倒百家”的局面，成为显学中的显学。
这里以荀子为例。荀子与孟子一样，以孔子的继承人自居，是儒家的一代宗师，其学术影响不言而喻。他与孟子都曾三次赴齐国游学，但境遇却不一样。孟子的学说始终没有得到齐王的认可而受到重用，荀子却三次出任稷下学宫的“祭酒”，主持稷下学宫，深得齐王所尊。原因是荀子在稷下学宫中与时俱进，他受到黄老学说启示，立乎其大，自觉打开了儒家思想的封闭体系。郭沫若在《十批判书·荀子的批判》指出：荀子思想“相当驳杂”，与其说是儒家，“倒很像一个杂家”。“他实在可以称为杂家的祖宗，他是把百家的学说差不多都融会贯通了……或者是正面的接受与发展，或者是反面的攻击与对立，或者是综合的统一与衍变。”经过稷下学宫的阅历，荀子的思想不仅仅集儒家之大成，而且本着黄老学说而兼容百家精华。
荀子之“杂”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思想之“杂”。在宇宙观上，孔子持的是天命观，“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第三》）。“天”是儒家心目中的“必然”化身。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观点，认为天命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孟子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至而至者，命也。”（《孟子·万章上》）在孟子看来，人民的降生、事业的成败、帝王的权位、天下的治乱，都是天的指令，天命不可违。荀子一反“天命观”，他接受了老子的“道法自然”之“道”：“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道”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天、地、人皆要法“道”，遵循“道”，同时要各司其职，“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谓之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荀子·天论》）。因而要“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
在治世观上，孟子主张重王道轻霸道，“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荀子不仅崇尚王道，同时冷静分析当时列强争霸现实，也不否认霸道，主张以王道为本而王、霸兼容，所谓“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实际上倾向于管仲学派的王霸并举（《荀子·王霸》）主张。孟子重王道，因此持“性善说”，人之初，性本善，认为以“义”劝世，“人皆可以为尧舜”。在孟子看来，只要建立封建的伦理道德和礼法制度，对民施以教化，使之上下有序，各安其所，便能化解人与人之间物欲上的争斗。荀子不以为然，他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人性生来便是自私的，“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所谓“善”不过是假象。如果“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纷乱理而归于暴”，所以对民众要以“礼”来节制，同时必须诉诸一种强制性，即由“礼”转为“法”。因而荀子主张礼法并举：“礼以定伦”，有礼治社会才上下贵贱有序，同时要法来“定分”，使百姓各安其位。“法”与“礼”有不同规则，“法”讲的是赏罚分明，在“法”面前，不论贵族和平民，一切人皆是平等的。
在历史观上，孔子向来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孟子继承孔子道统，持“法先王”观点。所谓“法先王”，即效法古代圣明君王的言行、制度，言必称尧、舜、文、武。在孟子看来，倘若为政不“遵先王之法”，那就是离经叛道，人神共诛之。荀子也认为“先王之道，仁之隆也”。但是荀子指出，“先王”毕竟时代久远，“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荀子·非相》）。荀子认为人事总是先行后知，由行致知，“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渊，不知地之厚也”（《荀子·劝学》）。离开现实的“行”，照搬以往的“知”，是本末倒置。因而荀子认为应该厚今薄古，“法先王”必须通过“法后王”的途径才能实现。因为时代不同了，荀子认为当今之世，“略法先王而足乱世，缪学杂举，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荀子·儒效》）。只有“法后王”，才能统一天下。荀子所谓的“后王”，实际上是一种理想人格的化身，即既能适应社会之趋势，又能集义利、王霸、礼法于一体的君王。
荀子在“帝”天下思想上，不仅兼取法家主张，而且兼取名家的主张，提出“制名以指实”的思想。荀子认为要统一“制名”：“明贵贱”，在伦理上正名，使贵贱有等，亲疏有别；“辨同异”，在法律上正名，区别士、农、工、商的职业分野和各种等级称谓。通过正名，实现名实相符，建立统一的社会秩序。
可以说，荀子是由儒家大师转化成为黄老之学的代表人物。荀子是赵国人，由赵入齐，荀子晚年则居楚并终老于楚，这与楚地是道家的发源地，具有他所向往的文化氛围不无关系。
其次，荀子麾下的门徒也“杂”。荀子名曰儒家，培养的弟子却不仅有贾谊之类著名的儒家，也有李斯、韩非子之类著名的法家。《史记》记载，李斯“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荀子的“帝王之术”，是通过李斯的实践体现出来的，北宋苏轼在《荀卿论》中说：“荀卿明王道，述礼乐，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此外，荀子的门徒还有集“法、术、势”法家思想之大成的韩非子。韩非子虽然是法家的代表人物，然而他的法家学说中却分明流贯着黄老学派的血脉。韩非子理论中，一个重要特征是将道家虚静无为的思想融入君王集权的“法治”。他在《主道》中说：
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故虚静以待，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有言者自为名，有事者自为形，形名参同，君乃无事焉，归之其情。故曰：君无见其所欲，君见其所欲，臣自将雕琢；君无见其意，君见其意，臣将自表异。故曰：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旧去智，臣乃自备……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躬于智；贤者勑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躬于能；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故君不躬于名。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此之谓贤主之经也。
意思是：君王之术重要的是遵循“道”，坚守虚静，不要表露个人的欲望和看法，让群臣无从探测君王的心意，杜绝群臣揣摩顺从君王心意竞相作伪，这样才能“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贤者勑其材，君因而任之”，自如地驾驭群臣，成为贤主。
上述可见，稷下学宫是当时百家争鸣的学术中心，也是黄老学说的发源地，黄老学说正是从这里推向南北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