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学与理学的分野
尽管宋明理学与道家学说在万物本源认识上趋同，都发源于“道”，但在人格建构的价值取向上却是殊途。犹如长江、黄河，两者都发源于青海，源头相差不远，然而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一个流向北方，是一条滚滚奔腾着的中原儒家文化大河，一个流向南方，是一条静静流淌着楚文化的大江。
宋明理学与道家学说，两者都追求“穷理”，“万物与我为一”。理学的“穷理”是“圣贤”人格理想的自觉，是明明德“学圣人”的工夫。在理学中，天理既指自然规律，也指普遍的伦理道德准则。理学将伦理道德准则纳入自然规律范畴。“人伦者，天理也。”[17]“圣人，人伦之至。伦，理也。”[18]“视听言动，非理不为。即是礼，礼即理也。”[19]在宋明理学里，人伦秩序即天理，认为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20]。而人伦秩序形之于“礼”，礼即社会的礼仪典章制度，为儒家的“非礼莫视，非礼莫听，非礼莫言，非礼莫动”提供了合理性与可操作性。在理学辞典里，“非礼”就等于“非理”。王守仁在《博约说（己酉）》里说得更明白：
夫礼也者，天理也。天命之性，具于吾心，其浑然全体之中，而条理节目，森然毕具，是故谓之天理。天理之条理谓之礼。是礼也，其发见于外，则有五常百行，酬酢变化，语默动静，升降周旋，隆杀厚薄之属。
道家“穷理”的“理”是自然规律，是人的自然本性，不包含宋明理学人为的“礼”。反之，道家是反对“礼”的，道家要“穷”的“理”，是逆“礼”之道，回归自然秩序，回归自然人格，恢复人的个性。如老子《道德经》第十八章所说：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显然，在对待“礼”上，道家与理学家所持态度截然相反。道家指斥“礼”是道德堕落的结果。“礼”不仅不是“道”的体现，而恰恰是因为大道被废弛才有的。道家认为，原始社会有“大道”，人与人之间原本是各得其所、自由平等的，一切秩序自然和谐；然后社会发展了，世道变了，出现了尔虞吾诈、你争我夺，于是提出了“仁义”。“仁义”原本是天经地义的自然，一到叫嚷讲“仁义”，意味着“仁义”已经极度缺失。同样，六亲原本是和睦的，臣子原本是忠诚邦国的，到了要以“孝慈”“忠臣”作为榜样，教化大众，这说明“孝慈”“忠臣”已经极度缺失。所以儒家提倡宣扬“礼”，实际上是对自然的一种反动，会给社会带来严重的危害。
道家与理学家在价值取向上也是相悖的。“圣人”是两者共同的人格理想。道家的“圣人”理想，在价值取向上是出世的，“无为”的。庄子在《逍遥游》中作过阐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至人”也叫真人，是人格的第一境界。所谓“至人无己”，意思是至人的自我不再“有待”，“至人之用心若镜，不迎不逆，应而不藏，故胜万物而不伤”。“与天为徒”，与自然万物之间和谐相处，就是至人境界。“神人”是人格的第二境界。所谓“神人无功”，意思是神人不为树立自我而“有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清虚无为，以身作则，就是神人境界。“圣人”则是人格的最高境界。所谓“圣人无名”，即“天人合人”，做到“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
理学也提出“立人极”。所谓“立人极”，就是做人的最高境界——“圣人”。理学的“圣人”，在价值取向上是入世的，其标准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遵循“伦理”之道的典范。“圣人，人伦之至。伦，理也。既通人理之极，更不可以有加。”[21]理学讲“正心”，“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荀子·不苟》）。周敦颐在《通书》中把“诚”视作人伦之源，“诚，五常（仁义礼智信）之本，百行之源也。静无而动有，至正而明达也”。因而，“诚者，圣人之本”。如何才是“诚”？“存天理，灭人欲”。理学认为：“灭私欲，则天理自明矣。”在理学里，“灭人欲”才是圣人境界。
什么是“灭人欲”？理学认为，“人欲”就是“私欲”。王守仁在《传习录》中说：“灭人欲”就是要“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欲，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只有做到“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实质上，理学要灭的“人欲”并非只是“好色、好货、好名等私欲”这么简单。
现代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先生对人格结构作过科学分析，他指出人的基本需求包含五个层次：1.生理需求，衣、食、住、行、性的生理要求；2.安全需求，生命安全、财产安全等要求；3.爱的需求，爱情、友情、亲情等归属要求；4.尊重需求，人的自尊与受人尊重的要求；5.自我实现的需求，实现个人理想、抱负的需求。马斯洛认为，人的这些需求的满足在现实中是依次逐层递增的，欲望由小到大，由低到高，无止无境。马斯洛所说的人的基本需求，在理学看来都是“私欲”，都在灭的范围。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说得很清楚：“非礼处便是私意”，凡是与“礼”不合的“私欲”都要灭。
历史实践证明，理学的“三纲五常”要灭的是人的整个人格。以“夫为妇纲”为例，程颐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清代学者方苞写过一篇《康列女传》，记述了一件贞节的故事：康烈女是个商人的女儿，由父母做主许配给贫家之子张京。可还没过门张京就死了。康烈女因为已有婚约，不得不以张氏媳妇自居，最终上吊自杀殉夫。清代时期，京师、省府、州县等地都修建有“节孝祠”“大牌坊”，用来表彰节妇烈女。凡节妇烈女，官府皆发给30两“坊银”，由本家为她们建坊；节烈事迹突出、影响大的，皇帝还亲自“御赐诗章匾额缎匹”。凡是节妇烈女，她们的名字还可以列入正史和地方志，垂名史册。因此，社会形成了浓重的“贞节”氛围，成千上万的妇女被逼以身殉夫。节妇贞女们为了“克己复礼”，不仅主动“灭”了自己的爱情、青春，而且不惜“灭”了宝贵生命。鲁迅先生在《我之节烈观》一文中说：“由汉至唐也并没有鼓吹节烈，直到宋朝，那一班‘业儒’才说起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话。”可见宋明理学“灭人欲”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之大。
一般说，人的需求层次愈高，主体性的体现愈强。理学要灭的是人的整个人格，因此所“灭”不只停留在人的生存、安全、归属等一般层次，甚至深入到人格中的最高层次——“自我实现”的需要。明代大儒方孝孺是理学的圣人，他是建文帝的老师，对建文帝忠心不二。建文帝叔父朱棣篡夺江山后，朝中大臣大多见风使舵，降臣朱棣，方孝孺却宁死不屈，拒绝投降称臣。朱棣登基时，方孝孺身穿孝服当庭大哭，朱棣劝他：先生不要这样，我只是效仿周公辅助成王而已。这是朕的家事，先生不必计较。朱棣为了表示对方孝孺的尊重，请他拟即位诏书，方孝孺奋笔疾书“燕贼篡位”，并大骂“死既死耳，诏不可草”。朱棣大怒，将其杀害，并诛灭其十族。
清代顾炎武在《日知录·正始》中说过一段著名的话：“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意思是，亡国只是政权更迭，而亡天下则是人伦丧失。方孝孺的死只是为建文帝尽忠而已，为了捍卫理学的人伦，竟丢弃了儒家“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大义，泯灭了自我。
理学提出的“人伦”，从本质上说，就是家族的伦理，目的是弘扬家族性质的集体主义，强迫个体放弃自己的理想和追求，绝对服从家族的利益，实现家族群体存在的意义。理学为中国传统社会建立了严密的伦理秩序，因此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和支持，自宋明以来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在此后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道学的个体意识在理学的强大压抑下，只是一种自在的精神状态，被挤在了一个狭小的社会空间里。只有当人不堪现实重负之时，才会归隐于自然，逃遁于精神世界，来释放生存的焦虑，解构群体的压力，恢复自我的尊严，实现个体的存在价值。
[1]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38页。
[2]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74页。
[3]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24页。
[4]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页。
[5]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82页。
[6]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3页。
[7]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9页。
[8]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62页。
[9]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2页。
[10]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8页。
[11]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8页。
[12]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6页。
[13]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99页。
[14]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60页。
[15]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77页。
[16]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77页。
[17]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94页。
[18]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2页。
[19]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4页。
[20]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7页。
[21]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