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文化精神
首先谈一下“文化”的含义。文化是人类的生活方式，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满足人类的需要、实现人类充分的生存自由的财富。什么是自由？自由是对必然（客观规律）的认识和驾驭。人类根据必然来创造文化，创造文化的目的是驾驭必然。人类不断创造文化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人类获得更大的自由。
人类的文化结构大体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为物质文化。物质文化满足人的衣、食、住、行等生存需要。物质文化的文明程度主要取决于人使用的生产工具。以工具为标志，人类文明进程中已经出现过四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是以石器为标志的原始文明，第二次浪潮是以铁器为标志的农耕文明，第三次浪潮是以机器为标志的工业文明，第四次浪潮则是当今正在形成的以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文明。每次物质文明的浪潮都给人类带来物质生活上的巨大变化，赋予人类在物质生活上的更大程度的自由。
第二层次为制度文化。相应于物质文明的进程，人类建立了不同的社会秩序以规范人的行为，满足人的生存需要。从政治制度而言，人类曾建立过家族制、部落制、封建制、集权制、共和制，以及禅让制、世袭制、选举制等；从经济制度而言，建立过公有制、国有制、集体制、私有制、股份制等；在中国广袤的土地、悠久的历史上，还有过各类法律，无数的族规、乡约，以及形形色色的风俗习惯。为了人与人之间畅通思想交流，人类还创造了各种约定俗成的语言与文字的秩序。毫无疑问，制度文化的文明进程，不断地拓展人类社会生活的自由空间。
第三层次为精神文化。人类不仅需要充足的物质生活，同时需要丰富的精神生活。因而，人类从初民时期开始就创造了巫术文化。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不断地创造了宗教、哲学、科学、历史学、文学、书画、音乐、戏剧等精神文化。人类的精神文化与时俱进，一方面是形式不断细化、多样化，例如中国文学的形式从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发展到明清小说；另一方面内容不断深化、广泛化，由表入里，由简单到复杂，全方位地认识宇宙与社会，挖掘表现人的内心世界，使人的主体性具有愈来愈大的表现空间。经典是人类精神文化发展的里程碑。“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经典往往具有永恒的生命力，超越时间，超越民族，甚至超越人类的文明阶段。如果说人类文化发展史就是一场人类创造文化的火炬接力赛，那么经典就是火炬，照亮了人类前行的道路，使人类文明具有持续发展的动力。
上述人类文化序列，属于显形的文化。显形的文化是个具有整体性的有机结构，无论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或是精神文化，各种文化元素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们相辅相成，是个“一以贯之”的系统。这个“一”，就是文化精神。文化精神是隐形文化，它如盐之溶于水，渗透在各个文化元素之中，统帅着文化系统的扩展与运转，是文化系统的灵魂与本质。
所谓文化精神，指的是人的宗教信仰、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审美情趣等。一切文化只是文化精神的不同表现形式。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文化精神的诞生是一个地域文明或者民族文明成熟的标志。有了文化精神，地域文化或者民族文化才能形成自己固有的特色和文化传统。
就文化精神而言，它起码存在着三个层次：
首先是人类的文化精神。比如“筚路蓝缕的艰苦创业精神”。许多学者将它归入楚文化精神，这个观点并不错，但是必须明白的是，这种创业精神不是楚文化所独有，它是中国各地域文化共同的文化精神，也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共同的文化精神，因为它是人类的文化精神。人类正是秉有这种精神，才能够超越其他的一切动物，从无到有地创造出丰富多样的文化，创造出人类理想的家园。读过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的人都知道人的创业过程：鲁滨逊单身漂流到一个孤岛上，孤岛是块没有人迹的荒土，鲁滨逊的孤岛生活实际上是回归了人类的初民时期。鲁滨逊凭着顽强的意志和智慧，吃尽各种苦头，战胜各种困难，终于一步一步地创造了日常生活必需的文化，最终奇迹般生存了下来。《鲁滨逊漂流记》之所以成为世界名著，就是因为小说主人公鲁滨逊的形象集中体现了人类“筚路蓝缕的艰苦创业精神”，他是人类文化精神的一个象征。
其次是民族的文化精神。从世界看，历史比较悠久的文化有中华文化、埃及文化、印度文化、希腊文化、罗马文化等。它们都拥有独立的文化系统，具有不同的民族文化精神。相对于人类文化精神而言，各民族的文化精神具有各自的特殊性，它们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差异。比如佛教是古印度文化，印度的观音菩萨是男身，唇上有一撇小胡子。但是佛教传到中国后，观音菩萨渐渐变成了女身。观音菩萨形象的改变，究其内因，果如净土宗省庵大师在《观音大士像赞》中所说：“大士法身，非男非女，身尚非身，复何所倚。”但是进入中国后定型为女身，则是被中华文化精神“同化”的结果。观音菩萨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普度众生的化身，而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就有“女娲”精神传统。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女娲“古之圣女，化万物者”。“女娲”精神实际上是传统楚文化中的一种原始母系社会的女性崇拜，观音菩萨正是受这种崇拜的同化而变成了女身。
再次是地域的文化精神。中华民族文化是由多个地域文化整合而成的文化系统。每个地域文化都有自己的一定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但是有文化不一定就能形成地域的文化精神。比如先秦时期的秦国文化，钱穆先生曾这样论述：“秦人僻居西土，就文化言，较东方远为落后”，“秦人本无其之文化传统，皆自东方移殖”。“东方移殖”一说，李斯在《谏逐客书》中有过详细说明：“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人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钱穆先生说秦国没有“文化传统”，并非说秦国没有文化，而是说秦国的文化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化精神。秦人自从引入商鞅、张仪、范雎等客卿，有选择地移殖中原法家文化精神之后，秦国的文化才整合成自己的文化系统，形成秦文化，故钱穆先生说：“秦之强，皆三晋法治新统之成绩也。”[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