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南北文明差异
梁启超在《中国古代思潮》中指出：“凡人群第一期之文化，必依河流而起，此万国之所同也。我中国有黄河扬子江（长江）两大流，其位置性质各殊，故各自有其本来之文明，为独立发展之观，虽屡相调和混合，而其差别相自有不可掩者。”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文明正是“依河流而起”。由河流划分，中国可以分为南北两大文明区域：北方的黄河流域，南方的长江游域，横贯中国东西的秦岭与淮河，公认是南北方的自然分界线。黄河流域以函谷关为界，西部属黄土高原，海拔1000米左右，东部属黄河平原。不过在黄土高原的南侧是渭河平原，亦即关中，同黄河平原一起，就是中国历史上说的中原地区，因而黄河流域文明确切地说是指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流域基本沿着北纬30度的丘陵与平原延伸，居中是湖北，东延至江苏、浙江，西伸入巴蜀，即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疆域，因而长江流域文明确切地说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
中国土地广袤，地理复杂，这决定了中国文明的发展过程是不平衡的。从考古发掘的历史资料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文明发展的状况和走向。这里我们选择南、北两地的三处文化遗址加以比较说明。这三处文化遗址的共同之点是时间比较相近，皆处在由史前进入史后的转折时期。
20世纪20年代开始发掘的中原龙山文化遗址，大致是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应该是有史记载的夏朝时期的文化。在龙山文化遗址里，考古学者从墓葬中发掘出了石器、陶器、玉器等，还发现了青铜器。出土文物中有农业工具，有农作物粟和黍。随葬品中，有相当大部分是礼器，如龙盘、鼍鼓、玉钺等，这些礼器应该是王室贵族的象征。遗址的房屋有半地穴式和地面房屋两种，居址集中，规模甚大。尤其突出的是，遗址里有“内外两重城墙”，外城由城墙、城缘、城门等组成，内城内发现35座各式房址。这说明中原龙山文化的居民已经以部落为主体，以“城”为中心，发展成为古史上说的“邦”或“国”，即《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的黄帝时期的“万国”，即《尚书·尧典》记载的尧时期的“万邦”。城市的出现，乃是文明诞生的标志。龙山文化遗址无疑说明，此时中原文明已露出了曙光。
与中原龙山文化遗址时间相近的，是南方的良渚文化遗址和石家河文化遗址。良渚文化遗址发掘于20世纪30年代，遗址地处长江下游的三角洲平原。与龙山文化遗址不同的是，在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了稻谷实物，品种有粳稻和籼稻两种，农具均是石器，说明南方以水稻为主要农作物；遗址中还发现了最早的丝织品实物，说明当时南方已经有了纺织业。遗址中的房屋均为竹木结构，居址彼此相邻，但是规模小，墓地的分布也分散，缺少中原那种大规模的氏族集居村社。出土的石器、陶器、玉器比较多，器具上多刻有兽面神人纹，带有浓厚的巫术色彩。遗址中没有发现青铜器。石家河文化遗址则地处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发掘于20世纪50年代。在遗址中发现了稻壳、茎叶，以及石铲、石锄等农业生产工具。墓地小而分散，墓内男女老幼合葬，考古学者推测这是家庭的形式，与氏族以性别为群体的同性合葬方式有着明显区别。在房址、窑址中都发现有零星的人的头骨，考古学者认为这是当地盛行原始巫术的猎头风俗。
从上述考古结果，我们可以发现史前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基本状况，那就是黄河流域的文明要早于长江流域的文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平衡状况呢？这与中国的南北地理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罗家伦先生说：“每一个民族有它所不能离开的特殊自然环境。这个环境也就从多方面给予这民族以莫大的影响。”[1]北方黄河流域地区，气候寒冻期长，常年干旱，土壤主要是黄土，农作物是耐干旱的粟、黍；自然环境比较恶劣，黄河经常发生洪水泛滥，给居民带来水灾。除了天灾，还有人祸。黄河流域北接蒙古草原，两者之间没有天然屏障，蒙古草原的游牧部落一旦遇灾，为了自己的生存便会铁骑南下入侵，肆意抢掠。南方长江流域则不同，这里属于亚热带，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加上河流纵横、湖泊密布，水生动物资源丰富。南方农作物是水稻，凭借南方光照与水的自然条件，种水稻具有投入低而收入高的优势。《史记·货殖列传》记述：“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眦窳偷生，无积蓄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而且，南方有很多山峦河川阻隔，形成了自然的地形屏障，将各个氏族分割在一个个独立的龛中，氏族间虽有往来，却不密切；更不存在北方游牧部落抢掠，以及外在氏族入侵的生存压力。
史学界有一个著名的观点：环境愈困难，刺激文明生长的积极力量就愈强。黄河流域之所以文明起步早，是因为在这里生存要接受环境严峻的挑战，人们在各种挑战中激发出最大的文化创造力。南北文明进程，正如童恩正教授所言：“在以后的发展中，南北不同的是，中原龙山文化经历了酋邦社会以后，继续向国家发展。而南方的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在进入原始社会晚期以后，社会生产和社会组织的发展似乎处于停滞的局面，并没有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地进入文明，而至北方的政权到达南方为止，始终没有发展到国家。这一点在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2]
历史确实是如此演绎的。中原龙山文化之后，北方发生了中原逐鹿之战，导致文明加速发展。古代文献中记录了夏、商、周三个朝代，史称“三代”。这三个朝代的都城无一例外都坐落在中原地区：夏朝的都城有阳城、阳翟、斟鄩等，均离洛阳不远；商朝最早的都城在今河南郑州市，后迁殷地，即今河南安阳，后又迁朝歌，即今河南淇县；西周的都城在丰邑，在今西安西南，东周迁到洛邑，即今河南洛阳。“三代”时期，中原一直是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古人认为这里居四方之中，居于中，象征着王权之威，能够号令天下。故殷人在夏朝时本属于东夷集团，灭夏后其就由东向西占领中原，建立了商朝；姬氏在商朝时本居于西歧，是西方部落集团，灭商后其就由西向东占领中原，建立周朝。值得注意的是，“三代”的都城或者主要城市，“并不都位于交通要道、战略重镇或商业经济中心，而是据于某块肥沃农耕地带的中心。它不是扼守军事战略的咽喉，或商业经济为动脉；而是盘踞、‘寄生’在农业区域的心脏。”[3]“三代”每次朝代的兴灭更替，中原的农耕文明都向前推进了一步。从物质文化层次说，工具是文明程度的一个标志。这“三代”明显表现出农耕文明依次发展的三个阶段。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基本上处于石器工具时代，在龙山文化遗址里发掘出来的青铜器很少。但是，进入商朝后，“商朝生产工具，主要的已经不是石头工具而是金属工具。”[4]青铜器的冶炼与制造工艺都已相当成熟，是中国青铜器的鼎盛时代。而到了周朝，中国则进入铁器时代。
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古老冶炼铁器是甘肃省临潭县磨沟寺洼文化墓葬出土的两块铁条（前1510年—前1310年），这说明铁器在商朝末期萌芽，而在周朝开始发展普及。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13年，晋国的赵鞅、荀寅带领军队在汝水旁筑城，征收军赋，用“一鼓铁”铸造刑鼎。铸造这么庞大的铁鼎，没有发达的冶炼设备与技术是不可能的；而把铁作为军赋征收，当作铸鼎的原料，说明在西周时期，铁器已同青铜器一样，在列国都在普遍使用了。
从信仰上看，夏朝无文字记载，但从龙山文化遗址的文物中，我们可以发现当时属于自然崇拜的图腾信仰阶段；至商朝，从殷人的甲骨卜辞看，虽然还没有脱离自然崇拜，但开始重视“帝”的崇拜。[5]殷人信仰的“帝”既是宇宙的至上神，又是他们的始祖神，“帝”的崇拜也是祖先崇拜。所谓“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殷人祭祀的对象皆是最高统治者的祖先。王、诸侯、大夫立庙祭祀的皆为本氏族的“王考”“显考”“祖考”。所以孔子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礼记·表记》）但是，周朝的信仰发生了变革，周以具有浓厚政治伦理意味的“天命”观念取代了殷人的“上帝”观念，进而建立了“礼乐制度”，明确上下尊卑的社会等级，如孔子所说：“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礼记·表记》）王国维先生对周朝的文明建设作过精辟评述：“夏商间政治文物的变革，不像商周间那样剧烈，商周间大变革……是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6]
再从政治体制上看，夏朝之前，中国实行若干部落联盟制，尧、舜、禹时代王权传承的方式是“禅让制”；自禹之子启建立夏朝开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为王位家族世袭制。商汤灭夏之后，商朝的体制发展为宗法制：子分嫡庶，由嫡长子继承王位；并按照血统远近区别亲疏，实行分封制。《史记·殷本纪》云：“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武王伐纣王灭了商朝，建立了周朝，在商朝宗法制基础上发展成为封建制。《荀子·儒效》记载：“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天子将封地连同居民分赏给王室子弟和功臣，诸侯要服从、拱卫天子，但是在他们的封地内享有世袭统治权。
“文化是从一个中心点，逐渐向各方面发展的。”[7]周朝800年的封建制施政方式，在文化上的作用是将中原文明通过分封诸侯的方式，放射性地向中国各地域散布与扩展，改造并融合四方蛮夷土著文化。
楚先王熊绎正是周初作为功臣而被封于南方荆地的诸侯。《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筚路蓝缕”，说的是楚先王所封之地是一片经济落后的草莽山林，因为物质贫穷，没有像样的献给天子的贡品，只能用“桃弧”（桃木做的弓）、“棘矢”（棘枝做的箭）进贡。《汉书·地理志》说，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射生饮血”。可见楚先王建国之前，这里的文化是“彼自安其逐水草、习射猎、忘君臣、略昏宦、驰突无恒之素”，尚处于原始荒凉、蒙昧的状态。因而，这里的土著居民被称作“楚蛮”或“百濮”。“楚蛮”指楚地的蛮族，三苗的遗裔，居江、淮、荆州一带。（《史记·五帝本纪》）《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周太王之子“太伯、仲雍二人乃奔楚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索隐》：“蛮亦称越。”“楚蛮”又指古吴、越之地的越人。越人当时“披草莱而邑焉”（《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百濮”则是西南的大族，《左传·文公十六年》记载：“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杜预注曰：“濮夷无屯聚，见难则散归。”可见，无论是“楚蛮”还是“百濮”，在当时皆是分散而落后的原始村社。
周成王封熊绎以子男之田，居丹阳。丹阳是楚国最早的郢都。丹阳在哪里呢？张正明《楚文化史》说：“在睢山与荆山之间，今蛮河中游近上游之处，即今南漳县城附近。”但是，据《南漳县志》载：“春秋时期境内为罗国和庐戎国。”周成王不可能把熊绎封到已有人管辖的地盘里去。近有熊德红先生考证，丹阳乃在秭归。[8]其实，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中已经明确指出“丹阳乃湖北秭归县”。[9]丹阳与巴国相邻，司马迁将它归之于“巴楚”。荆蛮之地已“僻”，秭归犹是荆蛮之“僻”。
楚国初创之时，封地不过百里。为了求生存，图发展，楚人采取睦邻抚蛮以奄征江汉的方针，“甚得江汉民和，乃兴兵伐庸、杨奥、至于鄂”（《史记·楚世家》），兼并了南方诸侯国，扩充了地盘和国力。尔后，楚王四方征伐，“南卷沅、湘，北绕颍、泗，西包巴、蜀，东裹郯、邳”（《淮南子·兵略训》），建立起“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战国策·楚策一》）的泱泱大国，最后还一度打到周王室边界地方。鼎盛时期的楚国疆域，包括今天的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江苏，以及河南、山东的一部分，可说是占领了南部半个中国。文化上，楚国以周文化为主导，兼容蛮夷文化，在文化交融中创新，至春秋中期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楚文化。楚文化与周文化并峙南北，共同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源。
人类文化系统的进化大体有两条途径：一条是时间积淀途径，通过优胜劣汰，依次渐进，在不断“蜕变”中更新，在积累中发展，由原始走向文明。一条是空间传播途径，通过不同文化的碰撞，在“顺化”与“同化”中发展。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碰撞的结果，往往会产生文明的飞跃。作为中国两大传统文化支系统的周文化与楚文化，它们的形成途径不同，周文化总体说是前一种途径的产物，楚文化则来自后一种途径。
楚文化以中原文明为起点，将周人的“礼乐”等各种先进文化引入南方。从诸多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楚人的祭祀礼仪与周人的礼仪制度几乎是一致的。楚人还自觉推行周人的官方语言，将它作为“雅言”，并且将中原典籍作为教育内容，自上而下逐渐普及到楚人的日常生活。楚人在与周文化融合之中，最终产生了“以属诸夏”的民族认同感，自然地融入华夏民族。另一方面楚文化自觉地以中原文明的理性，审视选择原始文化，按照现实的需要，评估其存在的价值。为什么道家诞生于楚文化，而不可能诞生于周文化？因为道家的文化精神来自原始文化，是原始文化精神的理性升华，因之具有了文明的性质。周文化以“天命”观取代鬼神崇拜，无疑是文明的进步；然而，楚文化的泛神论、巫术仍然为中华文明社会所接受，并深入民俗，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这说明楚文化具有周文化所没有的文化价值。正因为楚文化有自己的特色和价值，因而具有强烈的文化自信，楚王熊渠向周室公开宣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史记·楚世家》）
上述的是中国南、北两大区域文化发展的大体情况。此外，还有两点须要加以补充：
从文明差异而言，中国实际存在着四个区域：北方黄河流域是农耕文化，而北方之北——塞北，以河谷与草地分界，则是匈奴等少数民族的游牧文化；南方长江流域也同样，南方之南——华南、岭南、海南，则是百濮百越少数民族的蛮夷文化。“百越”之地，瘴气横行，气候恶劣，文化落后，及至宋朝，那里仍然是谪官、犯人发配的地方。
从文明发展走向而言，文明中心大体是由北向南迁移。先秦时期，文明中心在中原，北方诸侯常以文明者自居。《诗经·小雅·采芑》中说：“蠢尔蛮荆，大邦为仇。”《礼记·曲礼下》云：“其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秦至三国时期，中原在经济文化上仍占绝对优势；但是三国之后，北方由于政治一再大动荡，造成贵族与士人的南逃，中原农民的南迁。东晋、南宋之后，中华文明中心开始逐步转向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