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建筑的气脉
庄子说：“人之生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而为死……故曰通天下一气耳。”（《知北游》）在道家看来，物之生灭就在气之聚散。有气则生，则兴；无气则死，则衰。气是一种无形的存在，它在宇宙间无时无处不在，它有自已聚散变化之规律。中国传统建筑从选址到建构都贯穿着一个“气”的原理。
首先是宅基选址。在宅基选址上，传统建筑讲究风水。所谓风水，实质上就是在山林土地上寻找气脉。气脉，乃是天然聚气之处，它是能给人带来兴旺生机的地方。传统建筑分阳宅与阴宅。这里先说阴宅。郭璞《葬经》云：
葬者，乘生气也。夫阴阳之气，噫而为风，升而为云，降而为雨，行乎地中则为生气。夫土者气之体，有土斯有气，气者水之母，有气斯有水，经曰土形气行。物因以生，夫气行乎地中，发而生乎万物，其行也，因地之势，其聚也，因势之止。葬者原其起。乘其止，地势原脉。山势原骨。委蛇东西。或为南北，千尺为势，百尺为形，势来形止，是谓全气。全气之地，当葬其止。气之盛虽流行。而其余者犹有止。虽零散而其深者，犹有聚。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
阴宅选址讲的风水，有两个基本原则：一是“藏风”，以“藏风”来聚气；一是“得水”，以“得水”来生气。风水好的阴宅，在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中，意味着它能庇佑子孙，能使家族兴旺发达。那么，怎样的选址，阴宅的风水才算好呢？
首要是寻找龙脉。“龙者何？山之脉也……山之行度，起伏转折，变化多端，有似于龙……龙神者，五行之生旺气也，流行于地中。”（明·缪希雍《葬经翼·察形篇》）所谓寻找龙脉，就是考察主脉四周的地形，风水师称之为“察砂”。黄妙应在《博山篇·论砂》中云：“两边鹄立，命曰侍砂，能遮恶风，最为有力。从龙拥抱，命曰卫砂，外御凹风，内增气势。挠抱穴后，命曰迎砂，平低似揖，拜参之职。面前特立，命曰朝砂，不论远近，特来为贵。”他认为，这样的地貌皆属龙脉之处。再次是观水。凡山脉走势必有分合聚会，山随水行，水界山住。所谓“入山寻水口”，水口乃地势最低点，是消纳众水的宝地。有水乃有生气。最后是点穴，即墓室的座地。怎样才是最佳的墓地呢？黄妙应在《博山篇》中说：“这一‘圈’，天地‘圈’：圆不圆，方不方，扁不扁，长不长，短不短，窄不窄，阔不阔，尖不尖，秃不秃，在人意会，似有似无，自然‘圈’也。阴阳此立，五行此出。‘圈’内微凹，似水非水；‘圈’外微起，似砂非砂。”
关于风水传说，古代史册中有许多记载。徐桢卿在《翦胜野闻》中有一则故事：“帝（朱元璋）父母兄弟相继死，贫不能具棺，与仲兄谋草葬山中，途次便断，仲返计，留帝视尸。忽风雨，天大晦，比明视之，则土裂尸陷，已成坟。”民间传说，那“土裂尸陷”处，乃处在龙脉之上的风水宝地，所以朱元璋及其子孙才有了帝王之气。中国人信风水，所以历来成功人士最忌讳的是“掘祖坟”，破坏了家族的风水。
中华文化传统中，不仅阴宅选址讲风水，阳宅选址也讲风水。阳宅选址，小至建宅造院，大至建都立城，凡是“破土”建筑，都要讲究气脉。明代王君荣的《阳宅十书》是堪舆学名著，此书专门从人与环境关系来研究阳宅的选址。他在《论宅外形》篇中说：“人之居处宜以大地山河为主，其来脉气势最大，关系人祸福最为切要。若大形不善，纵内形得法，终不全吉。”
阳宅的选址怎样才是理想的呢？《阳宅十书》指出：“阳宅来龙原无异，居处须用宽平势。明堂须当容万马，厅堂门庑先立位。东厢西垫及庖厨，庭院楼台园圃地。或从山居或平原，前后有水环抱贵。左右有路亦如然，但遇返跳必须忌。水木金土四星龙，此做住基终吉利。唯有火星甚不宜，只可剪裁作阴地。”具体说来，王君荣认为人的最佳居住地有这么三个要求：
背山依水，交通方便。“凡宅，左有流水谓之青龙，右有长道谓之白虎，前有污池谓之朱雀，后有丘陵谓之玄武，为最贵之地。”淙淙流水便于日常用水，防止火灾；坦坦长道便于随时出行；旁有污池便于排水排污；背有葱绿丘陵则是居家的自然园林。显然，背山依水的居址是气脉所在。“背山”乃是凭静态的丘陵生出一种动势来，“依水”乃是凭动态的水体增添一种静感，在静动互生中达到阴阳平衡，因而孕有勃勃生机。
地基宽平，东低西高。“凡地，东高西低，生气降甚；东低西高，不富且豪；前高后低，必败门户；后高前低，居之大吉。”宅基高低关系到采光，假如东高西低，上午采光少，缺少朝气，而下午采光多，增加暮气。中国传统心理是“朝阳”比“夕阳”好，所谓“居滋润光泽阳气荐吉”。前后高低同此道理，传统民居多是朝南坐北，前高后低就是南高北低，增加阳光，驱除宅内阴湿。
环境清静，不居繁杂之地。“凡宅，不居当冲口处，不居寺庙，不近祠社、窑治、官衙，不居草木不生处，不居故军营战地，不居正当水流处，不居山脊冲处，不居大城门口处，不居对狱门口处，不居百川口处。”
宅门所向也有风水讲究。在地舆学里，宅门又名“气口”，关系到气运。所谓“宁与人家造十坟，不与人家修一门”。清代孟浩在《辩论三十篇·阳宅门向辨》中说：“门口水坑，家破伶仃。大树当门，主招天瘟。墙头冲门，常被人论。交路夹门，人口不存。神社对门，常病时瘟……巽方开门及隙穴开窗之类，并有灾害。”门口有水坑，小儿容易遭溺，人丁破损。大树当门，妨碍交通，若宅内有火灾人祸会碍事。墙头冲门，阻挡了视野。交路夹门，车来人往，居家不得安宁。神社对门，由于神社是各种人汇集场所，容易传染疾病。按八卦测向，巽方是东南方向，在浙江、福建、广东一带因夏季多刮台风，因而住宅的门、窗一般忌违开在这个方向。这一条只适用于东南沿海地区。由于各地地理自然环境不同，风水忌讳也不同。在北方，例如北京四合院，巽方正是开门、窗的最佳方向。河南人建房，忌讳的是窗子高于门，老百姓说这是不知眉（楣）高眼低（不知高低，不知深浅）。
传统风水学具有浓重的巫术文化色彩。比如建房必须看皇历，选“今年某月某日某时，吉方大利”之时“动土”；“动土”之前必须先祭祀土地公，又要以石头、兽骨、木人来镇宅，以避太岁凶神。此外还有种种忌讳，例如“五树进宅，人穷家败”，这五树指的是“桑、松、柳、梨、柏”，因为这五种树木通常栽在阴宅周围，诋损阳气，破坏气脉；还有“院内不种榕，容树不容人”；等等。
在中国传统社会，城市往往是一国、一省、一府、一县的政治、经济中心，因而选址特别讲究。尤其是一国之都，必定要选龙脉所在之处。一般的阳宅选址，关注的是气脉，因为气脉关系着一家一族兴衰；都城的选址，关注的是龙脉，因为龙脉关系到一朝一代的气脉。以北京立都为例，在隋、唐时，北京称为幽州城；五代时期，刘守光建立大燕，以幽州城为都城；辽主耶律德光升幽州为燕京；金王完颜亮改燕京为中都；元世祖忽必烈建元，改中都为大都。明成祖于1403年即位建元永乐，将都城从南京——金陵迁往北京——北平，朱棣扬言要亲自镇压北方，所谓的“天子守国门”。尔后，北京为清朝的国都。北京可谓是“六朝古都”。
为什么六朝帝王皆要选北京地方建都城？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对北京的风水作过这样的分析：“冀州好一风水：云中诸山，来龙也；岱岳，青龙也；华山，白虎也；嵩山，案也；淮南诸山，案外山也。”在朱熹看来，北京的地理形势完全符合传统的风水要义，即左青龙右白虎的形势格局。清代孙承泽在《天府广记》中，对北京的“龙脉”环境作了进一步阐述：“太行自西来……重冈迭阜，鸾凤峙而蛟龙走，所以拥护而围绕之，不知其几千里也。形势全，风气密，堪舆家所谓藏风聚气者，兹地实有之。其东则汪洋大海，稍北乃古碣石，稍南则九河古道，浴日月而浸乾坤。所以界之者又如此其直截而广大也。况居直北之地，上应天垣之紫微。其对面之案，以地势度之，则泰岱万山之宗，正当其前……自古建都之地，上得天时，下得地势，中得人心，未有过此者。”[1]
其实，从自然、人文环境来说，北京的风水确实不凡。有学者描述：北京坐落在太行山和燕山两条山脉交会之地。太行山巍峨雄浑，自北向南，气势磅礴，奔腾而来；燕山莽莽苍苍，蜿蜒曲折，像两条巨龙守卫着京师。此乃龙脉。北京东边是潮白河、温榆河，西边是永定河、小清河，它们自西北向东南，绕城蜿蜒流淌，而南临雄浑的桑干河，夹杂着大量黄土高原的泥沙呼啸而来，北京地处冲积平原的顶端；其间，大小河流，蛛网般纵横交错，湖海、水淀和河泊星罗棋布，此乃藏风蓄水之吉地。北京处在华北大平原、东北大平原、蒙古高原交会之处。华北大平原是中原农业经济文化区域，东北大平原是以林业和种植业相结合的北方型的经济文化区域，蒙古高原是以游牧业为主的经济文化区域，三个地理区域代表着中华民族文化的三种形态。它们在这里交会、融合、冲撞和吸收，此乃“四方朝觐”。
依今天的科学眼光来审视，北京之建都，显然不是因为它在“龙脉”之上，而是因为“上得天时，下得地势，中得人心”。试想，金陵（南京）不也是六朝古都吗？也在“龙脉”之上吗？刘禹锡《西塞山怀古》曰：“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金陵尽管“山形依旧”，依然龙盘虎踞，气势雄伟，然而东吴还是被西晋所灭。可见“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道”之精义就在“变”，“唯变所适”。“龙脉”之气果然离不开“地势”，却不仅在“地势”，而是“天时地利人和”综合的产物。
北京的十三陵是明朝从永乐到崇祯13位皇帝的陵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世界遗产名录》对它的评价是：“明清皇家陵寝依照风水理论，精心选址，将数量众多的建筑物巧妙地安置于地下。它是人类改变自然的产物，体现了传统的建筑装饰思想，阐释了封建中国持续了500余年的世界观和权力观。”
乾隆当年游览十三陵，看到陵园破残景象，触景生情，写下《哀明陵三十韵》叹咏：“太行龙脉西南来，金堂玉户中间开。左环右拱实佳城，千峰后护高崔巍。昌平黄土城富地，永乐曾似亲临视。英雄具眼自非常，岂待王廖陈其艺。或曰十三气数尽，朱明祚己此为准。是盖形家惑世言，承天造命惟君允。”[2]诗中所言“永乐”即明成祖朱棣，“廖”即江西风水大师廖均卿。乾隆调侃明十三陵的“龙脉”所云，不过是“形家惑世言”而己。气之聚散、国之兴衰实际上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此乃定数，这岂是堪舆家能知道的呢？乾隆认为，这“十三”应是朱家王朝不可逆转的气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