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骚人
屈原在南国土地上长大，从小受到巫文化的熏陶，身上自然而然地流淌着道家的血液，从骨子里有一种对精神自由的强烈追求。对于他来说，道家思想与巫文化不是外来的，就如浪漫精神一样，是与生俱来的一种文化气质。这种气质集中体现在他创作的所有“楚辞”作品上。
哲学是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学问，研究解决人生切要的问题。屈原的哲学思想持的就是道家的哲学观。这在他的《远游》里有过说明：
见王子而宿之兮，审壹气之和德。
曰“道可受兮，不可传；
其小无内兮，其大无垠。
毋滑而魂兮，彼将自然；
壹气孔神兮，于中夜存。
虚以待之兮，无为之先；
庶类以成兮，此德之门。”
王乔，即王子乔，传说中的古仙人。屈原通过问答，借王乔之言阐述自己秉持的道家理念。所谓“壹气之和德”，其含义囊括了道家的三个核心思想：
其一是“道”。屈原阐述这个“道”，从小处说，小到不能再分解，从大处说，大到无边无际，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它孕育万物，又蕴藏于万物之中，可以领悟却不可言说。屈原说的“道”，就是道家的“道”。老子在《道德经》里说：“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故恒无欲也，以观其眇；恒有欲也，以观其所徼。两者同出，异名同谓。玄之又玄，众眇之门。”两者的“道”，含义是相同的。
其二是“气”。屈原说的“壹气”指纯一不杂之气，它由“六气”凝练而成。庄子在《逍遥游》中说：“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只有遵循自然万物之“道”，把握“六气”（阴、阳、风、雨、晦、明）的变化，就能做到“无待”“无为”。修炼到这样，就能成为臻达忘我境界的“至人”，完全超脱物外的“神人”，不去追求名誉和地位的“圣人”，因此可以自由出入无穷无尽的境域作逍遥游。屈原在《远游》中关于“气”的认识与庄子相通。他说“餐六气而饮沆瀣兮，漱正阳而含朝露”。李颐注云：“平旦为朝露，日中为正阳，日入为飞泉，夜半为沆瀣，天交地黄为六气。”这“六气”就是庄子说的“六气”。屈原说：“内惟省以操端兮，求正气之所由。漠虚静以恬愉兮，澹无为而自得。”“因气变而遂曾举兮，忽神奔而鬼怪。”他自己常深省所作所为，保持“气”之所在，力求“虚以待之存，无为之先”。
其三是“德”。“外气既入，内德自成”。在道家学说里，道为体，德为用。所谓“德”，即是人对于“道”的顺从。当人所为与“道”和谐协调、合于一体时，便是“和德”。屈原说的“和德”，实际上就是老子说的“上德”。老子在《道德经》里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意思是：具备“上德”的人不表现为外在的有德，因此实际上是有“德”；具备“下德”的人表现为外在的不离失“道”，因此实际是没有“德”的。“上德”之人顺应自然无心作为，“下德”之人顺应自然而有心作为。
然而，道家是出世的，屈原受儒家文化影响，却是入世的。因此，屈原在思想上处于极端矛盾状态，故而无法自拔。为此他作《天问》叩问。宇宙万物本于“天”，“天”即“小无内”“大无垠”的“道”。在《天问》中，屈原问了170多个问题，所问的都是上古传说中不甚可解的怪事、大事，涉及“天地万象之理，存亡兴废之端，贤凶善恶之报，神奇鬼怪之说”。屈原似乎是要求得一个解答，实际上许多是明知故问。其主旨，正如宋朝洪兴祖在《天问补注·王逸〈天问序〉补序》中所揭示：“《天问》之作，其旨远矣。盖曰遂古以来，天地事物之忧，不可胜穷。欲付之无言乎？而耳目所接，有感于吾心者，不可以不发也。欲具道其所以然乎？而天地变化，岂思虑智识之所能究哉？天固不可问，聊以寄吾之意耳。楚之兴衰，天邪人邪？吾之用舍，天邪人邪？国无人，莫我知也。知我者其天乎？此《天问》所为作也。”屈原写《天问》，不过是借“问”天之酒杯，释心中之块垒，宣泄“莫人知我”的情结，感叹“上为谗佞所谮毁，下为俗人所困极”的命运。
屈原知道问不出所以然来，因而毅然出离愤怒而遗世独立，寻求精神解脱，于是“闻至贵而遂徂兮，忽乎吾将行”，开始了自己的远游。他完全退入了内心世界，自由地遨游于宇宙：“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涉江》）“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折琼枝以为羞兮，精琼爢以为粻。为余架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离骚》）。他上游于天地，与神鬼做伴，与巫师为伍，出入光怪陆离、瑰丽多彩的神话境界；下游于江湖，与古代圣贤帝王交谈，与渔父为邻，天南地北，自由不羁，混迹于人间。在“远游”中，屈原的个体生命得到了彻底的解放，“天人合一”。他的自我形象不断变幻，忽神忽人，忽男忽女，忽妻忽臣，忽真忽假，忽隐忽现，忽有忽无，任意地化身，恣情地漫游。
现实所致的内心愤懑不平与精神上自由的“远游”，这两者的极端反差与碰撞，使屈原迸发出强烈的创作热情，写出了《离骚》《九歌》《天问》《九章》等煌煌华章。刘勰说：“不有屈原，岂见离骚。”后世称《楚辞》为骚体，称诗人为骚人，无疑起源于屈原。
“楚辞”本是屈原愤懑于现实，在精神“远游”中自然流淌出来的心曲。然而，由于屈原伟大的诗人气质，赋予了“楚辞”开创性的文学价值，从而使“楚辞”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新的文学样式，与北方的《诗经》并峙于中国文学发轫的源头。
《楚辞》集中体现了南国的风格，作品不拘礼法，直抒胸臆，想象奇特，意象瑰丽，情感奔放，显出缥缈迷离、谲怪神奇的美学特征。为了能够抒发汪洋恣肆的心潮，“楚辞”的诗体由短篇发展为鸿篇巨制；为了表现复杂的情绪，“楚辞”在手法上把赋、比、兴巧妙地糅合成一体，“香草美人”的象征因之成为一种文学传统；为了表现自由不羁的气势，“楚辞”在语言形式上突破了四字句为主的格局，使用参差错落、灵活多变的句法，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里称赞屈原的《楚辞》“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在中国文学史上，《楚辞》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滥觞。
屈原的“远游”与庄子的“觅道”一样，具有无羁想象、哲学沉思和浓厚巫文化色彩，洋溢着浪漫的精神。但是，屈原与庄子的理想并不相同。庄子追求的是泯是非、同美丑、齐万物的“逍遥游”，“逍遥游”的前提是无待、无为，而屈原的“远游”是有待的、有为的。屈原接受了儒家学说，把自己的命运和家国紧紧地绑在一起，“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哀郢》）屈原自始至终抱着重新得到楚王信任的幻想，编织着治国平天下的美梦，故“远游”之中他的内心一直涌动着“骚”情。
在《渔父》中，渔父与屈原有一段对话，很能说明问题。渔父是道家的化身，甘贫贱而肆其志，寻求隐居遗世。渔父见到“形容枯槁”的屈原，劝他：“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何必拘泥于“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状态？渔父告诉屈原，他这是一种人为的清高，因而劝他不妨“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道德经》第五十六章），顺其自然，超脱凡尘。“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做到随遇而安。但是，屈原矢志不移，乡情难忘，他不愿出世，他回答渔父：“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他既不愿同流合污，也不甘心隐退山林，宁愿“伏清白以死直”，投入汨罗江，以身殉国。
[1]王恩远：《吕不韦传》，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160页。
[2]蒋孔阳：《对中西美学比较研究的一些想法》，《中西美学艺术比较》，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页。
[3]徐时英：《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