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道“理”儒“用”
儒家学说自诞生开始，就有一个先天不足的弱点，那就是它的伦理思想体系没有哲学理念的支撑。孔子最早持的是周人的天命观，“不知天命无以为君子”，以“天命”之说来支撑“礼”的合理性；而后，董仲舒发展为“天人感应”，措用阴阳五行学说、谶纬之学来支撑，说明“三纲五常”的合理性。显然，儒家的“天命”“天人感应”等理念，缺乏厚实的理论基础。因此汉唐以前的儒学，虽然已经完成系统的伦理思想建构，却始终没有形成自己的哲学思想。宋明理学在儒家思想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价值，就是为儒家思想构建了哲学体系，使儒家的学说具有哲学理论的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说，理学是哲学与伦理学的融合。
理学创始者是宋代的周敦颐，经过邵雍、张载与二程兄弟（程颢、程颐）的发展形成了伊洛学派。与之几乎同时，又出现了二苏（苏轼、苏辙）为代表的蜀学学派。至南宋后，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始称之“理学”。朱熹之后，理学经陆九渊、王守仁发展，衍生出“心学”学派，又经王夫之发展，衍生出“气学”学派。“理学”遂成为专指宋、明以来形成的新儒家学说。
与先秦、汉唐的儒学所不同的是，作为新儒学的宋明理学具有了自己的哲学理论，其核心理论就是“理”。所谓“理”，即“所当然之则”和“所以然之故”。此“则”与“故”即是主宰自然与社会的天理：一是宇宙之本源，一是万物之规律。所以理学明确说明，“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朱熹《答黄道夫》）。
天理云者，这一个道理，更有甚穷已？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穷居不损。这上头来，更怎生说得存亡加减？是它元无少欠，百理具备……理则天下只是一个理，故推至四海而准。[1]
宋明理学的“理”，追根溯源，来自道家学说中的“道”。理学创始人程颢说：“理便是天道也。”他说的“天道”与道家学说中的“道”是相同的：“夫道，恢然而广大，渊然而深奥，于何所用其力乎？”[2]从哲理上看，理学就是道学。不过，理学将道家之“道”移植于儒学体内，将它同化为儒学。因而理学不用“道”，而用“理”的概念来与道家作区分。程颢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3]然而，即便这样，理学之“理”也难以与道家划清渊源，因为“理”的概念在道家学说中已经出现了。庄子《养生主》云：“依乎天理”，又在《天下》云：“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庄子所谓的“天理”“万物之理”，其实皆为“道”之别称。
理学的思维方式，也同道家如出一辙。理学持的是《易》的“一分为二”的思维方式。所谓“一阴一阳谓之道”，朱熹说：“一”是一个道理，却有两端，“东之与西，上之与下，以至于寒暑、昼夜、生死，皆是相反而相对也。天地间物，未尝无相对者。故程先生尝曰：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朱子语类》卷六二）。朱熹持的即是道家的辩证观念。
周敦颐构筑的《太极图》是理学的理论纲领。《太极图》来自道士陈抟的传授。《宋史·朱震传》记载：“陈抟以《先天图》传钟放，放传穆修……穆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太极图》的哲学逻辑结构是：无极（道家称之“无”）生化出太极（太极为一，一分为二，动而生阳，静而生阴，构成阴阳二气），太极化出万物（二气交感，化生万物），而“生之谓性”，万物各生其性。性即理，一物须有一理，“万物殊理，道不私”（《庄子·则阳》）。但从根本上说，“万理皆是一理”，天下只有一理，即天理。理学认为：“生生之谓易，是天之所以为道也。”[4]自然万物生化过程就是天理的呈现过程。天理与万物是体用关系，天理是“体”，相当于本质，万物是“用”，是本质的表现。“体用一源，显微无间”[5]，“至显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显一源”[6]。
不过，理学虽然措用道家的哲学思想，却也并非简单地照搬，它同时有自己的创造。理学对道家的哲学思想进行了逻辑整理，并按照儒家的价值观作了改造和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念，从而建构起自己的理学思想体系。
首先，理学以“理”为核心，衍生出“气”与“性”的理念。朱熹在《答黄道夫》中说：
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
在理学中，“气”是“理”化为“物”的中介。“万物之始，皆气化；既形，然后以形相禅，有形化；形化长，则气化渐消。”[7]这个思想在庄子《知北游》中已经提出：“人之生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而为死……故曰通天下一气耳。”不过，理学对“气”论作了理论发展。张载《太和》中说：“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气之聚散，倏暂不定，因此称之“客形”。而“太虚者，天之实也”。张载说的“太虚”就是“太极”。“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气作为太虚本然状态，若空无所有，而万物之“有”正是来自太虚之“无”。朱熹作了更为通俗的阐述：“如天地间人物草木鸟兽，其生也莫不有种，定不会无种子白地生出一个物事。这个都是气。若理则只是个净洁空阔的世界，无形迹，他却不会造作。气则能酝酿凝聚以生物也。但有此气，则理便在其中。”（《朱子语类》卷九五）气是动态化的存在，“动则终而复始，所以恒而不穷”[8]。气的运动过程即为“生”。天理就是通过“气”而成为生生不息之理。
理学又由“气”论引申出“性”论。万物由“气”化成，而“性”是“气”定形的产物。理学认为宇宙万物各有其“性”，“天下无无性之物，盖有此物，则有此性；无此物，则无此性”（《朱子语类》卷四）。“性”体现在物上是物性，体现在人身上就是人性。人性也一分为二：一是“天命之性”，这是“极本穷源之性”，是“性之本”，因此说“性即理”。“天命之性”是善的。二是“气质之性”，这是“受生之后谓之性”，即“生之谓性”，是“气”形化而来，因此说“性即气”。“天命之性”与生俱来，而“气质之性”则人与人不同，它是后天养气而成。“气质之性”具有善与恶的两重性，“气清则才善，气浊则才恶。禀得至清之气生者为圣人，禀得至浊之气生者为愚人”[9]。这便是儒学启蒙读本《三字经》归纳的“性相近，习相远”。人性中的“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理论上可以一分为二，其存在却不可分割，“天命之性，若无气质，却无安顿处”（《朱子语类》卷四）。理学的人“性”论，以辩证方式解决了儒家内部关于人性“恶”与“善”的论争。
“性”论既立，理学又由“性”论衍生出“心”与“知”“情”等理念。什么是“心”？程颐说：“性之本谓之命，性之自然者谓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谓之心，自性之有动者谓之情，凡此数者皆一也。”[10]程颐说的“自性之有形者谓之心”，在“心”的界定上还有些肤浅，明代理学家王守仁对“心”的界定作了深化，哲理上更为缜密。他在《传习录》中说心是人性特有的。“心者身之主宰。目虽视而所以视者，心也；耳虽听而所以听者，心也；口与四肢虽言、动而所以言、动者，心也。”“心”之“自性”，即是因为“心”是具有意识活动的精神实体。
万物皆有性，“心”的功能就是认识物性，通过“心”的知性来悟出天理，因而理学提出“格物致知”方式：
凡一物上有一理，须是穷致其理……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11]
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日穷其理而已也。穷其理，然后足以致之，不穷则不能致也。[12]
理学说的“物”，含有事物的意思，不专指外在世界，也包括内在世界。因而，他所讲的“物理”，不仅指外界事物的规律，也指内心的秩序。理学将人的“知”分为两类：一类是见闻之知。二程说：“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是心对物性的认识，因而强调多“格”，“多闻识者，犹广储药物也，知所用为贵”[13]。每格一物之性，便多一份知，只有积累多了，多而归一，也就能豁然贯通。“万物各具一理，而万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无不通也。”“无不通”即是顿悟。另一类是德性之知。“见闻之知非德性之知，德性所知，不假闻见。”[14]这些关于伦理道德的知识与“见闻之知”不同，它是先验的，人性所固有的。由此，王守仁的心学提出了“致良知”的思想。《王阳明年谱》中记载着一段顿悟“致良知”的描述：
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王守仁指出：“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发用，若是良知发用之思，则所思莫非天理矣。”（《答欧阳崇一》）良知是天然自有，“天然自有，即至善也”。换言之，“良知”是人“心”内先验的道德价值体系。理学认为，良知是明“心”见“性”的根脉，它犹如树的根基，在生活中外化为“仁、义、礼、智、信”的树杈。
“心”触物而动便生“情”。“情”是“心”之“性”的产物。理学认为，“心之本体，原自不动”，“未发”状态为“心”；“若既发，则可谓之情”。所谓“已发”，即“外物触其形，而动其中矣。其中动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乐、爱、恶、欲”[15]。这“七情”是人心对外物作价值评价的反映。“七情”中前六者是人的心理感受，“欲”则是人的生理需要。理学认为，人对“七情”有两种态度，因而产生两种结果：其一，“觉者约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养其性”，意思是发而“中节”，合于“天命之性”便是善；其二，“愚者则不知制之，纵其情而至于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意思是纵情过于“中”，以至“天命之性”丧失，便走向邪恶。[16]
纵观宋明理学思想，我们不难发现，从哲理上看，理学就是道家之学，是道家之学在儒学体内的繁衍，无论是周敦颐、邵雍的“太极”，张载的“太虚”，二程和朱熹的“天理”，等等，皆是从道家之“道”繁衍出来的理念。因而，宋明理学实际上是以“道”为支柱，以“儒”为框架的儒家思想体系。在理学中，无论是“性即理”“心即理”，抑或“气即理”，皆是从形而上上重建儒家的伦理道德，旨在实现“天道”与“人伦”的合一，赋予儒家“纲常名教”以合理性和永恒性。宋明理学的诞生，意味着儒家学说不仅具有哲学理论的支撑，而且成为被民众顶礼膜拜的主流意识，具有明显的宗教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说，理学的诞生标志着先秦的儒学转化成为儒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