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南北阴阳互补

第二节　人文：南北阴阳互补

人文，是个动态性的概念。这里说的人文，指的是人类、民族或者某个地区所有文化的共同规范。具体说，表现为人们的习惯、气质、心理、风俗等各个方面。人文往往与乡土相连，是乡土文化的一种基因，具有一定的稳定性、遗传性。中华传统文化体系是个整体，南、北与共；但是，南、北的乡土人文基因是不一样的。

《易经》云：“一阴一阳之谓道。”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始终以道、儒两家为主体，其根本原因就在它们是一阴一阳。对此，清代学者魏源在《老子本义》中作过明确阐述：“老子与儒合乎？曰：否。天地之道，一阴一阳。而圣人之道（指儒学），恒以扶阳抑阴为事。其学无欲则刚，是以乾道纯阳，刚健中正，而后足以纲维三才，主张皇极。老子主柔宾刚，而取牝取雌取母，取水之善下，其体用皆出于阴。”为什么儒家只能产生于北方，而道家只能产生于南方？从深层次分析，这与南、北不同的乡土人文基因直接相关。

道、儒两家同处一个文化系统，两者的关系犹如“太极图”所示：

圆形表示一个体系，体系内无所不包，万物变化周流不息；一黑一白，表示阴阳两方，相辅相成，互推互化；中间两个小圈，表示阴阳两方都包含对立面的因素，即阴中含阳，阳中含阴，相互渗透。道、儒在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上是“统一”的，比如两者都主张“天人合一”，以“和为贵”；皆持辩证思维，“过犹不及”，守“中庸”“中和”之道；皆是开放的，既以“我”为主，又汲取对方的元素，具有兼容性，儒家倡导“和而不同”，道家倡导“百家众技皆有所长”，如此等等。正是文化精神上的“统一”性，两者才能融会一体。但是，两者在人文上又带有不同的乡土特征。北方周文化以阳刚为基调，趋向理性，诸如刚强，现实，积极，进取，果断，勇敢，耿直，雄壮，豪放；楚文化以阴柔为基调，趋向感性，诸如柔软，遁世，退缩，内向，天真，机智，随和，清秀，婉约。有学者这么概括：“周的文化可说最近于数量的、科学的、理智的、秩序的……楚文化和这恰可以作一个对照。它是奔放的、飞跃的、轻飘的、流动的。这两种文化，也可说一是色彩学的，一是几何学的。简单一句话，周文化是古典的，楚文化是浪漫的。”[10]正是人文上的一阴一阳“对立”统一，中华传统文化体系才能实现生态平衡，在动态中持续发展，周流不息，永葆青春的活力。

南、北的人文基因表现在文化上，内容广泛，形式多样。这里笔者只作一个概略的分析，即通过南、北两地人的人格、性格和风格三方面比较，来说明南、北人文基因的不同特色。

先说人格。人格体现为人的基本需要，支配他的是价值观。罗家伦先生说：“人格是衡量个人一生生命价值的标准，是某一个人之所以异于他人的特征……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形成，全靠人与人间的信任。信任的基础在于彼此间最低限度的人格的认识。”[11]

基于北方严酷的生存环境，以及漫长的宗族社会历史，北方人的人格形成了独特的人文传统，那就是理性的、现实的、讲秩序的意识。正是在这样的传统人文土壤里，诞生了孔子的儒家学说，推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下尊卑有序的伦理礼制，要求每个人安于自己的社会地位，自我克制，遵从道德规范，为其所该为。如《礼记·礼运》所说，做到“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因此，也建立了社会阶级之间转换运行机制——“学而优则仕”，鼓励人们积极进取，通过立言、立功、立德来实现个人价值，改变人生。在儒家意识里，中规中矩、光宗耀祖是最高的人格理想。儒家早期代表人物，诸如孟子、子思、曾参、颜回、子路等等几乎都诞生于北方。儒家精英群体只可能在北方乡土上出现，这并非是偶然现象，而是与北方的人文环境直接相关。

然后，南方的人文基因与北方不一样。南方的环境适宜人的生存，且保留着原始氏族社会的遗风，人格准则是顺其自然，信仰巫术，清静“无为”，因此是感性的，浪漫的，讲自由的。在南方的人文观念里，“万物为一”，在自然面前，人与人、人与物没有差别，各有各的价值，万物皆是平等的。因此，诞生了老、庄的道家学说。道家否定人为的社会秩序，否定人为的仁义道德标准，否定人与人之间的权利竞争，主张返璞归真，与自然与共，保持人的天然状态。在道家意识里，自我解放、自然而然是最高的人格理想。老子、庄子等道家代表人物大多数出自南方，也绝非偶然现象。

再说性格。性格指的是对待人与事的态度和行为方式，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它是个性的核心部分。所谓“积行成习，积习成性，积性成命”，性格固有“命”——先天性的遗传因素，但是与人所处的人文地理环境也有密切关系。在性格上，南、北两地人显然不相同。

北方山少平原多，出门便是黄土旷野，方圆几里乃至上百里一览无余，而常年风沙，寒冬冰雪，气候条件恶劣，因此北方人的性格大多豁达坦荡，爽朗大方，不拘小节，燕赵之地的人更多的是豪迈勇武之气。南方则山峦阻隔，沟壑纵横，森林密布，河流交叉，人的视野往往被禁锢在狭窄的空间内，且要在一亩三分土地上精耕细作，为了生存，人们养成了精打细算、小心谨慎、善于谋划的性格。且江南水乡，山秀水美，气候适宜，所以南方人的性格更多的是温柔灵慧，多愁善感。

林语堂先生曾将南人与北人的性格做过对比，他说：“我们看到的是北方的中国人，习惯于简单质朴的思维和艰苦的生活，身材高大健壮，性格热情幽默，吃大葱，爱开玩笑……他们是河南拳匪、山东大盗以及篡位的窃国大盗。”在“长江以南，人们会看到另一种人。他们习惯于安逸，勤于修养，老于世故，头脑发达，身体退化，喜爱诗歌，喜欢舒适。他们是圆滑但发育不全的男人，苗条但神经衰弱的女人……他们是精明的商人，出色的文学家，战场上的胆小鬼”。[12]

张君俊先生则认为：“北方人无论做事说话，大抵都很豪爽，不像南方人枝枝节节弯弯曲曲，口不从心，言不顾行。”“北方人礼尚特甚，故守秩序的意识，异常特殊……南方人本身虽告衰老，但他们仍有儿童时代的性格，故不惯守秩序，而反多轨外之行动。”“北人还有一种风尚，是南人不大讲求的，这便是尚义侠，重言诺。”“北方民族还有一种民性与南方不同的，便是重实行。南方的脾气，多半尚口讲。北人遇着文明方法不能解决的困难，多半出手硬打……南人多不然，他们既不敢出手硬打，只以村妇打街骂巷的手段，来发泄他们的牢骚。尤以湖北人最巧于这一套。”“北人之保守，南人之进取，也是北中国与南中国之根本区别。”[13]

南方人与北方人在行事方式上差异也甚大。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论语·雍也》）老子说：“上善若水。”（《道德经》第八章）孔子以山自比，山的秉性巍峨雄壮，泰然自若，处于雷雨风云之中，而不为之动；老子以水自喻，水的秉性柔顺而处下，因势而动，藏愚守拙，以柔克刚。“山”与“水”正象征着北方人与南方人两种不同的行为方式。

荆轲刺秦王，是典型的北方人的“山”型行为方式。荆轲带着燕督亢地图和樊於期首级，慷慨前往秦国去刺杀秦王嬴政。临行前，燕太子丹等人在易水边为荆轲送行，朔风刺面，易水呜咽，好友高渐离临场击筑，荆轲则和着节拍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是何等悲壮苍凉的场面！荆轲来到秦国后，在向秦王献燕督亢地图时，图穷匕见，最终行刺失败，被秦王侍卫所杀。与之不同，勾践灭夫差，无疑是典型的南方人的“水”型行为方式。越王勾践因为力量不敌吴王夫差，为了存国而求和，先收买夫差的宠臣伯嚭，求得夫差的宽容，然后又亲自与范蠡一起去吴国，忍辱住在阖闾坟旁的陋房，卑躬屈膝为夫差当奴仆马夫，甚至以亲尝夫差粪便方式，求得夫差的信任。被夫差恩赐回国后，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一待越国国力恢复，便趁机倾力灭吴。此时夫差向他求降，他老谋深算，不愿重蹈夫差之覆辙，夫差不得已而被迫自杀。

当然，南方地域广阔，其东西南北的人文地理环境也不尽相同，因而性格也会有一定差异。《史记·货殖列传》中说：“越、楚则有三俗。”这三俗指西楚、东楚、南楚三地的人具有不同的性格。比如西楚、南楚，虽然属于南方，但湿热、湿冷天气偏多，寒气更胜于中原，平时饮食注意“祛寒”，所以三地有吃辣椒的生活习惯。所谓湖南人不怕辣，湖北人怕不辣，川蜀之地人辣不怕，因此湘、鄂、川乃至赣的人，都有一种火辣辣的个性。而东楚苏、沪、浙的饮食，偏甜多糖。糖偏阳，也有祛湿功能，只是不如辣椒来得强，然而东楚地方的寒气较轻，以糖祛湿就够了。由于常吃糖，所以性格偏“黏”，用上海话说就是“搞不清爽”。按《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就西楚一地而言，其西土地贫瘠，少有蓄积，民俗向来剽悍轻捷；其东则物产富饶，居民多经商，向来清廉苛严，信守诺言。南楚又是一种性格，因南楚与闽中、于越习俗混杂，所以居民善于辞令，说话乖巧，少有信用。

最后说一下风格。人格的最高层次是审美。所谓审美风格，就是人的一种相对稳定的思维方式和审美习惯。审美风格是潜意识的，表现在人们心理的方方面面。

《北史·文苑传序》说过南、北两地审美习惯的差别：

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官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胜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

其实，南、北两地审美风格的差异，最明显地表现在《诗经》与《楚辞》这两部作品中。《诗经》是北方人文风格的集中体现。《诗经》是抒情的，但是思维方式是现实的，是周王朝由盛而衰500年间中国社会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诗经》中无论是“风”还是“雅”，在表现现实时，一般都采用比较朴实的、合乎现实本来面目的形式。除了《生民》等个别篇章，都没有运用脱离现实世界的幻想形式。《诗经》具有明确的“礼”教意义，《毛诗序》说它的宗旨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建立现实的社会伦理秩序。孔子评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所谓“诗言志”，《诗经》的“志”更多取向于“道”，就是通过“诗”来劝谏、评论、辨析、述理，这成为后来“文以载道”之说的源头。

《楚辞》则集中表现了南方的人文风格。《楚辞》也是抒情的，但是它是个人情感的流露，抒述的是个人的遭遇、苦闷、志向、追求，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感情炽热、激越、昂扬。《楚辞》不受现实本来形式所束缚，纵横驰骋于内在世界，在丰富的想象中，运用大量的象征意象，将离奇的神话传说与现实事物融为一体，构成五彩斑斓的幻想世界。《楚辞》的言“志”，重在“缘情”，充满理想的色彩。在语言上，《楚辞》打破了《诗经》四言体的樊笼，及平稳凝重的节奏与和谐中正的修辞，运用南方楚地的方言，以参差错落、灵活多变的句式，形成自由、奔放的语言，在平稳中求变化，呈现出恢宏的气势和奇丽的境界。因此，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分析认为：“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

南、北人文风格的差异：一重阴，一重阳，一崇尚浪漫主义，一崇尚现实主义。这样的差异不仅体现在文学上，也体现在其他文化现象上。比如器具的造型。周文化追求沉着、严峻、静止、封闭、惊畏、威吓，楚文化则追求生动、活泼、开放、舒畅、流动、清灵。《吕氏春秋·先识览》记载：“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饕餮纹样粗野，残酷，凶狠，有一种狰狞美。“旧时有谓钟鼎为祟而毁器之事，盖即缘于此等形象之可骇怪而致。”[14]楚文化在铜器上流行凤纹，“总体风格是纤丽清秀”。[15]周文化造型上崇阳，《吕氏春秋·达郁》云：“周鼎著鼠，令马履之，为其不阳也。”周鼎上刻鼠形图案，让马踩着它，就是因为鼠属阴，丧失阳气，这是亡国的象征。楚文化造型上崇阴，湖北江陵天星观二号楚墓出土的“凤立卧虎”鼓，虎为底座，身踞状，头昂，尾翘而不卷，做挣扎状。两只苍劲、伟岸、英武、硕大的凤立于虎背，使虎动弹不得。凤，气宇轩昂，昂首仰天长鸣。

汉字是中华民族的符号系统。同样的字体，周文化与楚文化在书写上表现出不同的风格。从钟鼎文来看，周文化的字体显得劲直峭拔，古朴雄浑，然而楚墓出土的王子午鼎、王孙诰钟，字体却柔美浑圆，端整之中又有流丽之风，如郭沫若所描述：“南文尚华藻，字多秀丽；北文重事实，字多浑厚。”[16]由于楚越钟鼎文的笔画多波折扭曲，形似虫鸟，后人称之鸟虫体。

人体同样如此。北方以肥腴为美，吐鲁番唐墓出土的唐代贵妇弈棋画、西安唐墓壁画所画的女子，无不天庭饱满，雍容肥硕；南方以苗条为美，《管子·七臣七主》云：“夫楚王好细腰，而美人省食。”元青花《西厢记·拷红》梅瓶上所绘的红娘，修长柔美，婀娜清秀。

在艺术上，有学者比较南北不同的风格：“南方表现为渔唱文化，北方表现为锣鼓文化。渔唱文化是水的文化，它是流动的；是船的文化，它是飘荡的、灵巧的；渔舟唱晚，野渡无人舟自横，夜半钟声到客船，一派自然的、新生的气象。锣鼓文化是黄土的文化，它是稳固的；是牛耕的文化，它是踏实、勤劳的；是太阳的文化，雄壮震天。”[17]确实如此，南北艺术风格存在明显差别。例如戏剧，中国的戏剧源远流长，京剧被推为国粹；除京剧之外，可说是剧种繁多，派系林立。但是，这些地方剧种基本可以分作北方戏剧和南方戏剧两大类。北方以豫剧、晋剧、秦腔、河北梆子为代表，剧目大多是军事题材，诸如《空城计》《花木兰》《长坂坡》《穆桂英挂帅》等，场面紧张、激昂、悲壮，服饰往往是大红大紫、色彩绚丽，唱腔高亢，粗犷豪放，乐器以打击乐器为主，如锣、鼓、铙钹等，强劲有力，气势宏大。南方戏剧以越剧、昆剧、黄梅戏为代表，大多是爱情题材，诸如《西厢记》《梁山伯与祝英台》《孔雀东南飞》《天仙配》等，场面和缓、幽静、悱恻，唱腔婉转缠绵，莺声燕语，乐器以管弦乐器为主，如笛子、扬琴、古筝、琵琶等，轻盈优美，清丽动听。

绘画艺术里，国画是中国的国粹。自唐以后，国画中的山水画开始鼎盛，形成了南、北两派。北派山水的代表人物是荆浩和关仝，他们所画山水“上突巍峰，下瞰穷谷”，场面浩大，气势雄伟，所画林木，有枝无干，“乱而整，简而有趣”，尤喜画秋山寒林、村居野渡等关、陕一带的风光。南方的代表人物是董源和巨然，他们的山水画中很难看到险峻奇峭的山峰，所见的是平缓连绵、映带无穷的山峦、林麓小溪、山村渔舍，全是江南丘陵江湖的动人景色，有一种淡雅、温润的情趣。明代画家董其昌提出了著名的南、北两宗论，北宗的山水画家注重写实，严谨刻板，南宗画家注重意趣，圆融疏散。

龙舞是中华民族的民俗，南北与共。但是，南、北龙舞的艺术风格明显不同。北方龙舞以古朴刚劲的古燕赵之风见长，豪放、雄浑、粗粝，场面呈阳刚“壮美”；南方龙舞多具荆楚之风，风格上精巧纤细，柔和、清丽、流畅，场面呈阴柔“秀美”。

即便是外来的佛教也同样如此。佛教传入中国后，被中国化为禅宗。禅宗分为南北两宗：北宗以神秀、普寂为代表，主张以“坐禅观定法”为依归，渐进禅法，渐修菩提，提出“渐悟”说；南宗以慧能为代表，主张以“即心即佛”，“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依归，不拘泥“坐禅”“观定”与否，即可成佛道，提出“顿悟”说。“渐悟”说强调的是理性秩序，要求循序渐进，“顿悟”说强调的是机会缘分，讲究突然开窍。禅宗“南顿北渐”的形成，实质上是南、北不同人文风格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