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世之“道”：无为而治
《汉书·艺文志》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道家学说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按母系氏族社会理想，从古代君王的统治经验里抉精择要，归结出治世的“南面之术”。
道家在“道”上一分为二：天道和人道。天道自然而然，本是“无为”，人道顺其自然，遵循“无为”。故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君王治世须本天道行人道，应该是“无为而治”。老、庄主张的“无为而治”，并非什么创造，而是本于远古社会的治世传统。
所谓“治”，庄子在《盗跖》里做过描述：“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人们“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让人们返璞归真，恢复淳朴的人性、真实的自我，回到无拘无束无知无欲的原始生活状态，就是“治”。
所谓“无为”，《淮南子》解释云：“夫地势，水东流，人必事焉，然后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谷得遂长。听其自流，待其自生，则鲧、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若吾所谓‘无为’者……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权自然之势……若夫以火熯井，以淮灌山，此用己而背自然，故谓之有为。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鸠，泥之用輴，山之用蔂，夏渎而冬陂，因高为田，因下为池，此非吾所谓为之。”疏通河道是“循自然”，堵塞河道则为“反自然”；对禾苗浇水施肥是“循自然”，拔苗助长则为“反自然”。道家认为“无为”，就是“权自然之势”“循理而举事”，换言之，“无为”就是遵循自然规律。
什么才是“无为而治”？老子指出：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道德经》第三章）
老子说的“无为而治”，不是不为，而是顺其自然，不妄为，不乱为，“为”之当“为”。“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将治世比喻为烹煎小鱼儿，下锅烹煎小鱼儿时不能老翻动，一再折腾，小鱼儿就全弄碎了。当然，“无为”本身就是“为”，老子对“无为”之“为”列举了三个要求：
一是“不尚贤”，即不要将人区分为“贤”与“不贤”。一旦社会崇贤尚才，人们就会争名夺利，导致社会不安。在老子看来，世上不存在绝对的“贤”，“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美丑、善恶都是相对的，“贤”与“不贤”也同样，一旦绝对化，就会走向反面。
二是“不贵难得之货”。所谓“难得”，就是稀有的意思。其实不管“难得”与不“难得”，在道家看来都“本于一”，任何事物都有价值。庄子举过例子，梨、橘、柚等树可用，栎树虽不成材同样有自己的用处。因而无须将“难得”为“贵”。将货物分为“贵”与“不贵”，就会打破自然的平衡，激发起人的贪欲，形成社会偷盗之风。
三是“常使民无知无欲”。老子这里说的“知”，不是指个人的知识与思考，指的是违背社会道德的思想与奸诈；说的“欲”不是指个人的欲望，而是指损人利己的贪欲。“无知无欲”，意思是要让百姓保持淳朴天真的本性。老子认为人人保持自然淳朴的天性，做其所做，得其应得，和谐相处，社会就不会出现尔虞我诈、你争我夺的现象，天下自然大治。庄子在《马蹄》中也做过诠释：“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
老庄认为“无为而治”的要义是“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对于君王而言，就要顺民之性而为之，“圣人恒无心，以百姓心为心”（《道德经》第五十四章）；要以身作则，“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道德经》第五十七章）；要“少私寡欲”，具体说就是“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道德经》第六十七章）。君王不要过度欺压掠夺百姓，“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道德经》第七十五章）。对邻国，不要随意发动战争，“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道德经》第三十一章）。“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道德经》第三十章）即使是正义之战，老庄认为也不要去赞美，因为战争是凶器，残害生灵，破坏和平，所以“战胜，以丧礼处之”。君王只要按照上述几方面贵因随势，“安时而处顺”（《庄子·大宗师》），那么就能天下大治。
老庄关于“无为而治”的阐述，尤其是“常使民无知无欲”的观点，后人多理解为一种愚民思想。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老庄学说是一个思想体系，所有论述须置入体系中来诠释，才能正确理解。什么是愚民思想？愚民思想指的是全社会只能有一种声音，一种价值观。而老庄恰恰是反对天下只能有一种思想、一个标准的。庄子在《胠箧》中云：“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乱。”老庄倡导的“无为而治”，其核心是尊重自然芸芸众生，让世人保持各自“独异于人”的自然生态。
春秋战国时期，主张愚民政策的主要是法、儒两家。法家认为国君要取天下，首先要制服百姓。“昔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君书·弱民》）弱民的办法：一是独裁，“民一于君，事断于法”；另一就是愚民，“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辨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则知农无从离其故事，而愚农不知，不好学问。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智农无从离其故事，则草必垦也”（《商君书·垦令》）。愚民的办法就是不让百姓得到信息，百姓无知就能使他们成为耕战的工具。如果说法家是反智的，儒家恰好相反，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学而优则仕”。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法家用刑法治民，民虽会听从，但没有羞耻心。假如用德礼教化，那么百姓能明是非，知荣辱，就会身心归顺。儒家主张礼治，“克己复礼”。《礼记·曲礼上》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儒家的愚民就是让百姓自觉自愿地接受“礼”的节制，上下有序，对上做奴才，对下做主子，并要认为这是天经地义，无可非议之事。儒家与法家，一是反智，一是尚智，但是在愚民的目的上殊途同归，都是要泯灭人的主体性，使之丧失独立的人格，所以在封建社会里，儒、法始终处于合流的状态。
显然，道家与儒家、法家的治世思想是不同的。道家既反对法家的君主独裁、以刑法治国的方式，认为“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道德经》第五十七章）。也否定儒家的仁义“礼制”这种囚禁人天性的治世方式，认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道德经》第十八章）。
置于人类文明的坐标上来衡量，“无为而治”无疑是一种复古思想。道家的社会理想就是复古，而复古的追求正是基础于他们朴素的辩证哲学思想。在上节谈到道家的自然哲学中，我们已提到老庄的“反者道之动”，以及“周行不殆”的理念。老庄认为先秦时期的社会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物极必反，其结果是从终点返回始点，回归到原始时代。道家治世主张的复古本质，孔子曾一针见血指出：“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论语·卫灵公》）
老庄治世思想的失误之处，在于人类社会的文明是由低级到高级、由落后到先进进化的，虽然社会的发展遵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规律，但不是在同一层次上的周而复始，而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取代封建礼制的不是原始的“自然”，而是文明层次更高的“自然”。自人类进入封建宗法社会后，人与人的“自然”关系遭到破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返真归璞的“无为”成为一种理想，一种境界，如《菜根谭》所云：“田父野叟，语以黄鸡白酒则欣然喜，问以鼎食则不知；语以缊袍短褐则油然乐，问以衮服则不识。其天全，故其欲淡，此是人生第一个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