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　论楚文化对巴蜀文学的影响

陈涛

文化是人的生活方式，文化精神则是文化的灵魂与本质。所谓文化精神，指的是人的信仰理想、思想方式、价值取向、审美情趣，一切文化只是文化精神的不同表现形式。从人类文明史上看，文化精神的形成是一个民族文明诞生的标志。

中华文明始于《易经》。《易经》自伏羲始创至周公完成，经历了3000多年的孕育；而后，先秦诸子百家以《易经》为纲构建成了中华文化精神系统。据钱穆先生观点[1]，中华文化精神系统具有三个层次：一是君道。“以狭义的国家富强为出发点”，主张“加强君权”“缘法而治”“富国强兵”，倡导者是法家、兵家、纵横家，代表人物有商鞅、韩非、公孙衍、张仪等人。他们大多是三晋（魏国、韩国、赵国）人士，因而可以归为三晋文化。二是人道。“注意及于整个之社会，全部之人生”“为整个社会谋彻底之改进”，主张“克己复礼”“仁义道德”“兼爱非攻”，有儒家、墨家，代表人物有孔丘、孟子、墨翟等人。他们大多是齐国、鲁国人士，因而可以归为齐鲁文化。三是天道。“老庄道家主言天道”，主张“道法自然”“回归自我”，代表人物有老子、庄子等人。老、庄都是楚国人士，因此，可以归为楚文化。由于这三个层次的文化精神出自同源，按钱穆先生“和合论”，它们的差别只在于侧重国家、社会、生命不同的文化层次，相互存在着兼容并包情况，不过因为主次不同，同一种文化现象在不同层次，精神性质上却存在着差异。

什么是楚文化呢？在中华文明中，影响最深远的是儒、道两家。这里于儒、道两家比较中加以阐述。儒、道两家的出发点都是“人”，差异在于儒家将人置于社会中，是入世的，讲“功名利禄”；道家将人置于自然中，是出世的，讲“清静无为”。儒、道两家都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儒家的忧患在于因社会“礼崩乐坏”，而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道家的忧患在于生命受人为束缚，而追求回归自然，崇尚陶渊明式的隐逸。儒、道两家皆注重文学，儒家的文学主张是“发乎情，止乎礼义”，倡导《诗经》方式的现实主义，要求文学起到“兴、观、群、怨”的审美劝世功能；道家的文学主张是“物我合一”“表现自我”，倡导屈原《楚辞》方式的浪漫主义，实现“乘物以游心”的率性人生——艺术境界。中华文明是个博大开放的文化系统，及至汉代，楚文化吸纳了印度之佛学[2]，将佛学融入了中华文化系统，中华文明由此形成了“儒学治世、佛学治心、道学养性”的文化传统。可以说，在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中，楚文化居于极为重要的地位。

钱穆先生曾这样叙述先秦时期秦国的文化状况，“秦人僻居西土，就文化而言，较东方远为落后”“秦人本无其之文化传统，皆自东方移殖”[3]。巴蜀之地封闭，且更处秦国之西，其文化传统同秦人一样，也“皆自东方移殖”。本文着重论述巴蜀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五次高峰，及来自东方的楚文化对这五次高峰形成的深刻影响。

一

有文字记载的巴蜀文学，始于西汉。西汉文学以王褒、扬雄、枚乘、司马相如为“四大家”，其中三大家出自巴蜀。可以说，巴蜀文学史虽然自汉代才翻开首页，但出手不凡，一开始就登上了中国文学“汉赋”时期的高峰。

巴蜀文学“三大家”的崛起与楚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楚国被秦国灭了之后，楚国的南公预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历史最终证实了南公的预言。这“三户”的第一户是揭竿起义的农民领袖陈胜，陈胜是楚人，他建立的政权称为“张楚”；第二户是楚国贵族项羽，他率江东子弟渡江抗秦，建立的政权称为“西楚”；第三户是楚国小吏刘邦，秦亡后，刘邦统领群雄，建立了大汉王朝，刘邦将楚地神灵东皇太一封为华夏最高神。

汉王朝在其建立之初，从刘邦至窦太后为了纠正秦朝暴政之遗祸，让民休养生息，他们所执的政治原则是“黄老之术”。《史记》记载：“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所谓“黄老之术”，其实是借黄帝之名，崇老庄之学，施行“无为而治”。因而，汉初半个多世纪中，形成了以楚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精神，中国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繁荣景象。

正是在汉初盛世开辟的文化沃土上，巴蜀的第一批文学家闪光亮相，登上文坛。他们以自己独特的才华，创作了一批光耀千古的“汉赋”经典之作，使“汉赋”不仅成为汉代时兴的文体，而且作为中国传统文学的瑰宝，传承至今。

司马相如（约前179—前118年），字长卿。清代《四川通志》记载：“汉司马相如成都人，侨居蓬州（今四川蓬安）。”司马相如是汉赋的奠基人，被刘勰称为“辞宗”，被现代文学史家称为“赋圣”。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给文学家立的传只有两篇，一篇是《屈原贾生列传》，另一篇就是《司马相如列传》。

司马相如谙通老庄学说，不拘礼法，崇尚自然，其个性张扬与庄子“原天地之美”一脉相承。司马迁在《司马相如列传》中记述：他“虽进仕”，但为了保持自我，处世淡泊，“不慕官爵”，凡事持“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庄子·逍遥游》）之态度，对权门利禄之气、奢侈之风甚为反感，故常“称病闲居”，后来干脆“病免在家”；司马相如甚至不顾礼法，与卓文君私奔，当垆卖酒。

《子虚赋》《上林赋》是司马相如的代表作。此赋创作之时汉朝已进入盛世，宗室公卿私欲横流。司马相如秉承老庄“少私寡欲”的思想，目睹现实，深为忧患。他在这两篇赋中通过子虚、乌有先生与亡是公的争论，极尽铺陈夸饰楚国的云梦泽和上林苑的“巨丽”，以及汉天子游猎的盛况，最后笔锋一转，写汉天子在“酒中乐酣”之时幡然省悟，“此大奢侈……非所以为继闹创业垂统也”。于是下令撤酒罢猎。两篇赋以“颂”作“讽”，“其卒章归之于节俭”。

王褒（前90—前51年），字子渊，西汉蜀郡资州（现四川资阳雁江区昆仑乡墨池坝）人。他精通六艺，娴熟《楚辞》，崇敬屈原而作《九怀》。《九怀》后被收入《楚辞》。他的名作《洞箫赋》，将汉赋的题材由游猎、女色引向雅品文物，从政治上讽谕规诫转向纯粹的审美。“美是自由的象征”，王褒在该赋中表达了老庄“天地与我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思想，于“洞箫”中作诗意的栖居，将汉赋引向了纯文学化。

扬雄（前53—18年），字子云，西汉蜀郡成都（四川成都郫都区友爱镇）人。他是继司马相如之后西汉最著名的辞赋家，所谓“歇马独来寻故事，文章两汉愧扬雄”。扬雄习老庄之道，曾作《太玄》。他模仿司马相如作《甘泉赋》《羽猎赋》，极言汉王朝之盛景，因而得“扬马”之誉。然而世道中变，王莽篡权后，扬雄不愿趋炎附势，辞官归隐，自甘淡泊，作《解嘲》赋：“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俯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谈者卷舌而同声，欲步者拟足而投迹。”

“汉赋”由“楚辞”发展而来，具有很强的浪漫主义色彩，气势磅礴，铺张扬洒。但巴蜀文学家不只局限于“楚辞”，他们创作的“汉赋”吸取了中原“诗经”的许多元素，在艺术上对“楚辞”作了“拓宇”：比如“楚辞”旨在抒情，“汉赋”敷演为叙事的形式，专事描写铺陈；“楚辞”一般通篇押韵，“汉赋”则韵散结合，不讲究押韵；“楚辞”发自于内心的需要，真情毕露，“汉赋”则追求艺术技巧，讲究辞藻华丽。司马相如因此将“汉赋”的特征作如此艺术归纳：“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家之迹也。”然而，在师事老庄雄厚豪迈、汪洋恣肆之气，秉囊括天下、吞吐宇宙之性上，“汉赋”与“楚辞”一脉相传，正如司马相如所说：“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4]

二

在唐王朝300年中，道家始终得到了官方崇奉。唐朝皇帝姓李，老子也姓李，于是攀亲附宗，尊老子为“圣祖”，奉道教为国教。唐高宗尊奉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时对道教进行了改革，剔除天师巫术迷信色彩，发展道家义理，向老庄思想回归。楚文化的人文精神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在道教发源地巴蜀得以弘扬光大，巴蜀文学也因此而出现了第二个高峰。

陈子昂（659—700年），字伯玉，四川射洪人，“初唐四杰”之一，诗文革新之先驱。宋·刘克庄《后村诗话》云：“唐初王、杨、沈、宋擅名，然不脱齐梁之体，独陈拾遗首倡高雅冲淡之音，一扫六代之纤弱，趋于黄初、建安矣。”陈诗不仅秀毓巴蜀，并且开启了唐诗一代新风。

《登幽州台歌》是陈子昂的代表作：“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此诗与楚辞《远游》“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遥相呼应。却更加意境卓异，诗中诗人在恍兮惚兮的宇宙之中，充沛着无穷力量而孤傲独立，抒述着对永恒的渴望。陈子昂的诗颇多老庄玄学韵味，尤其是最负盛名的《感遇诗》，沈德潜说它：“感于心，困于遇，犹庄子之寓言也，与感知遇意自别。”[5]

唐诗中最负盛名的是李白。李白（701—762年），字太白，出生于蜀郡绵州昌隆县（今四川江油青莲乡）。李白生活于唐朝由盛转衰时期，他的诗从不同侧面表现了盛唐气象及其隐在的危机。他的代表作有《望庐山瀑布》《行路难》《蜀道难》《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等，均是千古传诵的名篇。李白还开创了词的风气，在词史上享有极高的地位。李白存世的诗词文千余篇，其文学成就达到了盛唐诗歌艺术的巅峰。

李白生平虽有儒家入世追求，欲建功立业，为国效劳，但更受道家出世影响。或者说，他就是个道人，追求“清静无为”“返璞归真”。李白混迹官场时，怀抱“志在清中原”大志，忧国忧民，也曾获得皇帝玄宗的赏识。但由于李白不改率真自由的个性，豪放不羁，倜傥不群，不艳羡荣华富贵，最终不被权贵所容，只得发出“行路难，归去来”的叹息，浪迹山水，寻仙访道。

李白的诗富有自我表现色彩，气势磅礴，汪洋恣肆，纵横飞动。他将屈原、庄子的艺术风格融会一体，形成了自己雄奇、飘逸、奔放的独特风格。“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江上吟》）“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想象丰富，意境奇妙，语言豪放，故杜甫赞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如果说屈原是中国浪漫主义诗坛上的第一个高峰，那么李白是继屈原之后，出现在中国诗坛上的浪漫主义的又一个高峰。

在唐诗史上，唯一能与李白相并列的是杜甫。杜甫是河南巩县（今河南巩义）人，照例说来，他与巴蜀文苑无关。然而，自唐安史之乱后，杜甫便入川避难，先后辗转迁居于成都、宜宾、重庆、夔州等地近十年。杜甫一生写了1400余首诗，仅在成都就创作了475首，后到夔州（现重庆奉节），他又写了410首诗。这就是说，他人生中有三分之二的创作是在巴蜀完成的，理当属于巴蜀文学的一部分。

杜甫的创作道路可以分为前后两期，诗歌风格迥然不同。入川之前，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具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热衷于建功立业。此时期，他经邦济世，抨击黑暗，创作的诗歌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诸如《春望》《北征》《三吏》《三别》等都是这时期的名作，因此他的诗歌被后人称作“诗史”。但是，入川之后，杜甫思想随着人生的挫折与窘困发生了变化。“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此时他不再受功名羁绊，“疏懒为名误，驱驰丧我真”（《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而接受了回归本性、顺应自然的老庄思想。杜甫写于“草堂”的《为农》一诗，可以说是他弃儒归道转变的标志。而后的诗，如《江亭》所抒述：“坦腹江亭暖，长吟野望时。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杜甫已完全淡然物外。尽管有时他也因自己生活的窘迫而心系苍生，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之类诗歌，但从总体来看，他已化作陶渊明式的隐士形象。

三

宋代，巴蜀文学出现了苏轼这样杰出的文学家，再次登上了中国文坛的高峰。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现传他诗词3000多首，诸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题金山寺》《题西林壁》《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等等皆是传世佳作。在北宋文坛上，苏轼的诗词赋堪称一绝。王士祯认为：“汉魏以来，二千余年间，以诗名其家者众矣。顾所号为仙才者，唯曹子建、李太白、苏子瞻三人而已。”苏轼的散文著述也宏富，现存4000余篇。他的《赤壁赋》《后赤壁赋》提供了文赋的典范，《石钟山记》《思堂记》别开游记生面，《潮州韩文公庙碑》《方山子传》皆是碑传文难得的佳作。他的书简、随笔信笔抒意，自由活泼，是明清小品的滥觞，而政论、史论、奏议，虽属广义散文，不仅说理透辟，气势雄浑，而且文采奕奕。

苏轼身上兼容儒、释、道三家学说，他在对苏辙的祝寿诗中写道：“君少与我师皇坟，旁资老聃释迦文。”明确说明他的思想以儒为宗、兼容释道。实际上，老庄道学对苏轼影响甚深，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一文中曾谈到，东坡年轻时，“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苏轼的人生是波浪形的，从儒处起，从道处伏，起伏不定。起时他以儒子自居，经世济民，但仕途坎坷，屡遭贬谪，如他《自题金山画像》所云：“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而每当处于政治低谷时，他便栖居老庄之学，以乐观豁达的态度对待事物，顺应自然，超然物外，赋诗作文，由“绚烂”而归于“平淡”。苏轼的名作大多出自他人生低谷时候。到了晚年，苏轼看破红尘，产生了陶渊明归隐田园的思想，“何时归耕江上田，一夜心逐南飞鹄”（《二十七日自阳平至斜谷宿于南山中蟠龙寺》）。如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说：“公诗本似李杜，晚喜陶渊明。”

对文学，苏轼有自己的观点。他说：“吾所为文，必与道俱。”“文以载道”本是儒家的主张，认为诗文当“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救治人弊”。然则苏轼说的“道”，内涵已变，它泛指老庄的自然之道。他在诗文中不断表现“以无为道”和“道贯万物”的思想，比如《墨花》中的“造物本无物，忽然非所难”，《次荆公韵四绝》中的“细看造物初无物，春到江南花自开”。他说的“造物”即“道”，“道”是无形的，不可见闻而又无处不在，“道”无为而无不为，这正是老庄的思想。

在北宋，巴蜀文学高峰的代表人物不只是苏轼一人，而是一门“三苏”，即还有苏轼之父苏洵、其弟苏辙。虽然在诗词成就上，苏洵、苏辙不及苏轼之高，但在散文创作上，他们并驾齐驱，各有千秋。苏洵散文纵横恣肆，古朴简劲，凝练隽永，具有雄辩的说服力；苏轼散文纯真自然，平易明畅，词简情真，似行云流水，一泻千里；苏辙散文朴实淡雅，汪洋淡泊，波澜起伏，蕴有一唱三叹的秀杰深醇之气。由于“三苏”散文各具灵性，皆取得极高的成就，在文学史上影响深远，因而俱被列入“唐宋散文八大家”。

“三苏”的文学成就与他们开创的“三教（儒、佛、道）合一”蜀学思想是分不开的。“三苏”的蜀学要旨是：天地日月，圣人道德，均归于“一”，“一”即“道”；物各有性，物性即自然，自然即合理；文以情为本，情是性之动，性至于是即为命，情、性、命同处一体，故“圣人之道出于人情”。[6]显然，“三苏”倡导的蜀学，核心是“道”，此“道”是超越天、地、人秩序的至高之道，更接近于老庄学说中的“自然之道”。可以说，“三苏”的文学创作实践了他们的蜀学，顺其自然，率性而为，“缘于情”而“归于道”，所以才得以才华焕发，臻达至境。

四

时至明代，巴蜀文学沉默了数百年之后又应运而生，呈现出一个高峰，其代表人物是杨慎。杨慎是明朝著名文学家，居“明代三才子”之首。现代著名学者陈寅恪认为：“杨用修为人，才高学博，有明一代，罕有其匹。”

杨慎（1488—1559年），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明史·杨慎传》：“杨慎博物洽闻，于文学为优。”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现存诗词约2300首。明末著名文学家王夫之称他的诗词“三百年来最上乘”，清代王士祯则评述：“明诗至杨升庵，另辟一境，真以六朝之才，而兼有六朝之学者。”此外，杨慎广涉文学各领域，在杂剧、弹词、小说、民歌谣谚上都留下了数量众多的作品，尤其在文、史、哲笔记上取得了极高的成就。明代思想家李贽在《续焚书》中说：“升庵先生固是才学卓越，人品俊伟。然得弟读之，益光彩焕发，流光百世也。岷江不出人则已，一出人则为李谪仙、苏坡仙，杨戍仙（即杨慎），为唐代、宋代并我朝特出，可怪也哉！”

杨慎年轻时科举及第进入仕途，获得朝廷重用，荣极一时。但他是个诤臣，刚正不阿，直言劝谏“议大礼”，因而失欢于皇上，又结怨于权宦，被贬云南38年，至死未得赦免。在云南流放期间，他归依老庄“清净无为”的出世思想，从“修齐治平”的樊笼中解脱出来，潜心著述，放情山水。杨慎一生著作400余种，大多写于这个时期。

在流放途中，杨慎作《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这首词因被毛宗岗父子评刻《三国演义》时放在卷首，而广为人们传诵。《临江仙》纵观历史兴衰更迭、英雄豪杰是非成败，表现出一种大彻大悟的人生观。可以说，这首词在杨慎人生转折中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如有学者所揭示：这首词意味着杨慎的“精神信仰由孔孟之儒学向老庄之道学倾斜；价值取向由汲汲仕进向淡泊功名回归；具体行为由谨遵礼教向不拘小节转变。在实施整合过程中充分突现杨慎在不同人生阶段价值体系的儒道互补原则”[7]。

及至晚年，杨慎乡愁日浓，产生了陶渊明式的归隐思想，“归去来兮，半生歧路，天涯南北西东”（《满庭芳·效东坡作》），“流连两鬓霜华，且烂醉，东篱菊花。不学江州，青衫司马，泪满天涯”（《柳梢青·李菊亭将军席上》）。

五

进入现代后，巴蜀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再现一个高峰，其代表人物是郭沫若。

郭沫若（1892—1978年），原名郭开贞，四川乐山沙湾镇人。郭沫若与鲁迅同是五四新文学的奠基人，鲁迅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郭沫若是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郭沫若在文学上的建树是多方面的，但突出的是两方面：一是新诗，他的新诗集《女神》“开一代诗风”，是中国现代新诗诞生的标志。诗集《女神》中有许多诗歌，诸如《天狗》《凤凰涅槃》《地球，我的母亲》等皆是传世名作。二是历史剧，他创作了《屈原》《虎符》《蔡文姬》等十多部优秀历史剧，并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历史剧理论，成为中国历史剧大师。

在现代巴蜀作家中，郭沫若无疑是受楚文化影响最大的作家。“屈子是吾师”，如他所述，他的一生以屈原为榜样，学习屈原的精神与艺术。他写有《屈原》《屈原的艺术与思想》《评离骚的精神》等论著，生平以现代屈原自况。在他的历史剧《屈原》中，郭沫若更与剧中屈原化为一体，借剧中人物直接抒发自己愤世嫉俗的情感。直到离世之前，郭沫若还集《离骚》原句，写了一副对联：“集芙蓉以为裳，又树蕙之百亩；帅云霓而来御，将往观乎四荒。”以表示自己是传承屈原的弟子。

郭沫若的浪漫主义不仅与屈原一脉相承，而且受到泛神论影响。在《女神》中，诗人实践了泛神论，强调“表现自我”，将自我与大自然的一切相通，达到物我无间，物我合一，从思想艺术上实现了“极端的自由，极端的自主”。他从神话与自然中汲取意象，展开奇特的想象，通过全新的诗境吹响了狂飙突进的时代号角，使《女神》成为五四时期一座浪漫主义的奇峰。

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虽然来自西方的斯宾诺莎，但是他所作的理解已经被老庄学说“同化”：“泛神便是无神。一切自然只是神的表现，自我也只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我的表现。人到无我的时候，与神合体，超绝时空，而等齐生死。”[8]前两句是斯宾诺莎的基本观点，后一句则超越了斯宾诺莎，表现出道家“返归自然”的思想，他将斯宾诺莎的“神”与老庄的“道”统一了起来。故郭沫若在《女神·三个泛神论者》中说：“我爱我国的庄子，我爱荷兰的斯宾诺莎，我爱印度的加皮尔，我爱他们的泛神论。”

综上所述，巴蜀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开创了“五个高峰”，其代表作家皆是文学史上“开一代新风”的顶级人物，他们的创作道路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了楚文化的影响。他们的文学成就之所以与楚文化相关联，究其原因，大体有三方面原因：一、巴蜀之地具有深厚的楚文化土壤。自汉朝始，张陵在成都青城山创立了道教，经过唐、宋、元、明、清的发展，道教在巴蜀各地蔚然成风。道教的思想内核就是老庄学说，不过它是道家思想宗教化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道教在巴蜀普及了楚文化。二、巴蜀文学高峰的代表作家皆是走仕途的人物。他们达则入世，“克己复礼”，经邦济世，立功立德；穷则出世，“回归自然”，豁达人生，著书立言。他们的人生总是“达”少“穷”多，而每当他们失意之时，楚文化就成为他们最佳的人文栖息地。三、文学本是作者之一部生活史、心灵史。楚文化的文化精神蕴含着天人合一、率性求真的内核，具有自然的审美原理，符合文学的本身规律。因而文学天才一旦接受了楚文化，天才便会爆发出最大的能量，创造出文学的奇迹。

《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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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钱穆：《秦汉史》，第99页，《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页。

[2]梁启超认为：“佛教实产育于老庄学派最发达之地……当时实认佛教为黄老之支与流裔也。”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页。

[3]钱穆：《秦汉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0—109页。

[4]刘歆：《西京杂记》，卷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

[5]沈德潜：《唐诗别裁》，卷一注，中国致公出版社，2011年版。

[6]冷成金：《试论“三苏”蜀学的思想特征》，《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7]曾绍皇、吴波：《〈廿一史弹词〉与杨慎人生价值体系的自我调整》，《中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4期。

[8]《郭沫若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15卷第3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