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的黄老之术

在中华文明史上，一个王朝的兴衰总离不开“制”“道”“术”三方面因素。“制”指的是政治体制。自古以来，中国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小农以家族为基本单位，扩而大之为宗族。宗族自然地分散，处于无序的状态，因而数千年来，从远古的部落到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一直争斗不止，战燹不息。统一中国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秦王朝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使中国宗族社会由无序走向有序，这是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一座里程碑。毛泽东说“百代都行秦政法”，便是在总结中国历代王朝的政治实践中得出的结论。

问题在于秦王朝如此强大，为什么它的国祚仅仅持续14年？秦王朝的快速覆灭显然不是由于它的体制，究其原因，在于秦王的政治失之于“道”。“道”指的是治国理念。秦始皇以法家之“道”夺得天下。法家理念是：于君“富国强兵”，竭泽而渔；于民“以刑止刑”，施行暴政。这种集中全国之力办大事的方式，在中原逐鹿、弱肉强食的局势下，在崇尚武力兼并列国时期，的确是有效的。但是，“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统一天下之后，法家之“道”就失去了价值。因为法家之“道”只有“法、术、势”内容，只有一堆法律与权术，没有完整的伦理观、价值观、哲学观，没有顺民意、强经济的思想。所谓“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秦始皇的最大失误在于以“兼并”天下之“道”作为“安定”天下之“道”。这种“道”的错位，直接导致治世之“术”的一系列失误。“术”指的是手段、政策。秦始皇建国后推出了许多巨大工程，诸如修长城，筑阿房宫，建骊山墓，等等，好大喜功，穷奢极欲，劳民伤财。为了完成这些工程，他对民众设置重重苛法，横施暴政。暴政必将激起民变。中国第一次农民大起义——陈涉、吴广起义的直接原因就是秦始皇派下的沉重劳役，以及劳役的苛法。陈涉一群民夫被押送服役途中，“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真是官逼民反。横竖一个死，怎能不反？陈涉、吴广被迫揭竿而起。当时情势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山东郡县少年苦秦吏，皆杀其守尉令丞反，以应陈涉……不可胜数也。”实际上，秦王朝从统一天下开始，就已经将自己置于危坝之上，坝上只要有一处决口，就会决溃引发滚滚洪流。秦王朝很快在遍地农民起义的洪流中土崩瓦解。可以这么说：“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陆贾《新语·无为》）秦国之亡，亡在治国之“道”，正所谓“兴是商鞅，败也是商鞅”。

汉初政权，在政治体制上实际并无大的改革，基本上因循秦制，推行中央集权制。班固在《汉书》中说：“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明简易，随时宜也。”不仅是官爵制度，礼乐制度也是如此。叔孙通为汉王制“礼”，《史记·礼书》说：“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张苍为汉王定章程，如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度量衡，乃至律历与财计皆循秦旧。《汉书·张苍传》：“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初定，公卿皆军吏。苍为计相时，绪正律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故因秦时本十月为岁首，不革。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当水德之时，上黑如故。”

但是，在治国之“道”上，汉初汲取了秦亡的教训，改弦易辙，废除了法家之“道”，推行道家之“道”。汉高祖刘邦本是楚人，信奉道家学说，因而建朝之初就运用黄老之术来治国。黄老之术，实质上是黄老学说的政治实践。黄老之术的特点是，以“无为”为核心，兼容“法”“礼”和“德”的功能，以宽松政治，让民休养生息。汉初几代帝王皆遵照黄老之术，采取了一系列稳定社会、巩固统一、恢复经济文化的政策。

首先是在行政体制上，西汉既循秦制又循楚规，推行以郡县制为主、分封制为辅的二元并行制。二元并行制的特点是，在中心及重要地区建郡县，局部地区分封刘氏子弟为诸侯王，以屏藩皇室。后来分封制出现了弊病，诸侯王割据一方，“不听天子诏”，导致“七国之乱”。汉景帝开始削藩，他采用黄老之术，用以柔克刚、以静制动方式，对分封制进行了改革。汉景帝剥夺了诸侯王的施政权，然而保持诸侯王的食户食邑，任凭“郡国诸侯各务自拊循其民”（《史记·吴王濞列传》）。这样既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又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促进了经济繁荣和文化发展。汉朝这种“二元并行制”，是中央集权下的一种“无为而治”的行政方式。它的优势是改变了秦制中统得太死的状况，于统一之中设立有限的自治区域，通过自治区域之间的竞争，造成活跃的社会经济、文化的自然生态。西汉创立的“二元并行制”，后来被历代封建王朝所遵行。

其次是在法律制度上，西汉既循秦法又废除严法苛刑。秦朝“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建立了统一而完备的法律制度，原本目的是巩固中央集权制。然而秦法“乐以刑杀为威”（《史记·秦始皇本纪》），过于严酷暴虐，以致“赭衣塞路，囹圄成市”（《汉书·刑法志》）。刘邦率军初入关中时，便“召诸县诸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去秦法’”（《史记·高祖本纪》）。但“约法三章”过于简单，因而后来由丞相萧何对秦律法作了减损增益，“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汉书·刑法志》）。萧何的《九章律》多数内容袭用秦律，不过在理念与价值取向上发生了变化。制律的目的是让民休养生息。例如萧何废除了秦法中株连无辜的“连坐之罪”，废除了惨无人道的肉刑；增加了疑案的奏谳制，以及对老幼鳏寡、病残废疾的优恤令等等。尤为突出的是行刑法。秦法是“四时行刑”，然而黄老学说的思想是“春夏为德，秋冬为刑，先德后刑以养生”（《黄帝四经·十六经》），因而“萧何草律，季秋论囚，俱避立春之月”（《后汉书·陈宠传》），顺天应时改作“秋冬行刑”制度。这个行刑制度后来也被历朝所尊奉。黄老之术并不反对法治，而是强调循天道推行法治，即《韩非子·心度》所说的“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法律要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治理方式也要从实际情况出发，这样才能收到实际效果。

秦末动乱之后，全国各地土地荒芜，哀鸿遍野，疮痍满目。“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汉书·食货志》）针对民不聊生的现实，汉初推行一系列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例如招抚流亡，由于动乱，社会上出现大量流亡的百姓，“聚保山泽，不书名数”（《汉书·高帝纪》）。刘邦颁布诏令：“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又如轻徭薄赋，刘邦诏令“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汉书·食货志》）。再是尚俭去奢，“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不领于天子之经费”（《汉书·食货志》）。汉文帝以皇帝之尊“躬修俭节”，日常他只穿粗丝绨衣，临终还遗诏反对“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汉书·食货志》）。此外，汉初还相继推出了裁减军队、兴修水利、释放奴隶等等利民政策。

最后是在思想学术上，秦朝焚书坑儒，“以愚黔首”，汉初否定了秦朝的文化专制。先废除了“诽谤妖言之罪”，重新开放言论自由；进而设置专书和专经博士，繁荣学术文化。汉初，不仅出现黄老学说盛极一时的局面，据《汉书·艺文志》载录的道家著作有“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而且诸子百家学说也复现兴盛的景象，涌现出了“颇通诸子百家之言”的一批杰出思想家、文学家，如贾谊、晁错、枚乘、董仲舒、司马相如等人。

从汉高祖至汉文帝、汉景帝近40年间，汉朝廷一直本着黄老之术治国，成语“曹随萧规”便是述说这段时期推行黄老之术的故事。萧何是汉朝第一任丞相，主张无为，喜好黄老之术，为汉朝制定了一套规章制度。萧何死后，曹参继任丞相，他深信“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因此如《史记·曹相国世家》所说：“参代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曹死，陈平继任丞相，仍旧因循萧、曹之道，力求清静，与民休息。其间，虽然朝廷里发生了吕后擅权，以及诸吕之乱事件，但是国策不变，如司马迁在《史记·吕太后本纪》里所评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汉景帝之母窦太后也“好黄帝与老子言”（《史记·外戚世家》），汉景帝自幼受黄老学说熏陶，及其继位后，一边平息“吴楚七国之乱”，加强中央集权，一边依然“从民之欲”，坚持不懈推行黄老之术。

由于汉初采取黄老的“无为而治”，中国社会出现了“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据《汉书·食货志》记载：

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囚，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黜愧辱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