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学说由来
老子是道家创始人，其学说植根于南方楚文化土壤里。然而老子又长期浸染周文化的熏陶，他的思想熔铸了中国南、北思想文化的精华。在先秦诸子百家中，老子学说如胡适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里所述，是“与人无忤、与世无争的自然派哲学”，具有极大的包容性。“汉初一百年的道家哲学，竟可以算得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大结束。古代的学派，除了墨家一支之外，所有精华，都被道家吸收进去，所以能成一个集大成的学派。”
秦汉时期，老子思想向南、北两个方向分支发展，在不同的文化环境里衍生出两大主流学派：一是深耕在南方楚文化本土上，侧重于个人解放的老、庄学派，可称为先秦道家；一是扩展到北方，兼容中原诸种文化而侧重于社会解放的黄老学派，可称为秦汉新道家。
早在战国时代，“黄帝学”已盛行于世。据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记载，“黄帝学”有《黄帝四经》《黄帝铭》等著述，但是这些著述皆已失传。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四篇“黄帝学”帛书，经专家将帛书内容与当时政局相比照，以及将帛书言语与先秦诸子相关所述相印证，认为这就是失传的《黄帝四经》。《黄帝四经》分为《经法》《十六经》《称》《道原》四篇。其主旨是分析“今天下大争”的形势，探讨“并兼天下”的方法，教导君王怎样用“道法”来治国。这部《黄帝四经》是黄老学说的代表作，可视作黄老学说形成的标志。
《黄帝四经》的作者史料已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中，据专家考证，作者应是楚人。其理由是：《黄帝四经》的语言具有楚国方言的特点，书中很多文字类同于战国晚期楚人的作品《鹖冠子》，两者一脉相承。《汉书·艺文志》记载，鹖冠子姓名不详，“楚人，居深山，不显姓氏，以鹖鸟羽为冠，因自为号焉”，是典型的“道家者流”。《鹖冠子》历来被人们认为是道家著作。但是，韩愈在《读鹖冠子》一文中认为，《鹖冠子》“杂黄老刑名”，并非单纯的道家学说。清代藏书家、校勘大师卢文弨在其《书〈鹖冠子〉后》中说：“其书本杂采诸家之文而成。”因而，《鹖冠子》实际上与《黄帝四经》一样，属于集大成性质的黄老学说的一部重要著述。
黄老学说的特点是打出上古黄帝旗号，以示学说的正统性与权威性。其实，黄帝名号不过是一种假托。从历史记载看，春秋以前的文献如《诗经》《书经》，所载古之帝王皆止于禹，不曾提及黄帝、尧、舜，《论语》《墨子》《孟子》等书也只上溯至尧、舜而不及黄帝。黄帝战炎帝等远古历史在正史上并无记载，只是民间的神话传说。传说炎帝生于姜水，因姜水而命姓为姜，裔孙姜子牙周初封齐，是齐国开国君主。后来齐国政权被田氏篡代。田氏最早发源地是冀北涿鹿，血统可以上溯到黄帝，因此齐威王把黄帝认作田氏的始祖。黄帝战胜炎帝是众所周知的传说，齐威王打出黄帝旗号是为“田氏代齐”抹上“天命”的色彩。因而黄帝之说，在当时纯粹出于一种政治需要，如《陈侯因敦》铭文记载：“其唯因，扬皇考昭统，高祖黄帝，迩嗣桓文。”目的是说明“田氏代齐”的合理性。既然田氏以黄帝后裔自居，齐王乃在自己国内建立稷下学宫，召集天下诸子，大力倡导黄老学说。于是，继儒、墨、道、法、农、阴阳诸家之后，黄老学说得以兴起与推广，故郭沫若说：黄老之术事实上是培植于齐、发育于齐，而昌盛于齐。《黄帝四经》虽是楚人所写，却是在中原文化土壤里生成的一个道家学派。
黄老学说是个怎样的道家学派？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说：黄老学说“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司马谈的概括虽简要，却精确指出了黄老学说的主旨和特征。战国时期，列国争霸，统一天下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黄老学说借传说的黄帝帝业的业绩，撷取老子思想的内核，并兼容先秦诸子的相关思想，集中阐述的是君王争霸的“南面之术”。
当时中国的政局，如帛书《黄帝四经》之《经法·大分》所分析：
大臣主，命曰雍塞：在强国削，在中国破，在小国亡。谋臣外立者，命曰逆成，国将不宁：在强国危，在中国削，在小国破。主失立，臣不失处，命曰外根，将与祸邻：在强国忧，在中国危，在小国削。主失立，臣失处，命曰无本，上下无根，国将大损：在强国破，在中国亡，在小国灭。主暴臣乱，命曰大芒，外戎内戎，天将降殃：国无大小，又者灭亡。主两，男女分威，命曰大麋，国中有师：在强国破，在中国亡，在小国灭。
文中列举的是治国理政的六种弊病，认为这些弊病分别出现在强国、中国和小国，在不同国家会造成不同程度的恶果。《黄帝四经》将列国分为强国、中国和小国，正是基于战国时期列国相互征战、兼并的严峻现实，反映了在七雄并峙局面形成之前，诸侯割据争霸的政局。
黄老学说的宗旨是逐鹿中原，统一天下，建立帝业。《黄帝四经》引用黄帝的话说：“唯余一人，兼有天下。”（《十六经·果童》）又称：“吾受命于天，定立（位）于地，成命于人。唯余一人，（德）乃肥（配）天，乃立王、三公。立国，置君、三卿。”（《十六经·立命》）黄老学说的诞生，说明战国中期，诸侯已兴起帝制运动，开始依据国力强弱在君主中分出几个等级，以“帝”为最高等级，其次是“王”，再次是“君”。当时齐滑王曾称为东帝，秦昭王曾称为西帝。阴阳家邹衍根据诸侯称帝之社会趋势，创立了“五德终始”的历史周期理论，认为历史发展以五个朝代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因循“土、木、金、火、水”的次序，五行依次相克相生。邹衍“五德终始”说上溯到“黄帝”。西汉流行邹衍的五行学说，汉武帝于公元前104年改正朔，定服色为黄，司马迁《史记》遂置黄帝于帝系之首，作为帝系之始。董仲舒也按五德终始推断朝代更迭的历史，认为至汉朝建立，中国的帝业完成了一个历史循环。
关于黄帝的传说，其实早在战国以前就已经存在，黄老学说只是第一次明确了黄帝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最早提出了黄帝是中华民族共祖的观点。虽然就动机而言，黄老学说出于“帝天下”的政治需要，但是对于中华文化而言，其历史意义却是深远的。2000多年后，历史进入公元20世纪，中华民族以“炎黄子孙”扬名世界，溯源正是来自黄老学说。[1]
从整体上看，黄老学说是以老子“道”论为纲，阐述“帝天下”理论，旨在教导君主如何用“道法”谋天下。“与道合一”是黄老学说的主旨。黄老学说认为君王兼并他国活动是执行天道的行为，是替天行道，因而在统一天下的价值取向上，《黄帝四经》提出了三大支柱论：其一是重土“贱财”论。所谓“（霸）主积甲士而正（征）不备（服），诛禁当罪而不私其利，故令行天下而莫敢不听”（《经法·六分》）。就是说，君王要的是天下，而君王个人必须要“贱财”。这“贱财”说正是老子“少私寡欲”（《道德经》第十九章）思想的翻版。其二是“守雌贱身”论。《黄帝四经》提出君王征伐天下要的是“贱身而贵有道”（《经法·六分》），所谓“以刚为柔者栝（活），以柔为刚者伐。重柔者吉，重刚者灭”（《经法·名理》），“以强下弱，何国不克？以贵下践，何人不得？”（《经法·四度》）“守雌贱身”论出自老子“以柔克刚”思想，老子认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道德经》第四十三章）。其三是“不争亦争”论。《黄帝四经》指出：“天地已定，规（蚑）侥（蛲）毕挣（争），作争者凶，不争亦毋（无）以成功。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毋逆天道，则不失所守。”（《十六经·姓争》）意思是连蚑、蛲之类这些微小的生物都在生存竞争，“争”是必然的，问题是“争”与“不争”选择，只要是遵循“天道”，那么“不争亦争”。[2]这实际上是老子“无为而无不为”思想的翻版。
黄老学说还有一个特征，那就是它的包容性。因“帝天下”之政治需要，黄老学说兼采相关的中原诸子百家学说，并融各家精华于一体，提出了具体的治国理政方案。
例如法家主张法治：“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韩非子·定法》）黄老学说吸取了法家思想，提出：“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法家强调君王意志就是法，立“法”是为了加强君权；而黄老学说认为，“法”就是形而上之“道”，立法者就是执“道”者，立“法”是为了实现天下无为而治。“故执道者之观于天下也，无执也，无处也，无为也，无私也。是故天下有事，无不自为刑名声号矣。刑名已立，声号已建，则无所逃迹匿正矣。”（《经法·道法》）
又如儒家主张德治：“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学而》）所谓“德”，即是“修己以敬”“修己以安百姓”。黄老学说吸取了儒家的王道思想，然而以虚静无为思想统御儒家的德治，提出：“人之本在地，地之本在宜，宜之生在时，时之用在民，民之用在力，为之用在节。知地宜，须时而树，节民力以使则财生，赋敛有度则民富。民富则有佴（耻），有佴（耻）则号令成俗而刑伐（罚）不犯。”（《经法·君正》）又说：“吾畏天地亲民，立有命，执虚信。”（《十六经·立命》）
再如墨家主张兼爱：“法，所若（顺）而然也”。“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墨子·经上》）。就是说，“以天为法”，就应以“兼相爱、交相利”为“法”。黄老学说以道家的虚静无私思想统御墨家思想，提出“精公无私”“兼爱无私”（《经法·君正》）。
此外，《黄帝四经》还吸取了名家、阴阳家等诸家学说。综上所述，可见黄老学说以道家之“道”为核心，在“帝天下”的宗旨下，集百家学说之大成，是由道家衍生出来的一个重要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