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宗教化
道家的宗教化是中国本土传统文化应时演变的结果，但与佛教的传入也有密切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道教是由佛教催生的，并将佛教作为建教的参照系。东汉时，佛教已由印度传入中国。《后汉书·光武十王传》记载：
楚王英喜为浮屠斋戒，永平八年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国相赎愆罪。诏报曰：“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因以班示诸国。
上述记载说明两点：一、在楚王英襄时代，道家的重生养生之道已与神仙家、阴阳五行家、方技术数家相融合，而萌生出“黄老道”。“黄老道”把黄帝和老子神化，并自尊其教，即记载中所谓的“黄老言”。此时上层社会在“独尊儒术”的国策下，虽不再持黄老之术，却兴起了“事黄老道”（《后汉书·王涣传》）。“黄老道”奉太上老君（老子）为教主，以求长生为目标，由道家的学说转向宗教去寻找出路。二、浮屠即佛陀，桑门即沙门。《释老志》说：“汉世沙门，皆衣赤布”，说明在东汉时沙门已经不少。但当时佛教才传入中国，还没有普及教理，因而人们将“黄老道”与佛教同视，或者说把佛教当作“黄老道”的附属品。当时人们常将佛教中的“空”与老子思想中的“无”相等同，一度曾经把涅槃译作“无为”。东汉桓帝一面派人到老子故乡立庙画像，一面在宫中“设华盖以祠浮屠、老子”，很长一段时间内，学佛者与崇道者是混在一起的。
东汉时期，名教衰落，社会动荡，水旱无常，盗贼四起，民不聊生，“民皆上呼天”。由于世道混乱，人心思安，众生盼望出现“救世主”，道教正是以救世之态，应运而诞生。汉顺帝汉安元年（142年），故楚地人张陵在蜀郡大邑鹤鸣山兴建道观，声称奉太上老君之命，自封为天师，创立天师道。天师道是最早出现的道教。与张陵几乎同时，张角也在汉灵帝建宁年间（168—171年）创建了太平道。
道教发源地——四川大邑鹤鸣山
天师道与太平道的名称都来自《太平经》。《太平经》乃“黄老道”传承的经书，其经曰：“太平道，其文约，其国富，天之命，身之宝。”“谨问天师道，太平气至，谁者当宜道哉？”[1]张陵的天师道侧重于世俗，它一面世就与盛行于巴蜀的“巫鬼道”发生了冲突。由于天师道专事驱鬼、除邪、治病，迫使当地巫觋改换门庭成为天师道道民，从而首先在巴蜀地区民间得以传播。张角的太平道则侧重于政治，他以黄天为至上神，老子为宗师，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口号，倚仗太平道的弟子组成教团，发动席卷八州的黄巾起义；起义失败后，太平道一蹶不振。继张陵之后，张修、张鲁在巴蜀、汉中将“天师道”与“巫鬼道”结合起来，建立了“五斗米道”。两张依仗五斗米道道众的势力，建立地方割据政权，在巴、汉雄踞30余年。五斗米道的名称出自“受其道者辄出米五斗”（《后汉书·刘焉传》），因为五斗米道仍尊张道陵为天师，故也称“天师道”。上述是道教的创始阶段。
魏晋时期，道教迅速发展。天师道向上层士族社会渗透，葛玄、葛洪因势创立“神仙道”。葛洪的《抱朴子》集神仙思想之大成，传播法术修炼，白日飞升，得道成仙。另一方面，天师道向民间广泛普及，在传播中形成了各个小道派。天师道与神仙道教旨不同，天师道不“以长生成仙为本”，而“以治病却祸为务”。
到了南北朝时期，道教趋于成熟。北魏寇谦之在山西大同建立道场，“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魏书·释老志》），统率朝野信徒，以道教来“佐国扶命”，因而得到北魏官方支持，道教因此兴盛。南朝陆修静则“祖述三张，弘衍二葛”，融合“五斗米道”和“神仙道”，创立教会式的“天师道”。他以庐山为道场，兴建数十座道观，吸引大批道士云集庐山，引起朝野震动，以致道俗深入民心。无论是北方的天师道还是南方的天师道，他们皆对“天师道”进行了改革。他们以道家之“道”为核心，一边吸取儒家三纲五常观念，一边又融合佛教的礼仪规诫，着手建立比较完整的道教教义、斋戒仪式和组织形式，提升道教的宗教素质。至此，中国的道教已成为可以与佛教抗衡的真正的宗教。
唐朝李氏开国后，尊道教教主李耳（老子）为李氏远祖，并追号李耳为“太上玄元皇帝”。唐朝历代皇帝皆优待道教，不仅大量兴建道观与祠堂，甚至科举考试也加试《老子》经典，给道士加官晋爵。唐玄宗时代，官方开始系统修纂道藏。据陈国符先生《道藏源流考》考证，“开元中，发使搜访道经，纂修成藏，目曰《三洞琼纲》，总三千七百四十四卷。天宝七载，诏令传写，以广流布。”于是，道教成为正统的宗教。
宋代继续唐代的崇道国策，遍地立道观，设道场，搜道经，修道藏。一方面对道教尊礼有加，另一方面对道教进行整顿。宋太祖以佛教为参照系，禁止道士畜养妻孥、私度寄食，加强了道教的禁欲主义。
如果说道教在唐、宋时代取得正统地位，达到全盛与统一，那么到了金、元时代，道教则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由于沉重的民族压迫与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大批前代遗民、落拓儒士及深受离乱之苦的民众纷纷加入道教，寻求精神庇护；而在多元民族文化的碰撞中，道教内部则分化为各种派别，诸如太一教、真大教、全真教、净明教等，可谓教派林立，而教派的纷争使道教走向了最旺盛时期。
至明、清二代，道教盛极而衰，突出地表现为道士阶层出现了腐败趋向。首先是寺观经济。由于寺观的田产不断扩张，少数上层道士遗弃清规戒律，与官僚豪绅勾结，奢侈淫靡，胡作非为。宣德年间，广东按察同佥事曾鼎曾经上奏书揭露这种现象：“今广东浙江江西等处寺观，田地多在邻近州县，顷亩动以千计，谓之寄庄。止纳秋粮，别无科差。而收养军民子弟以为行童，及匿逃军逃民代为耕种。男女混杂，无异俗居。”[2]其次是道士们佞幸妖妄，以各种道术惑众，招摇撞骗，颇取名利。例如明世宗为求长生，屡次受道士炼丹术所骗，临死时醒悟，下遗诏“只缘多病，过求长生，遂至奸人诳惑”（《明通鉴》卷六三）。由于自身的堕落，致使道教在社会上的声望急剧下降。清兵入关之后，清代贵族尊奉的是藏佛教，对道教素无信仰。清朝诸帝沿袭明代以理学治世，对道士斋醮祈禳、跳神驱鬼开始严加禁止。尤其是乾隆时期，独尊理学，贬抑道教，以致道教完全失去官方背景的正统性。
道教衰落的另一表现是道教教派式微，这标志着道教因循守旧，处于停滞的状态。但是，道教却因此被迫由上而下转向，走向通俗化、世俗化，在下层社会得以迅速普及，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民间宗教风俗，广泛流行祀神、驱鬼、除邪、扶乩，以及劝善书、养生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