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贵族中的儒士
屈原（约前339—前278年），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政治家，“楚辞”的创立者。屈原的远祖是颛顼高阳氏。据《史记·楚世家》记载，高阳氏六代孙名季连，是楚的创业始祖。“屈”是楚王姓的一个分支。自春秋以来，楚国向来以宗亲为重臣，因此屈原家族父子一直世袭楚国的要职。屈原曾为楚怀王左徒，担负内政、外交方面的职责。据司马迁《屈原列传》记载，屈原在内政方面辅佐怀王，议论国事及应对宾客，起草宪令及变法；在外交方面主张合纵，联齐抗秦，他曾两度出使齐国。屈原还曾担任过“三闾大夫”一职，管理楚宗室昭、屈、景三姓贵族的事务。屈原起初很受楚怀王信任并得到重用，由于内廷政斗，屈原才被楚怀王疏远，最终被逐出朝廷，流放到汉北地区。楚襄王继位后，听信谗言，再次把屈原流放到江南地区。屈原辗转流离在沅、湘一带九年之久。他既不可能回楚，又不愿远游于他国，“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为明其忠贞爱国之志，最终投汨罗江自尽。
司马迁在《史记》中最称赞的两个人，一个是孔子，一个就是屈原。对于孔子，司马迁说：“《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对于屈原，司马迁说：“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司马迁为什么这么推重孔子和屈原？学界认为，这是因为孔子是中原文化的代表，屈原是楚文化的代表。
蒋孔阳先生说：两汉文化主要是“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和以屈原为代表的楚文化的相互斗争和融合”[2]。其实，从文化上说，屈原作为“楚辞”的创立者，固然是楚文学的代表，但是不能因此等同于他就是楚文化的化身。
从人生观层次看，屈原无疑深受中原儒家文化影响，积极入世，济世爱国。他的整个人生，是沿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向行进的，而且是坚持不懈，百折不挠，至死不悔。可以说，屈原其实是一个典型的南国儒士。
中国传统社会以家族为社会细胞。儒家学说的核心是“仁”，“仁之实，事亲是也”，即以“孝”为立世的根本，将家族的伦理推衍到社会。“伦理”的本义是有序的圈状扩散，犹如石子激起的涟漪，中心是自己，按血缘关系由近及远，父子、兄弟、夫妇……最终实现家国同构，“臣之于君，犹子之于父”。
屈原十分注重自己的家族与“内美”（光大家族的理想）。他在《离骚》中一开始就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屈原出生于楚国王族，和楚王一样姓芈，只是氏不同，楚王是熊氏。春秋初期，楚武王熊通的儿子被封在“屈”这个地方，其后代便以屈为氏。与屈氏家族类似，还有昭氏和景氏，皆是楚王的本家，合在一起就是楚国的三大贵族。公元前339年，屈原诞生于秭归三闾乡乐平里（今湖北宜昌市秭归县），按王逸说，屈原出生那天“太岁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即寅年寅月寅日，楚俗为“人日”。屈原的父亲因此给他取名为“平”，希望他能像天一样公正无私；又取字为“原”，希望他能像地一样均调万物。屈原自豪有此“内美”，因此更重视家族对自己的期望，立志要作出卓越的修为。
屈原虽出身贵族，到了他这一代，如他在《九章·惜诵》中所说：“忽忘身之贱贫”，他的家族实际上已经衰落了。然而，屈原凭自己的才干，取得了楚怀王的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一时间曾“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屈原希冀大展“治国，平天下”宏愿。但是，生不逢时，楚怀王及楚襄王是个昏君，屈原忠君爱国理想最终彻底破灭，只能以死明志。
“修身”，是儒家人生立足的根本。儒家认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孔子对修身之道作过一系列阐述，诸如“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修己以敬”“矜而不争”，以及“乡愿，德之贼也”，等等。屈原十分重视“修身”，只是与孔子的“修身”方式有所不同。由于屈原生活在南方文化的巫风环境和浪漫氛围里，他的“修身”不带北方儒家的礼乐理性色彩。屈原从不做抽象说教，而是直抒胸臆，以强烈的情感表白心志：“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抒述自己对美好德行的追求，至死不改；“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宁愿保持清白，为正道而死，也不忘忠君爱国；“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即便因此遭到冤屈，也绝不和小人同流合污。屈原更多的是借神奇瑰丽的形象表现自己的“内美”：“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顑颔亦何伤。”在他的“楚辞”中，既有情景的写实，也有香草美人式的比喻，借此抒述自己对高洁品德的追求。王逸《楚辞章句》说：“言己修身清洁，乃取江离、辟芷，以为衣被；纫索秋兰，以为佩饰；博采众善，以自约束也。”
尽管屈原被楚王两次放逐，在流放生涯中，他仍不改初衷，仍抱着浪漫的“两美必合”的幻想，认为自己是美好的，楚王也是美好的，只是因为奸佞从中作梗，楚王才误入歧途。屈原在《离骚》中将楚王比喻为“美人”，他有三次对“美人”的追求：第一次追求的美人是宓妃，可惜“虽信美而无礼兮，来违弃而改求”。第二次追求的是有娀之佚女，“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第三次追求的是有虞之二姚，同样未成功，原因是“理弱而媒拙兮，恐导言之不固。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虽然“两美必合”的愿望没有实现，但屈原的忠君爱国之心矢志不渝。
先秦时期，士人多是游士，余时英在《士民中国文化》中说：“战国时代的士几乎没有不游的。他们不但轻志其乡，甚至宗国的观念也极为淡薄。”士人们不拘于一国，不忠于一君，择主而仕，这在当时是一种时代精神。儒家虽然出发点是“齐家，治国”，但目的是以天下为任，将“平天下”作为道德的最高层次。因此在道德和家国发生矛盾时，通常会舍家国而存道德。孔子被鲁国罢了官后，带弟子去过卫国、宋国、陈国、蔡国、楚国，兜售自己的“复礼”主张；孟子是邹人，也带弟子到过齐国、宋国、鲁国、魏国，宣扬自己的“仁政”学说。《论语·宪问》记载，子贡与孔子论史，子贡认为：“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公子纠是管仲的旧主人，齐桓公杀公子纠，管仲不以死殉主也就算了，怎么能去当齐相，辅佐仇人呢？孔子指出：“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管仲辅佐桓公，称霸诸侯，一统天下，百姓到现在受他的恩赐（受益）。如果没有管仲，我们只能沦为夷狄之属民了。管仲这是舍小节而取大节，舍小义而就大义，有功于百姓，以“平天下”大局为重。在这个问题上，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正始》中有段名言：“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在儒家思想里，国与天下是两个概念，国是政治或政权的象征，天下则是文化或伦理的象征。两者若要权衡取舍，宁取伦理，而舍家国。
屈原显然秉承了南国的传统，没有中原儒家的“天下”观念，他的心中只有楚国。在《橘颂》中，屈原咏物寄志，他虽遭谗被放逐，却以橘树自喻，“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橘树只能生长在南方，到了北方就会异化，不再是自己（《晏子春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表示尽管自己遭受冤屈，但“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无论生死患难都同家国与共，不论众人如何诋毁，流言有多么可怕，都会“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他把家国作为人生的起点，又作为人生的终点，以家国为中心画了一个圈，将自己牢牢圈禁在里面。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指出过，人类精神存在两套力量：“一套力量出于畏惧而坚持安全和防御，倾向于倒退，紧紧依附于过去”；而“另一套力量推动他向前进，建立自我的完整性和独特性，充分发挥他的一切能力，建立面对外部世界的信心”。屈原的爱国精神应该属于前一种力量。
在家国与天下的选择上，屈原内心也不是没有犹豫与矛盾。在《离骚》中，他曾作内心自白：一度欲西去他国，以实现“平天下”的抱负，但是“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临近楚国边界时，屈原犹豫了。因为当时社会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一旦做臣的士子走出边境，那么就自动解除了此国的君臣关系。屈原知道，这越界意味着他选择了离开故土，漂泊他乡。难道自己真的要去别国做客卿施展“治、平”抱负吗？最终眷恋故土的力量占了上风，屈原舍不得抛弃祖先开创之国，舍不得离开自己的贵族世家，舍不得舍弃“高阳苗裔”之根，宁死也不愿背离与生俱来的“内美”。他在江南之野流放处，遥望故都而长叹息，写《哀郢》抒述深蕴内心之中的悲痛：“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返。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登大坟以远望兮，聊以舒吾忧心。哀州土之平乐兮，悲江介之遗风……惟郢路之辽远兮，江与夏之不可涉。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惨郁郁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含戚。”
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孟子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儒家说的“道”与道家的“道”内涵不同，儒家之“道”体现于社会为“礼”，体现于个人为“仁”。因而儒家所持的理念是，人生入世，随遇抉择，遇到有“道”明君，就施展“治、平”抱负，遇到无“道”的昏君，绝不贪图功名同流合污，也不叛“礼”而犯上作乱，做到独善其身而隐退。儒家的“隐”不同于道家的出世隐居，而是隐避，另外去寻找明君，如果与明君无缘，那就知命安贫，守仁乐道。但是，屈原既遇到无“道”的昏君，却不愿正视现实，主动隐退独善其身，而是以南国的浪漫情怀始终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一心盼望楚王回心转意。这使得屈原的追求，既不同于当时没有宗国意识的游士，也不同于当时执着于“平天下”理想的儒生。屈原在眷恋故土、热爱祖国上，与中原的儒家分道扬镳。屈原是一个具有南国文化传统的儒家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