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和宽容
中和性格是中华民族的一种主导性格。所谓“中”，即适中，不偏颇，不极端；所谓“和”，即和谐，“和而不同”。在“中和”认识上，儒家与道家有着惊人的相似。
儒家在《中庸》中指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里说的“中和”，指的是儒家之道。“中”，强调人的思、言、行要“发而皆中节”，符合社会道德规范，“无过无不及”；“和”，乃追求人世间主客之间、天人之间、内外之间的和谐。
老子在《道德经》中指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所谓“守中”，即守住无为，万事万物都要一视同仁。老子认为：人世间的是非之争，犹如风箱一样，愈动而愈多。只有“守中”，说当说的，不立涯岸，才能致“和”。道家的“和”指的是生命体内的和谐，老庄多次指出“赤子”“婴儿”的生命是“和之至也”。在道家看来，人性生来具有和谐之质，但是受到外界声色利诱，“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从而导致“内在之和”损伤。因而庄子说“我守其一，以处其和”，通过“心斋”，保持和回归这种天性的自然和谐。人有了天性之“和”，才会有社会的和谐，宇宙的和谐。
在“中和”思想上，儒家与道家的主要差异在于，儒家追求人为的“中和”，道家追求无为的“中和”；儒家追求群体意义上的“中和”，道家追求个体意义上的“中和”；儒家的“中和”强调社会法则，道家的“中和”上升到宇宙法则。由于“中和”是传统文化共同的思想，在儒、道合力影响下，中华民族中和宽厚的性格显得十分突出。
韬光养晦，被褐怀玉。这种中和性格，通常是外表十分普通，随俗而处，不露锋芒，但胸怀大道，蓄志待时。老子曾在《道德经》中作过描述：“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即俗话说的和光同尘。明代憨山在《老子道德经解》中诠释道：“和，混融也。光，智识炫耀于外……所谓众人昭昭，我独若昏，众人察察，我独闷闷，故曰和其光。与俗混一而不分，正谓呼我以牛，以牛应之，呼我以马，以马应之，故曰同其尘。”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和光同尘实际上是一种智慧。故《晋书·宣帝纪论》云：“和光同尘，与时舒卷；戢鳞潜翼，思属风云。”
王莽正是这种中和性格的典型。王莽是西汉末年的外戚，是汉成帝母后孝元皇后之侄。自成帝去世，刘氏的大权逐渐旁落到以孝元皇后为核心的王氏外戚集团手中。王莽的叔伯大多任官封侯，而王莽因父早死未得到分封，“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后来靠叔伯的关系才入仕。做官后的王莽“宿卫谨敕”“节操愈谦”，常以车马衣裘“振施宾客”，交结名士与公卿，所得赏赐也分给下属；而对自己，非常俭约，其妻“衣不曳地，布蔽膝”，犹如僮仆。他的名声因此甚隆，官至大司马。汉平帝继位后，王莽将女儿王嫌推上了皇后的位置，史称孝平皇后，他被封为太傅，号安汉公。王莽掌握朝政大权后，开始翦除异己势力，建立自己权威。他声誉日隆，“民上书者八千余人”，群臣奏请加赏王莽，王莽因此为宰衡，位至上公，高踞于公卿之上。后来元后诏议给王莽赐九锡之礼，王莽上书谢辞，说自己德薄位尊，天下“治平”是元后之德，是群臣之努力，不是自己的功劳，拒绝加赏。但是，他最终还是受了九锡。
汉平帝夭折后，新帝刘婴年幼，王莽支使朝臣奏策，让自己“行天子事，如周公”，并在民间以白石丹书“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制造篡位的舆论。元后被迫诏令王莽“居摄践祚，如周公故事”，并在进见她时可以自称“假皇帝”。王莽摄政三年后，废刘婴帝位，“即真天子位”，改国号为“新”。至此，西汉灭亡。王莽称帝后，进行了多项政治经济改革。但是由于西汉积弊深重，难以实施，以致朝令夕改，改革最终失败，导致海内大乱，叛军四起，王莽被杀。新朝只有15年国祚，便崩溃灭亡。刘家重新夺回皇位，建立了东汉。
两千年来，王莽身上的是非，史不绝书，文无断言。在各种评价之中，白居易独具只眼，他在《放言五首·其三》中曰：“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可谓一语中的，道破了王莽之成功篡位，就在于他的“和光同尘”性格。
与人为善，追求和平，致力于人际平衡、社会平衡，也是中和性格的一种表现。在中国民间广传的俗话中，许多是劝导“中和”的，诸如“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家和万事兴”“和气生财”“和得邻里好，犹如拾片宝”“只有和气去迎人，哪有相打得太平”。凡事以宽容为怀，以“和”为贵，所以中国历朝出现了“和亲”现象。“和亲”，实际是中华民族“中和”性格的一种表现。“和亲”不仅是为了和缓家族、民族之间的冲突，也为了避免国家之间的战争，目的是在人类间建立和睦共存、长久和好关系。
关于国家间的“和亲”大体有三种情况：一是当中原王朝实力薄弱时，通过与骚扰中原的少数民族联姻方式，求得边境的安宁，如汉初的刘邦与冒顿单于的和亲。二是当中原王朝势强力大时，少数民族为了寻求中原王朝的认可和支持，或由于向往中原先进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主动向中原王朝请婚，如唐代西突厥的多次请婚。三是中原列国之间以和亲方式结盟，如三国时期蜀国刘备与吴国公主的联姻。关于“和亲”的动机与效果问题，史家历来有争论。特别是第一种情况的和亲，有意见认为这种和亲是屈辱妥协，投降卖国，有丧国格，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即便有了“和亲”，这些强悍的少数民族照样掠夺中原。实际上，史家这些争论偏离了“和亲”本身的价值判断。尽管这些和亲有的出于被迫，有的出于自愿，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但和亲作为中华民族睦邻友好的一种重要方式，它在处理民族之间、国家之间关系上，确实起到了协调、和解的作用，促进了和亲双方文化的互动和交流，推动了人类文明。以唐代文成公主和亲为例，据《新唐书》记载：“（贞观）十五年，妻以宗女文成公主……弄赞率兵次柏海亲迎，见道宗，执婿礼恭甚，见中国服饰之美，缩缩愧沮。归国，自以其先未有昏帝女者，乃为公主筑一城以夸后世，遂立宫室以居。公主恶国人赭面，弄赞下令国中禁之。自褫毡罽，袭纨绡，为华风。遣诸豪子弟入国学，习《诗》《书》。”
林语堂说：在“中和”上，道家与儒家“这两种哲学颇有合并起来的可能。道教与儒教的对比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这两种学说只是代表了两种极端的理论，而这两种极端的理论之间，是还有许多的中间的理论的”[6]。其实，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个整体，对人性格形成的影响是综合的，难以分割开来。中国人的中和性格在实际生活中呈现出极其复杂的状态。中国传统社会里大多人追求的生活方式，如李密庵《半半歌》所描述：
看破浮生过半，半之受用无边。
半中岁月尽幽闲，半里乾坤开展。
半郭半乡村舍，半山半水田园。
半耕半读半经廛，半士半民姻眷。
半雅半粗器具，半华半实庭轩。
衾裳半素半轻鲜，肴馔半丰半俭。
童仆半能半拙，妻儿半朴半贤。
心情半佛半神仙，姓字半藏半显。
一半还之天地，让将一半人间，
半思后代与沧田，半想阎罗怎见。
酒饮半酣正好，花开半时偏妍。
帆张半扇免翻颠，马放半缰稳便。
半少却饶滋味，半多反厌纠缠。
百年苦乐半相参，会占便宜只半。
李密庵说的“半”是个抽象概念，不能用数据去量化，也不是不偏不倚搞折中，而是指人生处世重在一个“和”，无论进退、取舍、爱憎，均要适度与圆融。这个“半”是因人而异、因势而变的，达有达的“半”，穷有穷的“半”，无论“达”与“穷”，只要做到身心和谐、人际和谐便可。因此所谓“半”，实质上就是“中和”，而“中和”表现出来的就是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