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的诞生
汉王朝官僚机构的政治积弊，最终导致黄巾农民大起义。汉朝的中央集权因此而崩塌，形成地方军阀割据混战状态，历史开启新一轮的改朝换代。东汉末期，诸侯林立，相互争斗兼并，政权更迭犹如走马灯。若从曹丕称帝算起，到陈朝灭亡为止，历时长达近400年，中国社会经历了三国、西晋、东晋、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先后出现了几十个政权。
这段时期，中国社会出现四大趋势：
战乱造成社会大动荡。东汉末期，朝廷内部外戚、宦官争权，“党锢之祸”迭起，政治黑暗；官僚系统整体腐败，兼并土地，掠夺民财，农民流离失所；官逼民反，爆发了农民大起义。起义队伍“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月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朝廷派重兵镇压农民起义，仅是曹操征陶谦，“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天下既乱，诸侯军阀割据，“饥则寇略，饱则弃余”，对治下百姓动辄横征暴敛，甚至纵兵抢掠，十室九空、民不聊生。这时期的社会，可以说是硝烟四起，处处是战争，死亡，血腥，灾难，毁灾，“身祸家破，阖门比屋”（《宋书·谢灵运传》），“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朝野崩离，纲纪文章荡然矣”（《后汉书·党锢列传》）。
汉代独尊的经学衰落。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放弃黄老之术之后，儒学与皇权合一，成为官方的正统思想，并执行文化专制。两汉的儒学不仅宣扬推广纲常名教，建立严格的上下尊卑伦理秩序，相比于孔子的儒学，它还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儒学与谶纬之学相合。谶是假托神仙圣人的预言，以阴阳五行学说和“天人感应论”为依据，借天道来说人事；纬学相对于经学而言，就是结合专制政治需要，注释和解释儒家的经典，发掘经书中的微言大义。二是儒学以经学的形式出现。两汉发生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分歧。西汉通行今文经学，即根据世上通行文字记录的儒家经典阐发经义。东汉则改行为古文经学，即根据孔壁或地下发掘出来的用古文字写的儒家经典，从文字训诂入手来阐发经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发生长期的论争，其结果是将儒学引向烦琐的考证，变成僵死的教条，层层禁锢人们的思想。汉末社会大动荡，既瓦解了中央集权，也打破了原有的文化专制。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论稿》里说：“汉末以后，中国政治混乱，国家衰颓，但思想则甚得自由解放。此思想之自由解放本基于人们逃避苦难之要求。故混乱衰颓实与自由解放具因果之关系。”
经济文化重心由北向南转移。自从以匈奴贵族为首的少数民族颠覆了西晋王朝，北方的匈奴、羯、鲜卑、氐、羌等少数民族开始中原逐鹿，相互攻伐，百余年里先后建立了16个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这个乱局导致北方士族和民众大批南徙，南方经济文化因此迅速发展。这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重心第一次由北向南转移。由于中原魏晋文化移植南方，与南方的楚文化融合，促进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大融合。
门阀制度的兴盛。两汉崇尚儒术，官僚多以经学起家，至东汉时逐渐形成累世公卿。他们在朝廷攫取政权，在经济上兼并土地，割据一方，成为名门望族。自曹魏、西晋之后，门阀制度开始兴盛。门阀制度的特征是，按门第选用官吏，按门第派免徭役，按门第论婚姻娶嫁，“士庶之际，实自天隔”。东汉末期，权力机构分化轮换频繁，门阀士族为争夺皇权，纷纷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成王败寇，随时有杀身之祸。门阀士族中有些人为了离开权力之争，避免“乱世多故”，以崇尚清谈自许，因而谈玄论道一时蔚为社会风气。
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是：治世则儒家兴，乱世则道家兴，一治一乱，周而不殆。汉末乱世，经学既趋于衰落，道家便开始复兴。这时期的道家学说分为两脉：一脉是“帝天下”的黄老学说，被热衷于追逐皇权、统一天下的士族所重拾复施；另一脉是崇尚“个性解放”的老庄学说，则被淡泊政治的名士所追捧。后者的名士，开启了玄学思潮。
魏晋玄学，是老庄思想一脉的衍变。它以“三玄”（《易经》《老子》《庄子》）为主导思想。玄学的“玄”字，起源于老子《道德经》中所说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王弼《老子指略》中说：“玄，谓之深者也。”指“道”之幽深微妙。玄学就是探讨深奥玄远问题的学问。玄学的名称最早见于《晋书·陆云传》：“云（陆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
东汉的主流意识是“名教”。所谓“名教”，就是“以名为教”。名即名分，教即教化，名教即通过定名分（三纲五常）来教化天下，维护社会的伦理纲常、等级制度。《后汉纪·献帝纪》云：“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因此，魏晋玄学自产生之日始，就与“名教”的主流意识发生了尖锐冲突。这个冲突反映到魏晋玄学思想内部，就是“有无相生”问题的争论。争论分为“贵无”与“崇有”两派，中心是怎样看待“自然”与“名教”之间的关系。
魏晋玄学思想发展大体可分三个阶段：一、曹魏正始时期（240—249年），以何晏、王弼为代表。他们出自儒家，却以道家思想来解说儒家经典。何晏的《论语集解》、王弼的《论语释疑》，持的是“贵无论”，主张“崇本举末”。所谓“崇本举末”，就是以“自然”之“无”为“本”，以“名教”之“有”为“末”，认为“名教出自自然”，如此的“名教”才是合理的。史称他们是“正始名士”。二、竹林时期（254—262年），以嵇康、阮籍为代表。与“正始名士”试图调和儒、道学说不同，他们崇尚“自然”，认为“自然”是自然而然的整体，名教是人为的，破坏了自然和谐。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阮籍的《大人先生传》皆激烈批判名教思想，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三、元康时期（290年前后），以裴頠、郭象为代表。裴頠的《崇有论》，郭象的《庄子注》皆由“贵无”转而为“崇有”。他们认为“物自生”即是“天然无为”，“尊卑上下之序”也就合乎“天理自然”，因而“有”等同于“无”，名教也出自自然。裴頠、郭象重新肯定了名教的作用。实际上，裴、郭“崇有”之说仍在玄学系统之内，只是由扬弃儒学转向融通儒学。可见，玄学从何晏、王弼的“贵无论”，到裴頠、郭象的“崇有论”，经历了否定之否定，最终抛弃了“名教”庸俗的内容，把“自然”与“名教”统一起来，给当时的思想界带来了一股新的气息。
及至东晋，玄学演变为江左玄学。江左玄学以张湛为代表，他的《列子注》与王弼《老子注》、郭象《庄子注》同为玄学三大支柱之一。张湛综合“崇有”“贵无”思想，提出“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认为人生短暂无常，主张人生于世当废弃礼法，“肆情任性”，及时行乐。他的《列子注》实际上是魏晋玄学的终结者。
“自然”与“名教”之辩，并非只是清谈，其争辩的背后是玄学与经学残酷的政治斗争，因而充满着阴谋与血腥。嵇康是曹魏的中散大夫，因为不与擅权者合作，遭钟会构陷而被司马昭处死，其罪名便是否定“名教”：“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阮籍任步兵校尉，尽管他远离政治，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但维护“名教”的何曾见阮籍不合作，便劝司马昭杀阮籍，构陷的罪名也是“纵情背礼败俗”，阮籍也险些被杀。刘伶在《酒德颂》中描述两者之间的矛盾：“贵介公子，缙绅处士……奋袂攘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蜂起。”可见两者虽是思想的对立，表现出来的却是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
不过，由于时代浪潮的冲击，经学在当时毕竟处于分崩离析状态，“名教”实际上不复是原先的“名教”，本身已经发生严重变质。例如儒家以忠孝为本，魏晋之时忠与孝不再并提，两者被分裂开来，当权者倡导“孝”而轻言“忠”。对于这个现象，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一针见血指出：“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足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正是“名教”的衰落，才造就了玄学的产生。玄学在同儒学的矛盾中发展起来，最终形成一门独立的学说，成为道家学说衍生的一支新学派。
据南齐陆澄《与王俭书》记载：“元嘉（439年）建学之始，（郑）玄、（王）弼两立。逮颜延之为祭酒，黜郑（玄）置王（弼），意在贵玄（学），事成败儒。”（《南齐书·陆澄传》）郑玄是东汉末期的经学大师，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学，创立“郑学”，两汉经学因之进入“统一时代”。元嘉期间，朝廷设立玄学馆，将玄学列入官学。这说明到了南北朝时期，何晏、王弼等创始的玄学，已经取代了郑玄的经学。
魏晋玄学的社会影响，包括立言与行事两个方面。在立言上，玄学家尚谈老庄，深入探讨玄理，以求“文”的自觉；在行事上，玄学家则执自然之道，冲破名教对人性的束缚，体现于“人”的复苏。后者尤以庄子的人生哲学影响为最，《竹林七贤论》云：名士们“读之者无不超然，若已出尘埃而窥绝冥，始了视听之表”[1]。因此玄学家放纵个性，将不拘礼法、率直任诞、清俊通脱视作一种人生境界，将饮酒、服药、清谈、纵情山水和华丽词章作为崇尚的生活方式，所谓“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嵇康：《赠秀才入军》），一时成为社会的风气，人们称之“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