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遭挫的能臣
现代李长之先生在《中国文学史略稿》中说：“屈原在政治方面主张法治，也就是沿了吴起在楚所实行的改革走。”屈原与法家的关系，据《史记·屈原列传》记载，可靠史料有两条：一条是有关制作“宪令”之事。
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第二条是有关外交国策之事。屈原主张联齐抗秦，但楚怀王受秦使张仪利诱，又受宠姬郑袖、稚子子兰蛊惑，最终采取绝齐亲秦外交方针，以致兵败割地，客死于秦地。
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
先说制作“宪令”之事。《韩非子·定法篇》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宪令”涉及推行法治之事。屈原“造为宪令”，即主持国家政令的起草、宣布等事项。屈原在《九章·惜往日》中有段自述可作佐证：“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竢。”那么屈原所起草的“宪令”是什么内容呢？从屈原自述来看，大体是遵循商鞅、吴起变法的路子，诸如不论贵贱举贤授能，“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改革“世卿世禄制”；便国利民，“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建立奖罚制度，以及鼓励民众耕战，富国强兵，等等。具体内容，由于《史记》《战国策》记载过于简略，现今已无法了解。
法家思想的构建，开始于管仲、子产、李悝、吴起，至商鞅、申不害、慎到发展为三派，最终由韩非子集大成，形成完整的法家之“道”。法家之“道”即“任法”“以法治国”。上述法家的代表人物，他们所立之法因时因地而异，不尽相同，但“任法”的核心思想是一致的：反对“法先王”，“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通过变法革新富国强兵；主张君主集权，“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屈原虽然也持变法革新的思想，但是他与中原的法家有所不同。首先他主张“法先王”，对此他有过反复陈述：“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昔三后之纯粹兮，因众芳之所在”。屈原崇拜尧、舜，视之为“任法”的正道；推崇夏禹、商汤、周文王的德行，觉得他们完美无瑕，致使群贤聚集；同时也推崇齐桓、秦穆等先王的争霸之术，表示愿意“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追随他们的脚步而行。司马迁《史记》中指出：屈原“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显然他的“法先王”与法家的思想是相悖的。
其次，屈原与中原法家的身份不同。纵览当时中原法家的情况，他们虽然皆为官称臣，实际上与君主存在着师、友、臣三种关系。徐时英先生说：“当时君主对少数知识分子的前辈是以师礼事之，其次平辈而声誉卓著的以友处之，至于一般有学问知识的人则用之为臣。”[3]士人能以师友的身份与君王相处，因为他们身上有君王信服的“道”。战国时期有过四大著名的变法：李悝在魏国变法，他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法典《法经》，是法家的始祖；吴起在楚国变法，他通晓法、兵、儒三家思想，留下《吴子兵法》传于世，与孙武并称为“兵圣”；商鞅在秦国变法，他留下了《商君书》，是法家“法”学派的代表；申不害在韩国变法，他著的《申子》，开创了法家的“术”学派。这些变法者有三个共同的特点：一是变法者既是君王的臣子，又与君王亦师亦友，他们整个变法过程始终得到君王坚定全面的支持，直到支持的君王过世才人亡政息；二是变法皆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呈现出国治兵强、称霸一时的盛况；三是这些变法者最终都没有好下场。支持变法的楚悼王刚去世，吴起就被贵族射杀了；支持商鞅的秦孝公一死，商鞅惨遭贵族车裂肢解。李悝较为幸运，支持他的魏文侯去世不久，李悝也随之去世；申不害则更幸运，他死于支持他的韩昭侯之前。
与上述变法者比较，屈原的变法情况明显不一样。首先，屈原没有提出系统的变法之道，没有形成自己的法学理论与纲领。屈原之所以被楚怀王视作能臣而重用，是因为楚国在悼王时，已有吴起变法的先例，而楚怀王初期也想有一番作为，曾经想争取当“合纵”之长，因而支持屈原的变法主张。但由于屈原没有提出系统的变法之“道”，使楚怀王信服并师从之，所以上官大夫等一进谗言，楚怀王就改变了主意，“怒而疏屈平”。其次，屈原的“任法”没有取得什么显著成就。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得很清楚，楚怀王命屈原“造为宪令”，但是屈原“草稿未定”之时，就遭到上官大夫的谗言，随即变法搁浅。最后，从屈原变法的下场来看，屈原虽遭上官大夫、令尹子兰谗言，被楚王疏远乃至两次放逐，终身不得志，但最终未遭到杀身之祸。这说明屈原的“法先王”的变法主张，以儒家的王道为主，法家的霸道辅之，而且又是浅尝辄止，没有深入下去，楚国的政权自始至终掌握在贵族重臣手中，屈原对他们的利益没有构成实质性的损害与威胁。因而贵族集团对他虽然视作眼中钉、肉中刺，但是没有刻骨的仇恨，进行穷追猛打，仅是对他排斥而已。
从上述几方面分析，我们可以明确看到，屈原在治国理政上，虽然有一定的法家理念，走的是变法的路线，但是他的政治改革与法家“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的系统变法是不同的。从根本上说，屈原不是杰出的政治家，也不是杰出的法家，仅是一个勉力循吴起之路变法的能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