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的文化生态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文化急剧转型的阶段，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开始成形的阶段。当时中国社会的文化呈现出三大态势：
一是政治大分裂。周平王东迁之后，公室衰落，诸侯割据，大大小小的国家多达140多个。诸侯国各自为政，为了争霸天下，纷纷挑起战争，据《春秋》记载就有483次之多。“食肉者”之间的相互兼并，导致社会大破坏，“争野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因而称之“春秋无义战”。诸侯间残酷的兼并斗争长达数百年，最终进入“战国”时期，形成七雄并峙，中原逐鹿。在这样弱肉强食的社会状态中，列国诸侯遵循的是丛林法则，纷纷引进人才，寻求富国强兵、经世兴邦的策略，进行国内变革和国外扩张，从而在造成天下大乱的同时，促成了思想解放，为“百家争鸣”提供了时代契机和社会土壤。
二是思想大分化。春秋后期，在政治分裂、贵贱移位的变迁中，士阶层迅速崛起。士阶层是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打破了以往“学在官府”的一统局面，使学术下移民间，流播四海。士阶层在各地办私学，建学宫，创学说，诸子百家应运而生。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数得上名字的共有189家、4324篇著作。《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书则记载“诸子百家”实际上有上千家。但是，著名的、影响深远的，诸如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不过9家而已。
春秋战国时期，周室衰落，礼崩乐坏，列国割据，社会存在周转空间，变得宽松起来。诸子百家纷纷游说列国，兜售自己的学说，“游”成为当时的时代精神。所谓“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士阶层没有祖国意识，为了施展抱负，他们在列国之间周旋，择主而仕。游士们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以老庄、孔孟为代表。他们痛斥“天下无道”，肩负匡救天下之使命，力求探索一条改造社会、拯世救民的道路。孔孟同游列国，欲推行“礼治”“仁政”，实现其“王道”理想，建立小康社会；老庄则为人类于自然里寻找一条自我救赎的道路，守护人的尊严，追求个性解放和精神自由，宁可辞官归隐民间，也不愿囚禁于名利场中。第二类以管仲、吴起、商鞅为代表。他们的目的是变法强国、统一天下，他们的原则是谁赏识重用便投靠谁。比如吴起，他是卫国人，却历仕鲁、魏、楚三国。鲁君起用吴起抗御齐国时，因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不敢重用他。吴起知道后便杀了妻子。这就是有名的“吴起杀妻求将”的故事。至战国后期，这类游士中开始出现吕不韦这类人物。吕不韦是商人，他将政治投资当作一桩买卖，以获得“取天下”的利益。第三类以苏秦、张仪为代表。他们纵横列国，为富贵而游。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说：他们“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所谓“游说”“乞贷”，指士人向君主推行学说，以得到君主任用，从而获取俸禄的行为。这些士人无固定的政见，只凭三寸不烂之舌，投诸王之好，朝秦暮楚，时或合纵，时或连横，是一群投机分子。
当时游士的状况，李斯在《谏逐客书》中有所记述：“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李斯说的只是去秦国“使秦成帝业”的一些游士，然而由此可见当时游士的兴盛。
士阶层来自南北各地，各自挟带着地方文化，这使得士子的行为产生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他们在周游列国兜售学说的同时，实际上起到了传播文化的媒介作用。他们的游说客观上促进了南北各地的文化交流与碰撞，导致周文化与楚文化的融合与演变。
同时，随着天下大势的变化，士阶层也完成了自身的历史洗礼。在列国争雄时期，士人们一直纠缠在自己所秉持的“道”与君主所掌握的“势”的矛盾之中，及至天下统一大势形成，士人们逐渐超越其“客观的社会身份”，不再沉溺于实用层面，开始安身立命，明确“以道自任的精神”，“为世间万物提供解释”。一些混迹于时代浪潮里的投机之士，犹如一堆泡沫，遭到涮洗、淘汰。学者余英时称这个现象为士人的文化“自觉”。
三是文化大融合。没有分化就没有融合。由于游士的学说创立与文化媒介，既导致思想分化又促进文化融合，两者可以说是同时进行的。但是，由大分化到大融合，中间存在着一个界点。如果说春秋时期的主基调是大分化，那么战国时期的主基调开始转变为大组合。
春秋时期，诸子百家学说各自独立，相互争论、诋毁。然而到了战国末期，情况发生了变化，诸子百家学说进入思想互补组合的阶段。在这方面，《吕氏春秋》是一部具有“大组合”的标志性的著作。有学者指出：“这部书最大的特色在于一个字：‘杂’，即思想内容方面与同时代的论著《孟子》《论语》《道德经》等不同，并非只述一家之言，而是‘兼儒墨、合名法’。只要是当时出现的学派：道、儒、墨、名、法、五行、阴阳等等学说、理论，没有哪个在这里找不到。”[1]因为《吕氏春秋》综合了百家学说，后人将它归于“杂家”。但“杂家”并不是理论的大杂烩，它也自成一体。《吕氏春秋》由三部分构成：《十二纪》讲“天”，《八览》说“人”，《六论》析“地”。如该书《序意》所揭示的编者旨意：“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不过这样的百家学说的“大组合”，毕竟停留在理论层次上，只是理论上的去粗取精，有序整理而已。
然而，大组合是大融合的开端，组合中已有融合的因素。如《吕氏春秋·贵公》记载：
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伯禽将行，请所以治鲁，周公曰：“利而勿利也。”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闻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则至公矣。
文章由伯禽向周公请教治理鲁国方法话题，引出“天下为公”的社会深层设计与文化价值取向的问题。儒家孔子与道家老子对失弓之人持不同的态度，孔子出自“人道”，讲的是仁义，而老子出自“天道”，讲的是回归自然。两者主张虽有差异，但是他们在“为公”的方向上却是相同的。因此，两者在文化深层次上是相互融合的。
这样的文化融合，构成了错综复杂、形式多样的历史现象。对这些历史现象，我们难以做出简单的文化归类。比如人们向来认为屈原是楚文化代表，实际上在他身上并非是纯粹的楚文化，而是以楚文化为主导的南北文化交融的一个多重性的复合体。在屈原身上，集中体现了战国时期文化大融合的状况。因此，我们将这种文化现象称之为“屈原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