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复苏
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两汉“名教”给人们设置了三大精神枷锁：一是奉天承运的皇权争夺，闹得血雨腥风；二是功名利禄的追逐，所谓“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耗尽人生；三是“三纲五常”的标榜，树伦理之碑，立君子名分而追逐千古遗芳。三大精神枷锁压抑人性，致使“人”的异化。玄学发出了“任自然而越名教”的呐喊，这无疑是颠覆现状的一种尝试，有力地唤起了“人”的生命意识。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这是《古诗十九首》的喟叹。那种“意悲而远，惊心动魄”的描述，再现了东汉末期社会动荡、生命涂炭的情景。那时期，士人们的生存也艰险重重：社会高层激烈的皇权争夺，结果总是胜王败寇；士人功名利禄的追逐，结果总是事未立而时已逝；家族的荣华富贵，顷刻间莫名丧落；而辉煌与悲惨相共，弹冠与死亡比肩，使士人们无不处于“亲故多离其灾，徐（幹）陈（琳）应（瑒）刘（桢），一时俱逝”的环境之中（曹丕《与吴质书》）。面对残酷的现实，士人们开始转向对生命意义的重新审视，深刻体验到生命的脆弱、人生的短暂。李泽厚说：“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和空间内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3]
曹操统一北方，宏业大展，虽然怀揣“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慷慨之气，却仍旧由衷发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感叹。手握权杖的曹丕也不免感叹“人亦有言，忧令人老，嘱我白发，生亦何早”。名教的解体，人性的复苏，使他们在“建功立业”之后，重新审视人生的意义。《世说新语》记载：“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琊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权贵尚且这样，何况一些抑屈的官员、落拓的士人？忧谗惧祸的阮籍深吟：“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孔圣临长川，惜逝忽若浮。”仕途坎坷的刘琨感叹：“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王羲之弃官归隐，感悟说：“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
珍惜生命，及时行乐，成为魏晋时代一种流行的人生态度。“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一时间，服药以追求长生，饮酒以纵欲享乐，成为名士们竞相尚行的生活方式。
何晏、王弼是玄学的创始人，也是服药的先行者。皇甫谧《寒食散论》云：“近世尚书何晏，耽好声色，始服此药，心加开朗，体力转强。京师翕然，传以相授，历岁之困，皆不终朝而愈。众人喜于近利者，不睹后患。晏死之后，服者弥繁，于时不辍。”何晏服的是“五石散”。《世说新语·言语》记载：“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何晏服药的目的纯粹是为了享受生活，他深信服了五石散能够美容。何晏服药后确实起到了一定效果，他皮肤亮白，姿仪显得更俊美。但是五石散也是一种春药，服药后激发性欲，纵情女色，副作用也很大。服五石散与今天吸毒一样，时间一长，便上瘾，“魂不守宅，血不华色，精爽烟浮，容若槁木”。所以苏轼在《东坡志林》说：“世有食钟乳乌喙而纵酒色，所以求长年者，盖始于何晏。晏少而富贵，故服寒食散以济其欲，无足怪者。彼其所为，足以杀身灭族者，日相继也。得死于寒食散，岂不幸哉！”
“正始名士”服药，竹林七贤则嗜酒成性。《世说新语》记载：“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七贤中，尤以嵇康和阮籍的饮酒最为著名，他们常常酩酊大醉。嵇康赋诗云：“酒中念幽人，守故弥终始。但当体七弦，寄心在知己。”饮酒成为当时名士的一种独特风度，人们竞相模仿。王孝伯说：“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成名士。”（《世说新语·任诞》）
挣脱礼教的束缚，追求个性解放，是魏晋时期的又一股玄风。在两汉名教层层束缚之下，人们犹如龚自珍笔下的“病梅”，“以曲为美，以欹为美，以疏为美”，一味“斫直，删密，锄正”“以夭梅、病梅为业”（龚自珍《病梅馆记》），整个社会的空气沉闷得令人窒息。玄学的出现给予渴望精神自由的士人们一丝希望的亮色。随着正统儒术地位的坠落，士人们不再视名教为当然，嵇康针对“六经为太阳，不学为长夜”的说教，在《难自然好学论》一文里加以驳斥：“今若以明堂为丙舍，以讽诵为鬼语，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腐臭，睹文籍则目瞧，修揖让则变伛，袭章服则转筋，谈礼典则齿龋，于是兼而弃之，与万物为更始，则吾子虽好学不倦，犹将阙焉。则向之不学，未必为长夜，六经未必为太阳也。”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借大人先生之口，讽刺那些谨守名教的君子，说他们犹如“虱之处于裈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也。饥则啮人，自以为无穷食也。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死于裈中而不能出”。阮籍不仅口诛笔伐，而且表现在行动上，公然在众人面前违背礼制，不惜逆孝道而行。《世说新语·任诞》记载：“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
士人们任性而为，以崇尚自然为荣，认为“人生天地之间，体自然之形”（阮籍《达庄论》），吐自然之言，行自然之事，因而喜好以“异端”自许，以“另类”相标榜。王粲有“好驴鸣”这一癖好，曹丕为其“驴鸣送葬”。这一行为本身十分荒诞，但是可以视为当时名士极度追求真性情的一种表现。《世说新语·雅量》记载：
郗太傅在京品，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郗公云：“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
郗鉴最终不选那些中规中矩的公子，却选恃才傲物、行为“出格”的王羲之做女婿，“东床快婿”因而成为名士中著名的样板。由此可见，当时上层社会受魏晋玄学影响，那种违礼脱俗、追求时髦的风尚。
无拘无束，自由人生，也是士人们标举清高脱俗的一种时尚。《晋书·张翰传》记载：张翰在洛阳，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于是辞官回乡。《世说新语·任诞》记载：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
王子猷那种潇洒自适、不拘形迹的生活态度，受到了士林的热烈追捧。而那些手执拂尘，论道谈玄，徜徉于山水景色之间，游戏于艺术娱乐之中的名士逸事，更为士林津津乐道，竞相附庸仿效。
哲学家宗白华在《艺境》中谈到魏晋六朝时说：“它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魏晋六朝出现的“人”的复苏思潮，给汉末沉闷的社会吹来一股新的气息。但是，魏晋玄学并非是新文明的诞生，从性质上说，是先秦老庄学说在儒术弱化时际的复兴与演变。玄学对儒术的解构，只能说是中华传统文化本体的一种自身调节，实际情况应是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所指出的：他们的所作所为，应是“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至于他们的内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
鲁迅所说是有依据的。魏晋风度在文化上确实具有二重性，往往一边是出世，追求个性解放，一边是入世，追求功名利禄，两者一体并存。名士的出世，事实上并没有否定世俗的价值，而是“托不得已以养中”的“无为而无不为”的智慧，也是人格分裂的表现。“竹林七贤”的一副对联可以说是魏晋风度的一个绝妙注释：“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前联是出世的，后联却是入世的。有些名士归隐，不过是借隐逸之名抬高身价，以猎取高位。例如《世说新语·尤梅》中周邵的归隐：
庾公欲起周子南，子南执辞愈固。庾每诣周，庾从南门入，周从后门出。庾尝一往奄至，周不及去，相对终日。庾从周索食，周出蔬食，庾亦强饭，极欢；并语世故，约相推引，同佐世之任。既仕，至将军二千石，而不称意。中宵慨然曰：“大丈夫乃为庾元规所卖！”一叹，遂发背而卒。
周邵本来归隐于寻阳，在庾亮劝说下，一番惺惺作态后，又出仕了。后来因为官职“不称意”，一气之下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