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研究范式
在经济学视野下,诸多研究从财政学和效率评估的角度分析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开展路径、财政的重要作用以及服务效率等方面,从而进一步推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服务效率和科学发展。根据有关学者的总结,公共服务外包大致有两种视角,一是从交易成本出发,将公共服务外包类比为市场行为的“生产抑或购买”的决定;一是将公共服务外包视为政府对于外部压力如公众不满意或者财政赤字的回应。[36]
威廉姆斯(Williams)的交易成本理论解释了为何私营企业可以外包而非在内部提供,这种理论被斯卡拉(Sclar)、布朗(Brown)和惠廷顿(Whittington)应用解释到公共服务承包中。[37]同时他们也认为,越具有资产专用性的服务越不容易被外包出去。艾荣(Ving)和古博曼(Globerman)指出在服务专业性和任务复杂性的前提下,外包合同的决策需要考虑多重因素,不仅需要制定出定价条款,同时也要引入激励约束机制(如经济奖励和绩效惩罚)的条款。[38]约斯特(Yost)和汉农(Hannon)运用博弈论对公共服务外包进行了量化研究,构建了外包合同的优化模型,得出了外包市场竞争越激烈越可以降低成本的结论。[39](https://www.daowen.com)
贺巧知以公共服务供给理论和契约理论等理论为基础,通过分析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内容和开展路径,认为财政体制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该学者认为,财政部门除了要对资金进行保障和管理之外,还应当建立起有效的制度规范,承担综合管理的任务[40]。魏中龙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经济学基础进行理论分析,通过构建政府购买服务效率综合评估的神经网络模型,采用DEA方法建立相应的投入与产出评估模型,丰富了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效率的研究方法[41]。也有许多研究关注到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定价机制。如许源认为,关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定价机制中,存在着结构不合理、单方定价等问题,从而会相应影响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效率及服务质量等方面,同时也影响社会组织的培育及发展。他通过对全额补贴法、差额补贴法、平均成本法和微利法等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定价方法进行分析,对竞争性购买和非竞争性购买的定价模式进行比较,提出一系列完善政府购买服务定价的建议[42]。邓金霞发现公共服务外包中存在着较高的隐形进入壁垒,并选择组织网络理论作为理论基础,确立了“身份—效用”分析框架。即交易的主体、客体、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是影响隐形进入壁垒变化的重要因素,其中,导致显性进入壁垒变化的因素是通过隐形进入壁垒对合作边界发生作用。[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