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早期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光绪十五年之前）
康有为以书生走向政坛，其政治思想一开始表现为学术思想，在当时，主要是经学思想。当时的经学思想同时就是政治思想。康所走的道路，虽有学术之外形，然与政治是不那么分得开的。[32]要分析康早期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基本材料是他在那个时期的个人经历与著述。
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曾名祖诒，字广厦。早年学习中国传统经典，与当时的读书人一样，走的是科举入仕的道路。[33]同治十年（1871），虚岁十四岁，参加童子试，未中式。次年再试，亦未果。同治十二年、光绪二年（1876），以捐生资格参加广东乡试，未中式。[34]是年，师从岭南大儒朱次琦，入礼山草堂，大约有两年多的光景。[35]光绪五年，结交翰林院编修张鼎华，同年游香港。光绪八年，第一次去北京，应顺天府乡试，未中式，归途经扬州、镇江、上海等地。光绪十一年，应广东乡试，亦未果。光绪十四年，第二次赴京，在北京居住了一年多，初次涉及高层政治，上书光绪帝（即“上清帝第一书”）。次年参加顺天府乡试，未中式，九月，离开北京，赴杭州、苏州、武昌等地，至年底回乡。本节所分析的，就是这一时期即光绪十五年之前康有为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
从康有为以上经历来看，光绪四年底离开朱次琦礼山草堂之前，主要是觅师学习，其祖父康赞修对其影响甚大。[36]光绪五年之后，康基本上是自我研习，不再求师了。其中的原委，我以为是康生了一场大病。从《我史》可见，光绪四年，康对朱次琦所推崇的韩愈，不再感兴趣，称言：“昌黎道术浅薄，以至宋、明、国朝文章大家巨名，探其实际，皆空疏无有……即《原道》亦极肤浅，而浪有大名。千年来文家颉颃作势自负，实无有知道者。”朱次琦“笑责其狂”。康对此写道：
……从此折节焉，然同学渐骇其不逊。至秋冬时，四库要书大义，略知其概，以日埋故纸堆中，汩其灵明，渐厌之。日有新思，思考据家著书满家，如戴东原，究复何用？因弃之而私心好求安心立命之所。忽绝学捐书，闭户谢友朋，静坐养心，同学大怪之。以先生尚躬行，恶禅学，无有为之者。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忽思有亲不事，何学为？则即束装归庐先墓上。同门见歌哭无常，以为狂而有心疾矣。至冬，辞九江先生，决归静坐焉。[37]
这一段自我放大的言论，已经是相当地惊世骇俗；若再查《我史》手稿本，则更让人惊心动魄——“忽思孔子则自以为孔子焉”！[38]从朱的礼山草堂退出后，光绪五年，康有为居住在家乡名胜西樵山。康对此又写道：
以西樵山水幽胜可习静，正月，遂入樵山，居白云洞，专讲道佛之书，养神明，弃渣滓。时或啸歌为诗文，徘徊散发，枕卧石窟瀑泉之间，席芳草，临清流，修柯遮云，清泉满听，常夜坐弥月不睡，恣意游思，天上人间，极苦极乐，皆现身试之。始则诸魔杂沓，继则诸梦皆息，神明超胜，欣然自得。习五胜道，见身外有我，又令我入身中，视身如骸，视人如豕。[39]
由此再与手稿本核对，亦有多处之修改。[40]此时正值康有为虚岁二十一岁，进入了一个身体的癫狂期。这对他一生的性格成长，有着很大的影响。与此相近的说法，康在公开的著述中还有一些，自称是“梦执礼器而西行”，见到了“广乐钧天”和“宗庙百官之美富”，“非复人间世矣”。[41]
康有为弃师自修，思绪飞扬，阅读庞杂，由此进入了学问的初创期。光绪十五年秋，康离开北京之前，曾写信给新结交的朋友刑部主事沈曾植，总结这一时期的学术道路，称言：
仆受质甚热，得痴黠之半。十一龄知属文，读《会典》《通鉴》《明史》。十五后涉说部、集部、兵家书，于时瞢不知学，而时有奇特之想。将近冠年，从九江朱先生游，乃知学术之大，于是约己肆学，始研经穷史，及为骈散文词，博采纵涉，渔猎不休，如是者六七年。二十四五乃翻然于记诵之学，近于闻，乃弃小学、考据、诗词、骈体不为。于是内返之躬行心得，外求之经纬世务，研辨宋元以来诸儒义理之说，及古今掌故之得失，以及外夷政事学术之异，乐律天文算术之琐，深思造化之故，而悟天地人物生生之理，及治教之宜，阴阖阳辟，变化错综，独立远游。至乙酉之年而学大定，不复有进矣。[42]
这里面有一些自夸，不完全属实，其中最明显的是“学大定”的时间。“二十四五”（虚岁），即光绪七八年（1881、1882），“乙酉之年”，即光绪十一年（1885），康28岁（虚岁）；康的思想至此显然没有定型。[43]然而，在此之后，康有了一些著述，今存《教学通义》《民功篇》《康子内外篇》《实理公法全书》等，比较集中地撰写于光绪十二三年（最终完成时间尚不能确定）。这些著述可以揭示康早期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光绪十四五年，康在北京居住了一年多，写有《上清帝第一书》，并代拟一些奏折，也显示其早期政治思想与政策设计。
以下对康有为此期的主要著述逐项进行叙述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