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伪经说

康有为在广州开堂讲学后，由弟子陈千秋、梁启超等人帮助，约于光绪十六年（1890）完成了他最重要的学术著作之一——《新学伪经考》，刊刻于光绪十七年七月。^[108]该书的内容虽然庞杂，然叙述颇有条理。若将其主旨作最为简要的概括，可称为：儒家的《六经》皆存世，即“今文经”，秦始皇并未焚尽；所谓“古文经”，皆是伪经，是西汉时领校“中秘书”（皇家藏书）的官员刘歆（公元前50—公元23）所伪造，目的是为王莽的“新朝”服务。按照这一说法，《古文尚书》《毛诗》《周礼》《费氏易》（《古文易》）、《春秋左氏传》《国语》《尔雅》等一大批儒家的经典，是刘歆为王莽新朝服务而伪造的“新学”。

今、古文之争始于西汉，至东汉马融（79—166）、郑玄（127—200）融合古、今后，今、古文皆作为儒家学说的经典，近两千年来没有太大的争端。至清代考据学兴起，阎若璩（1636—1704）著《尚书古文疏证》，刘逢禄（1776—1829）著《左氏春秋考证》，皆是对古文经的致命打击。与康有为同时代的廖平亦有重要的著述。^[109]光绪二十九年，返京小住的湖广总督张之洞称：

二十年来，都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龚定菴，经济讲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后风气也。遂有今日，伤哉。^[110]

而京中的大老，如翁同龢、潘祖荫等人，皆主今文经，《公羊传》渐成主流，但没有一个人像康有为那样走向极端，将古文经的一切，全数打翻在地。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康有为的这些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后人钱穆作《刘向歆父子年谱》，证明刘歆不可能伪造如此之多的经典。^[111]时人朱一新写信给康有为论学，亦有规劝。^[112]但在当时，康的这一著作被梁启超形容为“思想界一大飓风”。该书当时的销售情况似乎还不错，引发了许多人的新思绪，也引起了一些官员的警惕。光绪二十年七月初四日，给事中余联沅上奏弹劾，称之“非圣无法，惑世诬民”，要求将该书“立即销毁”。光绪帝为此下了一道严旨，命两广总督李瀚章彻查。梁启超此时在北京，亦为之周旋。此事最后由李瀚章下令将该书“自行销毁”而不了了之。^[113]

若仅从学术角度来看，《新学伪经考》似无太大的意义，今天的学者亦认定康有为在学术外衣之下另有政治用心。然而，此种政治用心只有放到当时社会环境中才能显现出来——儒家经典是王朝政治思想和统治方式的标准，是整个社会都已涉及或卷入的科举考试的内容，也是士林学子（读书人）最为重要的思想养分。《新学伪经考》对儒家经典的整体进行了破坏性的打击，其影响力和作用力究竟有多大？房德邻称：

梁启超在论述《伪经考》和《改制考》发表后的影响时，用“飓风”和“火山大喷火”作比喻。而胡思敬，这位身历过戊戌变法而政治态度比较保守的人，却说这两部书“未足倾动士林”。这两种说法很不相同，却都有道理。梁启超是从社会反响的角度讲的，胡思敬则是从社会接受的角度讲的。^[114]

这是有分析力的解释，说明了康有为思想的破坏性（社会反响）与建设性（社会接受）。从现有的研究来看，《新学伪经考》和后来的《孔子改制考》引起了士林学子的广泛关注，但当时的重要学者和官员，甚至详细读过该书的人，如翁同龢、孙家鼐、俞樾、谭献、宋恕、皮锡瑞、严复、章太炎、张之洞、陈宝箴、黄遵宪、洪良品、孙宝瑄……都持反对态度。就我所见的材料来看，康的思想虽能影响万木草堂中的门徒和徐仁铸、谭嗣同、宋伯鲁等个别官员，但成熟的学者对此表示接受者，却是少有。^[115]到了后来，崔适、钱玄同接受其思想，顾颉刚等人由此发展出疑古学派，则是另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