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自上”之路及其策略调整
正当梁启超在长沙实行“自下”之策，发动思想革命而激荡风云之际，康有为在北京尝试“自上”之路也突遇光明。
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康有为离开上海，前往北京。此时正值德国强占胶州湾（青岛），俄、法、英亦蠢蠢欲动，清朝鉴于甲午之败，无敢言战，军事与外交十分被动。时任工部学习主事的康有为立即向工部递交《上清帝第五书》，主张变法，要求代奏，为工部所拒，但在京官中广为传抄。十一月，工科给事中高燮曾保康参加瑞士“弭兵会”，光绪帝下旨由总理衙门“酌核办理”。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日（1898年1月24日），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翁同龢、廖寿恒、荣禄、张荫桓召康问话。康随即向总理衙门递交《上清帝第六书》，提出以“制度局”为核心的变法纲领，要求代奏。二月十九日，总理衙门代奏康的《第六书》，光绪帝下旨命总理衙门“议复”。此后，总理衙门又多次代奏康的条陈和书籍，包括《俄彼得变政记》和《日本变政记》。四月二十五日，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上奏保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五人。四月二十八日（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仁寿殿召见康，授其为总理衙门章京，并命其条陈可由军机大臣廖寿恒代奏。康此时已经成为政治新星，在京城中红极一时。
梁启超于光绪二十四年二月离开湖南前往上海，三月初一日搭船北上。梁到京后，成为康的有力助手。五月十五日（7月3日），光绪帝召见梁，命其以六品衔办理译书局。
康有为、梁启超“自上”道路走通之后，其政治策略也随即调整。他们的目标是设立“制度局”或其变种“议政处”“召对处”“立法院”“懋勤殿”“议政局”“便殿”等等，不再倡导“议院”。这类设在宫中、光绪帝每日召见、由康主持的政治咨询机构，一旦运作起来，将会成为政治决策机构。康、梁正是企图通过这类机构以能实现君权变法。[115]由此，康自上条陈、进呈书籍，为徐致靖、宋伯鲁、杨深秀等人代拟奏折，以能影响光绪帝；并于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八日（1898年7月16日）在《国闻报》上发表《答人论议院书》，表明自己的态度：
……故中国惟有君权治天下而已。顷圣上聪明初武，深通中外之故，戒守旧之非，明定国是，废弃八股，举行新政，日不暇给，皆中旨独下，不假部议。一诏既下，天下风行，虽有老重大臣，不敢阻挠一言，群士不敢阻挠一策，而新政已行矣……故今日之言议院、言民权者，是助守旧者以自亡其国者也。夫君犹父也，民犹子也。中国之民，皆如童幼婴孩。问一家之中，婴孩十数，不由父母专主之，而使童幼婴孩主之议之，能成家自养否乎？必不能也。君犹师长也，民犹徒属弟子也。中国之民，皆如蒙学。试问蒙馆之中，童蒙数十，不听师长主之教之，而听童蒙共主之，自学之，能成学否乎？必不能也。敬告足下一言：中国惟以君权治天下而已，若雷厉风行，三月而规模成，二年而成效著。
文中两次强调“君权治天下”。康有为还表示，其之所以“不建言请开议院”，属“通变宜民”之计。[116]
最能说明康有为此期政治策略调整者，是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一日（1898年7月19日）康有为（时在北京）给其侄康同和（时在日本神户）的亲笔信，称言：
读来信，收付来《东亚报》五百分，已收。惟吾在京师，谣言众多。亦惟昔者《知新报》诸子不慎言所累，至今以民权二字大为满人所忌。若再有其它犯讳之言，益不堪言矣。（原注：此次上将大用，而我欲行，亦惟谣言之故。）且今昔情形不同，顷圣上发愤为雄，力变新法，于我言听计从。（原注：我现奉旨专折奏事，此本朝所无者。）外论比之谓王荆公以来所无有，此千年之嘉会也。汝等操报权，一言一字所关甚大，皆与我有牵。汝出姓名，更于我显著。今与汝约，所有各报，以救中国为主，而于称及国家、皇上及满洲，说话皆应极谨。（原注：且勿分种，不见文御史等劾我之语乎？）皇上圣明如此，多为颂美之言、期望之语。今守旧者多，非言民权、议院之时，此说亦可勿谈。且述我言中国非开议院之时，开郡县省会民会则可也。汝等恪遵此约，乃可发送。可并示云台。[117]
《东亚报》是康有为一派在日本神户所办的报刊，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一日（1898年6月29日）首刊，每十日刊出一期，曾发表康门弟子韩昙首、韩文举、康同文等人的政论文章。[118]康同和正在《东亚报》任职。康有为自称“奉旨专折奏事”，大体属实，自称光绪帝“于我言听计从”，乃是夸张，自称所获是“千年之嘉会”，可见其自认为在“自上”道路上大获成功。康又称“谣言”，又称“昔者《知新报》诸子不慎言”，又称“民权”为“满人所忌”，可见其在北京所受到极大的阻力和压力。[119]为了保障“自上”道路的继续通畅，康下令“称及国家、皇上及满洲，说话皆应极谨”，并令“且勿分种”，可见康党内部以往亦有涉及“种族革命”的言论。[120]而该信中最为要紧一句是：“今与汝约，所有各报，以救中国为主”，根据“大同三世说”，“救中国”属“义”“小康”，与“救全球”的“仁”“大同”相对应。梁启超称：
以小康之道治一国，以大同之道治天下也。故我辈今日立志，当两义并举。目前则以小康之道先救中国，他日则以大同之道兼救全球。救全球者，仁之极也。救全球而必先从中国起点者，义也。“仁者人也，义者我也。”大同近于仁，小康近于义。[121]
既然是“救中国”的“小康之道”，自然可以行“君权变法”，自然可以因“今守旧者多，非言民权、议院之时”，而“此说亦可勿谈”。从康有为此信可以看出，康的命令范围是“所有各报”，命令主旨是“述我言中国非开议院之时”，我因尚未读到《东亚报》，不知康同和是否遵办，但从《知新报》上可以明显看出康此期政治策略的调整。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1898年8月8日），康有为弟子陈继俨在《知新报》第61册上发表《伸民权即以尊国体说》，该文以“民权”为议题，却是强调“民权”与“君权”并不冲突。陈继俨认为，清朝此时的权力不在于“天子”，而在于“胥吏”：
今日之天下，则胥吏之天下也；天下之权，则胥吏之权也。天下有事，上之天子，天子责之部院，是权在部院也；部院议可，移文疆吏，是权在疆吏也；疆吏奉谕，颁之州县，是权在州县也；州县得命，下之吏胥，是权在吏胥也。夫二十行省之大，四万万人之众，而其权实无所属焉。于是昌言以号于天下曰：“尊君权”，“尊君权”！其谁信之。且部院分任政之权，疆吏有守土之责，州县为奉职之官，而议覆之事，仅责于胥吏，以胥吏之治治天下，是部院、督抚、州县亦无权也。
若由此逻辑结构而推导之，此时的清朝似不需要“伸民权”而是需要“尊君权”。陈继俨丝毫没有涉及当时作为“民权”象征的“议院”，反而称言：
夫民之于国也，犹人之于家也，其天子则家人之严君也。长者有事，而乃子乃孙，不能服劳奉养，以既厥职，其家之存亡，不待智者而知矣。
以家比之国，君、民同为一家，即结为利益共同体，君权、民权自然全无冲突，即“天子无失权，庶民亦无争权也”。这与康有为《答人论议院书》中的说法是一致的。陈继俨继续以德国、法国、意大利、希腊、瑞士、日本为例来说明：
夫德之覆法也，有良民会；法之复振也，有记念会；意之浡兴也，有保国会；希之自立也，有保种会；瑞士之变法也，有自卫党；日本之有今日也，有尊攘党、革政党、改进党、自由党。彼数会者，实赖以兴国者也，而倡自齐民，实过半焉。既非金、张之胄，复无王、谢之荣，而热血所结，摩荡奋发，卒以成非常之原，而苏已死之国。[122]
若由此逻辑结构而推导之，此时的“伸民权”，大约相当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发起的“保国会”而已。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一日（1898年8月17日），陈继俨在《知新报》第62册上发表《中国不可开议院说》，说明中国不能开议院的四条理由：“人持一自私自利之心以入世”；“民智未开，不可以议政”；“家、国之见既不甚明，则所举之人，定多失职”；“中国举国皆守旧之人”。陈最后得出结论：
今天子聪明圣智，下诏维新，与民更化，中兴之治，期于旦夕。凡在臣工，与有其责，匹夫之贱，曷为违已，区区之心，窃慕此耳。若夫引迂拙之人，而参知政事，贰专制之权，而纬圣聪，大体未立，而国是频更。如向之所论开议院者，其又奚取焉。
这一段话，完全符合康有为前引信中所要求的“皇上圣明如此，多为颂美之言、期望之语”，更是强调了不受干预的“专制之权”。陈继俨还根据康的指示“述我言中国非开议院之时”，在该文中宣布：“吾师南海康先生有《议院不可行于中国考》，发挥此义最详。”[123]此时恰是康有为致信康同和一个月之后，离戊戌政变还有36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