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语
戊戌时期康有为的“洪水说”“地顶说”，宣称人类文明起源于昆仑，通过四条河流而分布四域，此即人类文明的同一性、同根性，即康所称的“万国同风”；而印度、波斯文明，沿地中海传播到欧洲，此即否定了西方文明的原生性，即西方文明只是接受了东方文明，而不占据先天性的优势。康有为的“地运说”，将同根流传的世界文明分为若干阶段性：在最初的阶段，东方占优；在最近的阶段，西方占优；在未来的阶段，东方将会复兴；而到了最后的阶段，将会“世界大同”。康否定了西方文明的独创性，实际上也否定了西方文明的基本价值。康认为深受东方影响的西方文明，虽在当时已占先机，仍不可能称霸或超越东方文明。这一说法与康的“大同三世说”相一致。康有为（包括梁启超）认为，孔子所撰《六经》，属经天行地之文，已经包含了西学（西方文明）的全部精义，是适用于全人类的。[49]
戊戌时期康有为的“洪水说”“地顶说”“地运说”，就学理而言，是松散的，尚未形成完整体系。这是因为康的这些学说是建立在对西方文明不了解甚至误解的基础之上，建立在众多似是而非、混杂零乱的知识或传言的基础之上，不可能构建自洽的逻辑关系，也不可能结成严谨的思维模型。正因为如此，当康有为来到日本、来到北美、来到印度、来到欧洲、来到墨西哥之后，获得了新的更可靠的知识，尤其是历史与地理知识，原先的“洪水说”因无法成立而不能不放弃，原来的“地顶说”因无法成立而被修正、演化为“地势说”，且康生前未允之发表，至于多具“命定论”色彩的“地运说”则更显荒谬，康也不再提起了。梁启超到了日本之后，接受了经日本学界转手的西学，虽仍尊康为其师，但在总体上放弃了康的学说。因此，戊戌时期康的“洪水说”“地顶说”“地运说”就这样悄然无声地消失了，如同当年的流风与流水一般。若非黎祖健《万木草堂口说》被发现，若非《时务报》《知新报》被重印，今人很难得知戊戌时期康还有此等奇特的思想。
流风空中无痕，流水溪中无迹。然伸手于空中，能感到风过，落脚于溪中，能感到水动。我之所以如此细微地观察戊戌时期康有为的“洪水说”“地顶说”“地运说”——这些已为康后来所放弃、所隐匿、几乎未留痕迹的学说，就是想能置身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变法的当时，让我感受到或捕捉到那个时段康的知识水准、精神状态与思维方式，以能更加准确地了解与理解那个时段康的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思想流动不居，即“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但历史学家的真正本事就是能将那些漫延的流质截分为一片片固态化的剖面，以能详加辨识，即“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唯止能止众止”之意。只有时段的精确性，方可体现出历史的真实性。尽管我也知道，相对此期“康学”最重要的三大学说“新学伪经说”“孔子改制说”“大同三世说”而言，“洪水说”“地顶说”“地运说”只是次层级的、从属性的，不那么重要；恰恰是通过观察这类不那么显赫的细节，思考这些不那么重要的学说，让我觉得，我离康有为更近。
[1] 参见本书下编第一章“论戊戌时期梁启超的民主思想”、下编第三章“戊戌时期康有为‘大同三世说’思想的再确认”。
[2] 黎祖健的身世及在《知新报》的著述，参见本书下编第三章第二节之“黎祖健”。
[3] 一、吴熙钊、邓中好最先校点出版《南海康先生口说》，所据版本是中山图书馆藏本，见吴熙钊、邓中好校点：《南海康先生口说》（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年），然目录与楼宇烈整理本有异，并称：“参照《万木草堂口说》（北京大学所藏的复制本和复旦大学的复制本）和其它零散资料互订。”二、楼宇烈此后整理校勘中山图书馆藏本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并作详细说明：“广州〔东〕中山图书馆藏本，分装两册，封面中题《南海康先生口说》，右上有‘孔子降生后二千四百四十七年’字一行，左方有‘光绪丙申恭录’字一行。有朱钤四枚：一为细长形，刻‘万木草堂学徒’六字，一为方形，刻‘黎祖健印’四字，一为方形，刻‘砚贻’二字，一为长方形，刻‘砚贻私印’四字。页后有附白一则：‘诸君借抄借读，切不可转手交与别人，恐有遗失，尤不可涂污折皱，以昭珍重。砚盦谨白’。下有‘祖健’朱钤一方。正文首页有大方朱钤一枚，刻‘番禺黎祖健印’。由此可见，此抄本原系黎祖健所录存者。”“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分装为三册，字体较中山图书馆藏本为大，全书前后无任何附文，仅在每册封面右侧署有‘丁酉七月’四字，估计即为抄录之年月。由此可见，中山图书馆藏本早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一年。就内容和篇幅说，丙申本比丁酉本多出约四分之一，在题目节次的分合上，两本也有所不同。”（见《万木草堂口说整理杂谈》，《古籍整理与研究》，第1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相关的说明，又见楼宇烈整理：《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中华书局，1988年）之《点校说明》。楼宇烈整理本是最方便使用的版本，且扉页有中山图书馆藏本的照片。三、姜义华、吴根樑编校《康有为全集》第2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亦收录《万木草堂口说》，编者在按语中称：“系康有为1896年于万木草堂讲课时的笔记，原笔记者不详。现由编者对原抄本略作整理……”未说明“原抄本”的收藏处。据楼宇烈校勘记录似为藏于北京大学的“丁酉本”，或是吴熙钊、邓中好所称的“复旦大学的复制本”。
[4] “见佛书玉合经”一语，颇难解。亦有编校者加书名号，即“《玉合经》”，然佛书似无“玉合经”。黎祖健后又录康有为语：“言昆仑之说者，莫精于佛书，以印度近昆仑也。《海国图志·昆仑考》甚谬。”查魏源《海国图志》卷七十四《释昆仑》上称：“……更征释典，言昆仑即阿耨达山者，始于《康泰扶南传》及《佛图调传》（并见《水经注》，阿耨达亦名无热山）。言阿耨达池出四大水注四大海者，见于《长阿含经》［经云雪山顶上有阿耨达池，纵广五十由旬。池东有恒伽河，从牛口出，从五百河入东南海。池南有新头河，从师（狮）子口出，从五百河入西南海。池西有博义河，从马口出，从五百河入西北海。池北有斯佗河，从象口出，从五百河入东北海］。”（陈华、常绍温、黄庆云、陈文源、张廷茂点校：《海国图志》，《魏源全集》，岳麓书社，2004年，第7册，第1829—1830页。又，“博义河”的“义”，当为“叉”，见下引《长阿含经》）魏源《释昆仑》下又称：“唐人欲合佛经四水，故以印度河当西注，以缚刍河当北注。”（同上书，第1834页）由此可推知，黎祖健记“见佛书玉合经”一语，或由“《长阿含经》”所误，或因“欲合佛经”之音读所记。由此再读《长阿含经》，其与四大金龙池相近者，有两条：一、“雪山埵出高百由旬，其山顶上有阿耨达池，纵广五十由旬，其水清冷，澄净无秽……阿耨达池侧皆有园观浴池，众花积聚……阿耨达池底，金沙充满，其池四边皆有梯陛……阿耨达池东有恒伽河，从牛口出，从五百河入于东海。阿耨达池南有新头河，从师子口出，从五百河入于南海。阿耨达池西有婆叉河，从马口出，从五百河入于西海。阿耨达池北有斯陀河，从象口中出，从五百河入于北海。阿耨达宫中有五柱堂。阿耨达龙王恒于中止。佛言：何故名为阿耨达，阿耨达其义云何？此阎浮提所有龙王尽有三患，唯阿耨达龙无有三患……”（卷十八，第四分·世记经·阎浮提州品第一。见恒强校注：《阿含经校注：长阿含经》，线装书局，2012年，第383—384页）二、“彼郁单曰土四面有四阿耨达池。各纵广百由旬。其水澄清，无有垢秽。以七宝堑厕砌其边，乃至无数众鸟相和悲鸣，与摩陀延池严饰无异。彼四大池各出四大河，广十由旬，其水洋顺，无有卒暴，众花覆上，泛泛徐流。挟岸两边多众树木，枝条柔弱，花果繁炽，地生濡草，盘萦右旋，色如孔翠，香犹婆师，濡若天衣。其地柔濡，以足蹈地，地凹四寸，举足还复。地平如掌，无有高下……”［卷十八，第四分·世记经·郁单曰品第二。同上书，第386页］康有为所论“四大金龙池”，可能据此。然《长阿含经》对于“阿耨达池”的描写实属仙境，而清朝的军队已越过天山，清朝众多学者对于昆仑和地理形势也有了比较实际的认识。对照《长阿含经》叙述，康有为的“四大金龙池”说法已有较大的游移，且多富有自言自证的伸张。
[5] 楼宇烈整理：《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第65—67、69—70、75—78、84—93页，括号内文字为丁酉本。“阿母新头河”，徐勤称“阿母新斯河”（详见后文），即阿姆河，该河突厥语称Amu-Dar'ya，Dar'ya是“河”的意思。“小亚西亚”，即小亚细亚。“马哈麦”，即先知穆罕默德（571—632），伊斯兰教的创教者。“某亚已”，很可能指穆罕默德的堂弟及女婿阿里，什叶派的最初领袖。“蟠木”，典出于《史记·五帝本纪》：“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史记》，中华书局，第1册，第11页）《大戴礼记·五帝德第六十二》又称：“（颛顼）乘龙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济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康有为在《民功篇》中称：“东至于蟠木。蟠木，《吕览》所谓‘抟木’，又曰‘攒木之所’，今吉林、黑龙江之老林窝集也，六朝、隋、唐史所谓‘沃沮’也。其地有太古之木，高万千丈，其林数千里，为人迹所不通，落叶积地，深盈数丈，雨露濡浸，阏不流宣，淤为深淖，人马并没。颛顼承黄帝之威灵，舟车文字，已能遍服之，其德远矣。国朝自雅克萨定盟之后，以外兴安岭为界，精奇里江、哈滚江之流，及库页岛、费哲等部咸归我有，实抚有蟠木全境……用事者上不念祖宗缔造之艰，下不察天险美材之用，轻以蟠木割与强俄。”（《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上册，第84—85页）由此可知，康称“蟠木”指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郁珠”“槃木”，从康称“经洪水后，在最下最肥之地”来看，亦有可能是指阴沉木（乌木）；康有为在《我史》中称“洪水折木”，若被折之木长年被水土阴埋，即为阴沉木（后将述之）。“昆仑出天山、杭海山、大金山，走兴安岭、走大加海”一句，“杭海山”，即杭爱山；从叙述次序来看，“大金山”位于杭爱山与兴安岭之间，应在蒙古高原，具体指何山不详，也有可能为肯特山。康有为在《康子内外篇·地势篇》中又有“以日本为天山、金山之余气出”，该处的“金山”与此处“大金山”似为一处。“大加海”，从上下文意思来看，应指鞑靼海峡或鄂霍次克海，为何称“大加海”，不详。“支”“歌”“麻”，是韵目。“表里山河”，指太行山与黄河，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6] 《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最初发表该讲义，原件无标题，由编者题名为《万木草堂讲义纲要》（见该书第133—166页）。“大人”，指康有为。“丁酉”，即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该讲义的版本情况，可参见本书下编第四章第三节之“《万木草堂口说》等记录”。
[7] 《万木草堂讲义纲要》，《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第133—135、146页。
[8] 《康南海先生讲学记》，姜义华、吴根樑编校：《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213、217—219页。标点稍有改动。“落机”似指北美地区的落基山脉（Rocky Mountains）。
[9] 姜义华、吴根樑编校：《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209页。
[10] 《南海师承记》，姜义华、吴根樑编校：《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437—558页。该篇按语称：“《南海师承记》，系康有为门人张伯桢据一八九六——一八九七年间于万木草堂听讲笔记整理而成，未刊，今据上海市文物管理（保管）委员会所藏原件整理校点。”由此可知，《南海师承记》为康同凝等人于1961年捐给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其“卷一”各节末注明张伯桢听讲时的年月，颇有参考价值。
[11] 楼宇烈整理：《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第88页，括号内文字为丁酉本。康有为亦称：“中国始于黄帝而实开于夏禹，《皋陶》言蛮夷猾夏。诸子传记言华夏、诸夏。”“下有孔子，上有黄帝，故制度一。”“禹将黄帝制度行之九州。”“尧、舜皆孔子创议。”“黄帝至今六千年。”“夏至今四（五）千年。”（同上书，第87、90—91页）值得注意的是，康1898年称《康子内外篇》也有相应的内容，即“诸侯犹今土司”，“三代旧制旧事，尚未文明之故”。后将详述。
[12] 《与沈刑部子培书》，《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第211页。
[13] 康有为致朱一新（第一札），光绪十六年，《义乌朱氏论学遗札》，光绪乙未年菁华阁刻本，第27页。康有为称：“今进昔年拟上之折及代屠侍御所草折稿已上者四事，又《与沈刑部子培书》一首、《阖辟篇》一首，令憙事小吏讽之，亦足以知其畴昔之所存。其它文稿固多，未敢遽上。”该件是吴仰湘提供的。
[14] 从《我史》手稿本来看，“作《内外篇》，兼涉西学”后原文是“及诸子”，改为“以经与诸子”，加了“经”；“推明”后为“公羊□□”，删去“公羊”，“□□”改为“太古”，“洪水折木”补在行间；“中国始在夏禹之理”后，删去“三代犹未文”五字。该手稿本今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无法识别的字，以□替代。相关的背景资料，参见拙著《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第428—468页。
[15] 从手稿本来看，原写是“是岁著《教学通义》”，“作《内外康子篇》”一段完全是后补在页眉上；且“内外篇”原写为“内篇外篇”，删去第一个“篇”字，另加“□□□康子”，补在侧边。
[16] 该九篇刊于《清议报》第11、13、15、17、18册，时间为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初一日、二十一日、四月十一日、五月初一日、十一日（1899年4月10日、30日，5月20日，6月8日、18日）。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汤的前言写于1978年），刊出《阖辟篇》等九篇，并称作于1877年前，相信了康有为在《清议报》上的说明，也未注意到台湾已出版的成果。
[17] 芮沃寿（1913—1976），汉学家，耶鲁大学讲座教授。其妻芮玛丽（Mary C．Wright 1917—1970），亦是耶鲁大学教授，中国近代史学者。
[18] （新竹）《清华学报》，第11卷第1、2期合刊（1975年12月）。李三宝称其使用的是刘广京处的“胶片影印本”。
[19] 《康子内外篇》，《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上册，第3—32页；在该文前，编者蒋贵麟保留了“南海先生二十岁前旧稿”的字样。蒋又在《印行前记》中称：“《康子内外篇》，稿成于光绪十二三年间。全书十五篇，阐释仁爱与平等之精义，突破儒学传统思想，先师后日变法思想之端倪，于此可见。其中前九篇曾刊布于光绪二十五年《清议报》，顷于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所藏先生未刊文稿微卷中获见其未刊之六篇。今谨过录，使成完帙。”（《万木草堂遗稿》，台北，成文出版社，1978年，《印行前记》第3页）两处时间并不一致，应以《印行前记》为准。
[20] 《中国哲学史研究》1980年第1期。该文编者按称：“康有为《内外篇》为康有为早期著作，成稿于1886—1887年间，全稿共十五篇，前九篇曾刊于1899年《清议报》……”按语中没有说明其资料来源。又据楼宇烈的介绍，该本是转载李三宝的整理本。［见楼宇烈：《康子内外篇（外六种）》，中华书局，1988年，《点校说明》，第2页］
[21] 比较重要的版本还有：一、姜义华、吴根樑校点：《康子内外篇》，见《康有为全集》第1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该篇据蒋贵麟所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和“《清议报》本”互校；并称：“此外，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藏有《性学篇》《地势篇》《知言篇》《爱恶篇》《湿势篇》等五篇手稿，今一并参校之。”但并未说明该五篇“一并参校”的结果。二、何建安校点：《康子内外篇》，见《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该篇据蒋贵麟本和《中国哲学史研究》刊出本（即李三宝本）互校，何建安并有论文《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变革的开端》。三、楼宇烈校点：《康子内外篇》，见《康子内外篇（外六种）》。该篇据蒋贵麟本、李三宝本和“《清议报》本”互校。
[22] 康有为的《戊戌奏稿》完全是后来的新作，其原作经黄彰健、孔祥吉的研究，已经大体清楚，最重要的成果是孔祥吉编著：《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康有为多次称《大同书》写作时期为1884年，经汤志钧、朱仲岳等人的研究，已经大体清楚，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为汤志钧：《关于康有为的〈大同书〉》，《文史哲》1957年第1期；《〈大同书〉手稿及其成书年代》，《文物》1980年第7期；《再论〈大同书〉的成书年代及其评价》，《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康有为晚年准备修改《我史》，曾在一抄本上记：“此书为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前作，故叙事止于是岁，门人罗孝高不知从何得之，盖戊戌抄没，落于人间，而孝高得之也。更甡年七十记。”经茅海建、马忠文等人的研究，已经查清写作日期就在日本期间，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为茅海建：《“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本”阅读报告》，《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4期。
[23]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的《出版说明》称：“一九六一年，康有为家属康同凝、康保庄、康保娥将所藏康有为遗稿、函札、电稿以及书籍、图片等捐赠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这些材料中有很大一部分为未刊手稿，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资料，现经整理编为一套《康有为遗稿》，分辑出版。”康同凝，康有为第四子，由何旃理夫人生于香港。该书《编者的话》又称：“……《爱恶篇》《地势篇》《性学篇》《知言篇》《湿热篇》等文，虽刊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出版的《清议报》‘支那哲学’栏，他曾辑入《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但无论在内容或文字上都与康氏手稿有较大的出入。今据手稿重行整理，收入本书。”“凡康氏手稿皆用*号……”在该书目录中，《爱恶篇》等五篇后皆用*号。然该书前附康有为手迹照片中无《爱恶篇》等五篇的照片，姜义华、吴根樑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亦收录《康子内外篇》，书前附有该五篇手稿的照片（图注有排误）。由此可以认定，该五篇属康本人的亲笔手稿。
[24] 《地势篇》，《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第24—25页。标点稍有改动。“医巫闾”，即医无闾，出自《周礼·夏官·职方志》：“东北曰幽州，其山镇曰医无闾。”郑玄注：“医无闾，在辽东”。然《周礼》本非为可靠之书。“潞江”，即今怒江。“龙沙江、槟榔江”，按上下文应指怒江上游支流，但我不能具体指认为何江。查槟榔江属大盈河的上游，最后汇入伊洛瓦底江。“鸦”，即雅砻江。“交趾”，指越南北部，秦朝时即设“交趾郡”。“二帝、三王”，指尧、舜二帝及夏、商、周三朝开创之王禹、汤、文王、武王。“佛氏、耶稣、泰西”分别指佛教、基督教、欧洲文明。“阿非利阿”，为“阿非利加”之误，非洲。“里息勃斯”，今译“雷赛布”，斐迪南·玛利·维孔特·德·雷赛布（1805—1894，Ferdinand Marie Vicomte de Lesseps），法国外交官，苏伊士运河的开凿者。“苏夷士”，即苏伊士。“亚墨利加洲”，即康下称之“美洲”，康在如此短文中使用两个不同名称，原因不详。
[25] 《湖南时务学堂初集》，长沙戊戌刻本，第1册，《问答》，第49—50页。
[26] 康有为称：“凡物皆始于气，有气然后有理。生人生物者气也，所以能生人生物者理也。人日在气中而不知，犹鱼之日在水中而不知也。”“有气即有阴阳，其热者为阳，冷者为阴。”“地面之水为日力所吸，上而成雨，雨复为水，亦即轮回之义。”“地质每年一层，以地动之故。木亦然，内长外长皆同。”“地有八层，每一层五十里。第一层火质宛息士生蚧，二层生苔，三层鼻耳示生草木，四层生炭石，五层百邑示生兽，六层生鸟，七层生泥，八层生人，约每万年生一层。”“天地之未崩驰者，惟其热也。学者亦须有热力。”（黎祖健：《万木草堂口说》，见楼宇烈整理：《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第65、69、75、88、99页）
[27] 《湖南时务学堂初集》，长沙戊戌刻本，第1册，《问答》，第36页。
[28] 《地势篇》，《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第25—26页。“亚墨”“亚墨利加”之简称，美洲。“西伯利部”，以“蒙古以至西伯利部”一句分析，为西伯利亚。“易一”，似为康有为的弟子何易一，即何树龄（1868—1908）；《肇域篇》“康同璧家藏本”中“易一”改为“昔”。又，《地势篇》上海“康同凝家藏本”与北京“康同璧家藏本”文字稍有异，其中最大的差别是“康同凝家藏本”“太行以界大塞”一句，“康同璧家藏本”作“太川以界大塞”，很可能是抄者的笔误，草体“行”字很容易看成“川”字。而“太”“大”相通，各点校本又误改为“大”。然“大川以界大塞”是读不通的，“界”“塞”应是山而不是河。其余文字之异，似可以看出康有为后来稍有修改。
[29] 《肇域篇》“康同璧家藏本”，录自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所藏胶片，段落为原抄本所分，标点参考蒋贵麟录本，稍有改动。“借根”，代数。康有为在《长兴学记》中称：“四曰数。数学举目皆是，至切用矣……阿尔热八达译本东来，不必叱为远夷异学也。”（姜义华、吴根樑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558页）“阿尔热八达”，即代数（algebra，源来阿拉伯语）；“东来”，似指从阿拉伯传至欧洲。此处康又称代数从印度传到欧洲，不知其所根据。刘桢麟亦作此语。（详见后文）“清静在音闻”，出自《楞严经》卷六，文殊所言：“……此方真教体，清静在音闻。”“科仑布”，今译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1451—1506），新大陆的发现者。“人民冥冥，至不知舟楫”一句，似暗指诺亚方舟的故事。“周流六虚”，见《易·系辞下》：“《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互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康此处强调“变动不居”之必然。
[30] 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时，已有墨西哥的历史知识，称言：“墨西哥掘开古城，别有文字。”（黎祖健录《万木草堂口说》，楼宇烈整理：《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第85页）然未提秘鲁。上引《肇域篇》而论，康有为写此语时似已参观过墨西哥诸多遗址，并有图书照片等资料。1913年，康有为著《保存中国名迹古器说》，称言：“乃若墨西哥之陋，其文部犹专设搜辑古物之司，岁拨百万巨帑，为搜剔古物之用。吾游其古日坛月坛，去京千里，掘地百人，搜求遗器，印之图之。墨之文部，以总统爹亚士命，赠我十册。甚矣！墨之僻陋，而文明乃若此也。”（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0集，第97页）按康有为1905年底、1907年中两次到墨西哥。其称“古日坛月坛”，当指太阳金字塔、月亮金字塔，属早期文明，位于特奥蒂瓦坎，距首都墨西哥城并不远。“去京千里”，似另有所指，但不知康所指为何处。康同璧编：《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于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丙午）记：“五月，初至胡克家，墨总统爹亚士即胡克家人……二十二日，游兵营……又游博物院……二十七日，访旧京的根刀亚之地坛神庙，管古迹官沙罗乙罗来访，赠墨古迹书七本。留墨半载，贯其南北，政治风俗考察殆遍。”（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中华书局，1992年，第130—131页）“旧京的根刀亚”，似指阿兹特克首都特诺奇提特兰城（西班牙语Tenochtitlan）。“地坛神庙”，似指大神庙（Templo Mayor）。然康同璧此处误记，也未记1907年康第二次墨西哥之行。张启祯、张启礽编：《康有为在海外·美洲辑——补南海康先生年谱1898—1913》（商务印书馆，2018年）称：康有为于1906年4月19日离开墨西哥坦皮科（Tampico）前往纽约。（见该书第105—106页）张启祯等又称：1907年“6月29日，谒墨总统迪亚斯于前墨主避暑行宫”。（同上书，第116页）此可得康有为诗为证《谒墨总统爹亚士于其避暑行宫（丁未夏五月）》（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文献研究部编：《康有为遗集·万木草堂诗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26页）张启祯等又称：康于1907年7月3日至5日参观墨西哥城南的霍奇米尔科地区的水利系统与博物馆，以及阿兹特克遗址。“受到博物馆副馆长赫纳罗·加西亚唐先生和德国考古学家的接待。康有为说阿兹特克人的纪念碑和象形文字像是出自那些由蒙古、西伯利亚和中国来的居民，它们的写法与玛雅人非常相似。”（张启祯等前引书，第117页）这项记录与康言“观其文字，有鸟篆之遗”很相似。康在墨西哥时写诗多首，记录其感受。其中一诗题称言：“游吾（吾游）蔑罅，睹古王宫庙，皆五百年前物，似吾北方庙式，红墙层门，如见故国。”（《康有为遗集·万木草堂诗集》，第222页）这段文字与康言“殿宇有中土之制”很相似。然康游墨西哥各诗，编集时似纷乱，不能判断该诗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到墨西哥时所写。（同上书，第220—223页）
[31] 黎祖健：《万木草堂口说》，见楼宇烈整理：《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第116、141页，括号内文字为丁酉本。“谋及庶人”，见于《尚书·洪范》。“与众共之”“与众弃之”，见于《孔子家语·刑政》：“是故爵人必于朝，与众共之也；刑人必于市，与众弃之也。”《礼记·王制》稍异文。“国人皆曰可”，见于《孟子·梁惠王》。
[32] 《日本书目志》，《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第11册，第181—183页。
[33] 《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时务报》第41册，中华书局影印本，第3册，第2771页；《湖南时务学堂初集》，长沙戊戌刻本，第2册，《札记》卷一，第2—3页。
[34] 《湖南时务学堂初集》，长沙戊戌刻本，第1册，《学约》，第7页。该学约后在《时务报》第49册发表，“行教”改为“传教”，并增加相关内容。（《时务报》，中华书局影印本，第4册，第3326页）
[35] 《湖南时务学堂初集》，长沙戊戌刻本，第3册，《札记》卷二，第31页。
[36] 相关的叙述与分析，可参见本书上编第三节之“大同三世说”；下编第一章第三节“《湖南时务学堂初集》：‘开民智’的方向”；下编第四章第二节之“《日本书目志》按语”和下编第四章第四节“梁启超的说法：‘中学西学’‘折中孔子’”。
[37] 《知言篇》，《清议报》第17号，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初一日（1899年6月8日），中华书局影印本，第1册，第1098页。
[38] 《知言篇》，《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第29—30页，此处不分段。又，《知言篇》此段之前文字与“《清议报》本”互校，亦稍有异，但不影响理解。
[39] 《康子内外篇》“康同璧家藏本”封面右上角有“甲甲”字样，第二页抄录十五篇的篇名，另有两行字“易杰忧忠心论”“电通”，皆不明其意。此时，康有为正命其弟子在上海办《不忍》杂志，很可能因此命抄录而准备发表。据康同璧称，康后因劳老夫人去世，即“以亲丧不能执笔”而停办该杂志。［《康南海先生年谱续编》，见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第167页］
[40] 徐勤身世及其在《知新报》《时务报》的著述，可参见本书下编第三章第二节之“徐勤”。
[41] 《地球大势公论·总序》，《知新报》第2册，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六日（1897年2月27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上册，第10页。“则万物皆一也”一句，见《庄子·德存符》：“仲尼曰：自其异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视之，万物皆一也。”“天下，势而已”一句，见周敦颐《通书·势二十七》。“巴立门”，parliament，英国议会。
[42] 《地球大势公论·总论亚洲》，《知新报》第3、4册，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初一日、初六日（1897年3月3、8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上册，第18—19、25—26页。“造乐阿士堆”，指琐罗亚斯德（Zoroaster，？—前583年），是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的创立者。“中、印、波、阿之旧”，“波”指波斯，“阿”难以确定，很可能指阿拉伯地区。“暹、缅、韩、越之腴”之“暹”，暹罗，今泰国。
[43] 刘桢麟身世及其在《知新报》的著述，可参见本书下编第三章第二节之“刘桢麟”。
[44] 《地运趋于亚东论》，《知新报》第7、8册，光绪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二十六日（1897年3月23、28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上册，第49—50、57—58页。“物莫能两大”一句，见《左传》庄公二十二年：“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指陈国衰败而陈氏后人在齐国兴起之事。“夏道不亡，殷道不作……”一句，见之于刘向《说苑·君道》，文字稍有异。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时曾引用之（黎祖健：《万木草堂口说》，楼宇烈整理：《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第107页）“有鸿”，不明其意。“诺威”，似指挪威。“回回”，指伊斯兰教民族。“峨特狄”，据康有为《意大利游记》、梁启超《新罗马传奇》，为东哥特人，然刘桢麟又称“雄据于英伦三岛”，大约是泛指蛮族。又，庄帆告诉我：从梁启超的《新史学·历史与人种之关系》来看，“峨特”应指凯尔特人；查《万国史记》，“峨特”指哥特人；然《瀛寰志略》称“前五代时，罗马衰乱，峨特族、卑勒敦人据英伦，后为苏格兰之斯各多、比德斯两部所攻，孤弱不能自立，求援于安各罗。安各罗者亦峨特种……”庄帆由此认为：“晚清西书中译造成误解无数，‘峨特’恐怕只是其中小小的一个”；刘桢麟称“峨特狄雄踞于英伦三岛”，其知识来源很可能是《瀛寰志略》。
[45] 《论中国之将强》，《时务报》第31册，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初一日（1897年6月30日），中华书局影印本，第3册，第2073—2080页。“大东洋”，即太平洋。梁启超此时读佛书甚多，他没有说“四大金龙池”，很可能看过《长阿含经》而未加采信。
[46] 《南海康先生传》，《清议报》第100册，中华书局影印本，第6册，第6313—6314页。
[47] “其几甚微”典出于《易·系辞下》：子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介如石焉，宁用终日，断可识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梁启超引用“其几甚微”四字，似有“见几而作，不俟终日”之意。
[48] 《欧亚气运转机论》，《时务报》第17、18册，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1897年1月13日、2月22日），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册，第1124—1126、1195—1198页。该文在《时务报》刊出时，注明“香山张寿波来稿”，列在较后的版次，与梁启超、章太炎、汪康年、麦孟华等主笔的文章有等差。
[49] 相关的叙述与分析，可参见本书下编第四章：“中学或西学？——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之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