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木草堂中的口说：“洪水说”“地顶说”
戊戌时期康有为所创“新学伪经说”“孔子改制说”“大同三世说”，尤其是后两说，最重要的论据是孔子的口说，称《公羊传》《易》、董仲舒《繁露》、何休《解诂》等著述（甚至纬书）保存了大量孔子当年口说的内容。正因为如此，康有为在创建其学说时，也非常注重口说，尤其是“大同三世说”，传授给陈千秋、梁启超等人。[1]也因为如此，我对康在万木草堂中的讲授内容极感兴趣。康当年的讲授记录，现存有四种笔记，分别是黎祖健所录《万木草堂口说》、不署录人《万木草堂讲义纲要》和张伯桢所录《康南海先生讲学记》《南海师承记》。以下一一叙述之。
现存康有为讲授记录最详者，当属黎祖健所录《万木草堂口说》。黎祖健，字砚贻，广东番禺人，早年师从于陈荣衮。光绪二十年（1894），黎随其师陈荣衮同拜康有为为师。黎入康门较晚，在康门弟子中地位不高；但其学习勤奋，颇有著述，曾在康门控制的《知新报》上发表政论文5篇。[2]黎祖健所录《万木草堂口说》，现存两个版本，其一收藏于广东中山图书馆（丙申本，光绪二十二年），其二收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丁酉本，光绪二十三年）。楼宇烈称：“现存这两份口说抄本内容及编次基本相同，似系同出一源。”此说若能成立，所录皆是光绪二十二年康在万木草堂的讲授内容。目前最方便使用的版本，是楼宇烈整理本。[3]
《万木草堂口说》大约十万字，语录体，未加修饰，从中可以看出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对众弟子讲授时的汪洋恣肆、随性挥洒、不受规限。其中关于康的“洪水说”“地顶说”，黎祖健所录文字为：
现考地球所生从日出，而月从地生出。
昆仑有四大金龙池：一条额尔齐斯河，流入俄国；一条阿母新头河，流入波斯；一条印度河，流入印度；一条黄河，流入中国。（见佛书玉合经）[4]
昆仑者，地顶也。知地顶之说，而后可以知人类之始生。
现考人类之生，未过五千年，总之去洪水不远。或者，洪水以前之人皆为洪水所灭。以历国史记考之，人皆生于洪水之后。计自洪水至孔子，二千年，自孔子至光绪丙申，二千四百四十七年。印度开国最古，波斯亦开国亦早，盖近昆仑也。
凡有数千里平原，必能创造政教文字。故地球内四大域皆然……
中国、印度、波斯、小亚西亚共为四大域，是开辟之始。
外国之教，以婆罗门为最古，马哈麦、佛氏、耶氏皆从它一转手。马哈麦弟子，名某亚已。老教分两门：一言丹鼎，葛稚川是也；一言符箓，张天师道陵是也。
自古至今，以地而论，则中国与印度，以人而论，则儒与佛。儒者，孔子之国号也。孔子未改制以前，皆淫逸无度，孔子以布衣整顿之……
言昆仑之说者，莫精于佛书，以印度近昆仑也。《海国图志·昆仑考》甚谬。
罗马之政教出于波斯，波斯出于印度，印度语言文字，皆本天竺，音用支歌麻韵。
古时郁珠即今之阿泽槃木者，经洪水后，在最下最肥之地。自兴安岭外，六千里皆槃木。
中国在昆仑之南。
（印度为一域，波斯为一域，小亚细亚为一域，即今土耳其，中国为一域。）亘古开国莫大于波斯。
何以日主岁功？日为地之主也。
地之大小从日火迸出时已定。
洪水者，当时地球水未干尽。
凡诸星莫不有洪水。（凡诸书莫不言洪水。）
印度之（即）白折额，为人道（人类）之始。
洪水之后，人多居昆仑左右。
日火质爆而为地。
洪水、流沙、蟠木。
昆仑为地顶，即今伊犁。
昆仑既起之后，大雪山离地至二千余丈。
印度开国甚古，当尧、舜之时，义理、政教、文字已可观。
以风水论，印度开国最先。
昆仑出天山、杭海山、大金山，走兴安岭、走大加海。
四川亦近昆仑（地顶）。
中国向东。
欧洲离昆仑远，开国迟。中国去昆仑近，开国早。
蟠木古名郁珠，亦名老林阿泽，古之所谓蟠木。
印度生在洪水之后。
山西为中国地顶，面向黄河，左氏所谓“表里山河”。
山西至今有穴居者。
洪水以前政教无可考，《禹贡》一篇，洪水既平之文。
（通地球政教文字不出四大域。）
地球诸教皆起于春秋时。
印度、波斯与三代制度相类。
歌麻为天地元音，人始生落地即曰呀，泰西声音多用歌麻韵。
白帝额过欧洲开人种。
亚当、波斯、印度俱被洪水。
外国七日礼拜出佛，印度开国早故也。
中国大禹、巴比伦、婆罗门生同时。
凡地球各国之人物，开在洪水之后，尧、舜年间。
洪水或以为七年，或以为十年，殆未至此。禹所治者，乃洪水末流耳。
黄帝至今六千年。
洪水后方有人，无五千年以上死人骨。
地球之生约四万年，分三古，曰荒古，曰远古，曰近古。
大象是洪水以前物。
各国皆言洪水，洪水后方有今日世界。
《汉书》诸西国皆在今昆仑山，不止葱岭也。佛之阿弥，即昆仑。
古之瀚海，即今戈壁。
波斯、印度、希腊及中国，约分四教。
地球之聪明大略相仿，印度开国最古，各国政教多从印度出。埃及开国文物后，而希腊大盛。[5]
当时的笔录用毛笔，记录的速度不会很快。黎祖健的这份记录，当然只能是摘记要点，分别散列于《学术源流》之一至之七之中。有些内容，很可能黎自己也不太清楚，记录的文字似有误，如“白折额”“白帝额”。但从这些简洁的文字中，可以大体看出康有为“洪水说”“地顶说”的主要论点：
一、地球由太阳所产生（“地球所生从日出”，“日火质爆而为地”），距今大约有四万年。早期的地球上有植物（“郁珠”“槃木”）和动物（大象）。
二、五千年前，地球各处有巨大洪水（“亚当、波斯、印度俱被洪水”），人类文明在洪水中是无法生存的，可能因此而中断；昆仑为“地顶”即地势最高处，可能保留了最早期的人类文明（“洪水之后，人多居昆仑左右”）。
三、洪水消退之后（大约四五千年前），人类文明从昆仑“地顶”向四周扩展；离昆仑比较近的印度、波斯、小亚细亚（土耳其）和中国有了最初的人类文明（“中国大禹、巴比伦、婆罗门生同时”；“印度、波斯与三代制度相类”；“义理、政教、文字已可观”），发源于昆仑“四大金龙池”的四条河流（额尔齐斯河、阿母新头河即阿姆河、印度河、黄河）是文明伸展的路线，从上游而下游，逾行逾远。
四、大约在两千多年前，地球以印度和中国为中心，分别发展出高等的思想与政教体系，即中国的儒学与印度的佛教或早期的婆罗门教（“自古至今，以地而论，则中国与印度，以人而论，则儒与佛”）；而伊斯兰教（“马哈麦”即穆罕默德）、佛教、基督教（“耶氏”）都是从婆罗门教转变而来。
五、欧洲离昆仑远，文明发生晚，且其文明来源或受益于印度文明和波斯文明。
六、从语音来看，地球各地的文明有同源性（“歌麻为天地元音”），而罗马帝国的文明来源于波斯文明，波斯文明来源于印度（古天竺）文明（“音用支歌麻韵”）。
从今天可以获得的自然历史与地理知识来看，康有为的观点是荒诞的。“洪水说”见于《圣经·创世记》，本属神迹神话；《尚书·禹贡》说的是九州地貌及其山川河流分布，康称之为“洪水既平之文”，即说明洪水消退后情况的文献。然而，对照中东地区的自然历史，没有出现《圣经·创世记》所称的巨大洪水；对照中国的自然历史，仅可说明当时中原及附近地区有着大面积的沼泽，治水可能是先民们的河道修治或疏浚工程。康称“波斯、印度俱被洪水”，似没有相应的文献史料，也得不到地质学方面的证据。康称“日火质爆而为地”，即有可能接触到太阳系形成的假说，然地球产生的原因现在仍难以确定，其产生的时间绝不止康称的四五万年，很可能是四五十亿年。康称“昆仑”，应指帕米尔高原及其周边地区，是很大的区域，但还不是真正的地顶（地顶为喜马拉雅山脉），四条河流的源头虽与帕米尔高原及其周边地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但与文明的发生并无关系，且额尔齐斯河流域（其下游汇入鄂毕河）并没有产生人类早期文明。
从今天可以获得的人类文明史的知识来看，康有为的观点仍是荒诞的。人类早期文明在埃及、两河流域、波斯、印度、中国、希腊、中美洲等处，皆与昆仑无涉，而昆仑即帕米尔高原及其周边地区并无早期人类文明的遗存。地中海东部沿岸的各处文明，虽然有交互影响，但各有其源头，自我生长的力量仍是其生存发展的主要因素。希腊、罗马帝国的文明并不来源于波斯文明或印度文明；恰恰相反的是，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很可能受到其他地区文明的影响，即雅利安人（高加索人种）进入伊朗高原和南亚次大陆。早期犹太教、印度教是独自发展的。
然而，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戊戌时期，在康有为时代的清帝国，能够思考地球、人类、文明起源的学者并不多，能够引发学者去思考地球、人类、文明起源的文献资料，特别是科学的实地考察或考古资料并不多。康有为正是以其过人的联想力与思辨力，将有限的文献资料和新获得的地理知识相结合，拼凑成新颖的“洪水说”“地顶说”。相对于中国原有的文献记载，如光怪陆离的《山海经》、难寻确证的《史记·五帝本纪》和人神相会的《穆天子传》等书，这些具有全球性知识并稍显体系性的学说，当时对万木草堂众弟子们应有很大冲击力且具说服力。
尽管康有为的“洪水说”“地顶说”将欧洲（西方）文明说成是次生级的，而此时欧洲考古学、地理学、生物学等学科正进入发展最快的时期。欧洲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已经初步完成对世界各地早期文明的考察，做出全新的解释；欧洲地理学家已经初步完成对全球自然地理的考察，写出详细的报告；而生物学的发现更是革命性的，那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物种与人类发生发展的历史被改写。这些欧洲的新学说与康提出的“洪水说”“地顶说”之格格不入，恰恰说明康对此时欧洲各种新学说也相当隔膜。
《万木草堂讲义纲要》是康有为第四子康同凝（1909—1978）的家藏，封面署“大人丁酉夏在万木草堂之讲义抄录”。由此可见，该讲义由康弟子“抄录”以送康审阅。至于康本人是否看过，则是无从知晓了。[6]《万木草堂讲义纲要》之“七月初三日夜讲源流”，亦有“洪水说”的内容：
地从日、火星出。
洪水者受天地之湿而成，非忽然而有。
地之出约五万岁。
洪水之后，人、物生焉。
至禹而定天下之始。
通考地球自禹时始。
地球由昆仑大初起而定。
泰西三代，巴比伦、希腊、埃及。
种族、言语俱从印度出。
通地球有四大国。
这一份记录显然要比黎祖健所录简单得多，说到了“洪水”，说到了“昆仑”，说到了“印度”，但没有说“地顶”，没有说明人类文明从昆仑通过四条河流而传播。值得注意的是，《万木草堂讲义纲要》虽称“种族、言语俱从印度出”，即讲西方的人种和语言出自印度；然又录：“欧洲风俗之变从希腊始。”“欧洲之政皆自希腊始。泰西文学、冶术、技艺诸门，皆自希腊始，与诸教无关，不关各国。”“泰西诸教到希腊时并出。”[7]似乎是称欧洲文明是独立发展的，不那么强调其来源或受益于印度或波斯文明了。这种让人看起来比较困惑的说法，说明该记录很可能事后有所整理而删减。
张伯桢（1877—1949），广东东莞人，光绪二十二年正式入康有为门下，学习勤奋，对康极为忠诚，著有《南海康先生传》。《康南海先生讲学记》前有张伯桢序言，称：“迨及（光绪二十二年）秋季，先生归来，昕夕讲述，放言高论”，“……余从学之余，辄为笔录，积久成帙”，即是光绪二十二年秋季的听讲笔记。《康南海先生讲学记》亦有“洪水说”“地顶说”的内容：
孔子以前，皆讲三世。洪水时，人与水争，周公时，人与兽争；孔子时，人与人争。
地球自洪水以前一大劫。溯洪水之初，或为日所摄，或为他行星所触，人类几绝。禹之治洪水，不过因势利导。是时日力之摄息，地球之轨平，洪水必退。禹不过疏其未退者耳。洪水之劫，通地球皆同，可知不独中国为然。观西人所考俱断于洪水后，便知。
……日之黑点发出来十四万里。地约五万岁。人之生约在五千年前。以地中之物质考之，地绕日一次，地长皮约一寸。
上三千年，兽与兽争。中三千年，兽与人争。下三千年，人与人争。
葱岭四大金龙池，一口流入中国黄河，一口流入印度河，一口流入波斯，一口流入额尔齐斯河。
新疆居昆仑之顶。昆仑圆而大，落机大而长。
印度以母为姓。
满洲、蒙古字出于唐古忒，唐古忒出于天竺。[8]
谈到了“洪水”，谈到了“葱岭”和“昆仑”，谈到“四大金龙池”和四条河流，也谈到了“印度”，但没有具体说明人类文明在昆仑“地顶”的保存及洪水退后从昆仑向四周的发展。如果不对照黎祖健录本，而仅仅看到这些文字，很难理解康说的意旨。根据原编者的按语，今存张伯桢《康南海先生讲学记》是其子张次溪的抄本，20世纪60年代初送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今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9]从所录内容来看，比较有条理，很可能经过事后的整理，即有记录者自我理解而作增删。
张伯桢另著有《南海师承记》，称将其光绪二十二、三年（1896—1897）两年在万木草堂的听讲笔记整理而成，共两卷，于1916年寄上海，“乞南海先生审定，仍付梨枣，以广其传”。看来康有为没有同意发表，存放在上海康家即康同凝处。《南海师承记》中完全没有“洪水说”“地顶说”的内容。[10]
今存康有为弟子在万木草堂的听讲笔记，以黎祖健所录《万木草堂口说》（中山图书馆藏本，丙申本）最为原始且完整，《万木草堂讲义纲要》《康南海先生讲学记》很可能经事后整理而有所增删，不那么原始，《南海师承记》事后整理的痕迹极重；但将前三部记录合起来看，可以坐实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时提出了“洪水说”“地顶说”。然而，康的这些学说最终用意是什么？我在前三部记录中都看不出明确的意旨，即便是最为完整的黎祖健所录本，可以看出来的指向，仍是“孔子改制说”：中国早期文明从夏禹开始，更早的尧、舜文教之治，因为洪水而没有留存下来，即康在《万木草堂口说》中称“尧、舜如今（之滇、黔）土司头人”，其事迹皆是孔子创造出来的。[11]而我个人又以为，康的这些学说即“洪水说”“地顶说”不会就那么简单，这里面似还有文章可以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