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我先前的研究试图证明，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期间已经有了“大同三世说”的思想——这隐约地出现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春刊行的《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之中；更为明显且明确的是，梁启超在光绪二十三年即在《知新报》《时务报》上宣传了这一学说，并在湖南时务学堂的教学中讲授了这一学说。其中最为重要的文献，是发表在《时务报》上的政论文章《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和记录其在时务学堂对学生进行指导的《湖南时务学堂初集》。

我先前的研究试图说明，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一种普世性解说。按照康的说法，这一学说是由孔子创制，口传其弟子，藏于儒家诸经典和相关史传之中，主要是《春秋》及《公羊传》《礼记》（尤其是《礼运篇》《中庸篇》和《大学篇》）、《易》《孟子》《论语》等文献，以留待“后圣”之发现。泰西各国对此学说亦有所体会，有所施行。若用最简约的文字来说明“大同三世说”的基本概念，可谓：一、据乱世，多君世，尚无文明；二、升平世，一君世，小康之道，行礼运，削臣权；三、太平世，民主世，大同之道，行仁运，削君权。“大同”虽是孔子创造出来的理想境界，但其时不可行，只能以“小康”来治世，只能待之于后人来实现。

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与其晚年的著作《大同书》，有着比较明确的差异，是其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阶段。这一学说的主要著作虽完成于戊戌变法之后，刊行更晚；但其基本思想已于光绪二十三年由梁启超道出。也就是说，康有为在戊戌时期所持有的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不仅仅是“新学伪经说”“孔子改制说”，而更为重要的，是“大同三世说”。^[1]

既然“大同三世说”已在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中提出，已在梁启超的《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湖南时务学堂初集》中得以阐发；那么，若要进一步地加以验证，最为合理且显现出唯一性的路径，就要去看看康有为其他弟子对此的言说。我为此而重新阅读了《知新报》和《时务报》。^[2]

《知新报》创办于光绪二十三年正月（1897年2月），由澳门赌商何连旺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澳门共同筹办，销往内地。其撰述（执笔者）都是康有为弟子，负责每期的政论文章。《时务报》创办于光绪二十二年七月（1896年8月），由汪康年、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在上海共同筹办，亦可见张之洞在武昌远程遥控之手。除了主要发表梁启超的政论文章外，康门其他弟子亦有政论文章发表。在这些梁启超以外的政论文章中，我又看到了“大同三世说”的影子，且大多发表在《孔子改制考》《董氏春秋学》刊行之前。由此，我可以再确认，康有为在戊戌时期已有“大同三世说”的思想。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大同三世说”是一种革命思想。这对黄彰健提出的“康有为保中国不保大清”的论点是一个补证，且其他研究先进亦有与黄彰健观点相近的研究成果。由此，我再加以申说，以能说明康有为、梁启超一派在百日维新前后的政治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