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学答问》
最能反映康有为此期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底色的，是《桂学答问》。
光绪二十年（1894）冬，康有为应弟子龙泽厚之邀，去广西桂林讲学，共住40余日，著《桂学答问》。康在序言称：“既居风洞月余，来问学者踵屦相接，口舌有不给，门人请写出传语之。”该书因此而作。[65]
《桂学答问》的主要目的，是宣讲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说”和“新学伪经说”，由此规定了最为经典的精读书目为：《春秋》及《公羊传》、董仲舒《春秋繁露》、何休《解诂》、《孟子》、《白虎通》。康对此称言：“以上五部书，通其旨义，则已通大孔律例，一切案情，皆可断矣。”[66]康又称，若要通孔子律例，除以上五部书外，还研读“六经”、《史记》《五经异义》和《新学伪经考》，“一切古今是非得失，了然指掌之中”。在此之后，康开出一个需要“择读”“补读”“不得不读”“宜读”“当读”“熟读”“全读”“可读”“查考”的巨大书单。按康言之顺序排列于下：
《四库提要》经部目录。魏源：《诗古微》，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胡渭：《禹贡锥指》《易图明辨》，惠栋：《易汉学》，江永：《礼书纲目》，秦蕙田：《五礼通考》，“及一切今学经说”。
《大戴礼记》《小戴礼记》《尚书大传》《韩诗外传》。
《左传》。《礼记》，《周礼》。《尔雅》。《说文》，《广韵》。
《七经纬》。
陆贾：《新语》，贾子：《新书》《盐铁论》，刘向：《说苑》《新序》《列女传》。《太玄》《法言》《论衡》。
《老子》《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国语》。《国策》（《战国策》）。《逸周书》《山海经》《穆天子传》。
“廿四史宜全读”。
《大清一统地舆图》《历代地理沿革图》《历代地理韵编》。“至天文图、地球图、五大洲图、万国全图，皆当悬置壁间。”《水经注》。《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大清一统志》。
《史通削繁》。《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异》《廿二史四谱》《廿二史札记》。
《资治通鉴》《续通鉴》。《左传纪事本末》《通鉴纪事本末》《宋元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67]
杜佑：《通典》，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续三通”“皇朝三通”。
《九朝东华录》《耆献汇征》《国朝先正事略》。《大清会典》《则例》，《大清通礼》《大清律例》《十朝圣训》。《经世文正续编》。《圣武记》。《吾学录》。[68]
《朔方备乘》《蒙古游牧记》《藩部要略》《新疆识略》《卫藏志》。
《阙里文献考》。
《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国朝学案小识》。《二程全书》《朱子大全集》《朱子语类》《正谊堂全书》《近思录》《小学》。《司马书仪》《朱子家礼》。
《困学纪闻》《日知录》《十驾斋养新录》《读书杂志》《经义述闻》《癸巳类稿》《癸巳存稿》。《颜氏家训》《黄氏日抄》。《明夷待访录》《文史通义》《校邠庐抗议》。
《孙子》《历代兵制》《练兵实纪》，胡文忠公（林翼）：《读史兵略》。《行军测绘》《水师操练》《陆师操练》《防海新论》《御风要术》《克虏伯炮说》《炮操法》《炮表》《海战纪要》《兵船布阵》。
以上的书目，加上“五部书”和“六经”之类，共计162种，还不包括康有为另行开出的参考之书和可供查考的丛书。[69]这么巨大的数量，其中许多种又是巨大部头，如何能够读完？对此，康称：《五经异义》“数日可了”；《新学伪经考》“三数日可了”；《四库提要》经部目录“十数日可了”；“西汉时书”“十余日可了”；“诸子一二月可了”；甚至称读“二十四史”，“资质稍鲁，加倍其日，亦三年可通全史矣”。[70]我在这里并不是讨论受教的桂林学子能否在康的规定时间内读完这批书籍，而是强调桂林学子完成如此巨量的阅读后，才开始接触到“外国”和“外学”。康转笔写道：
“圣道既明，中国古今既通，则外国亦宜通知。譬人之有家，必有邻舍，问其家事，谱系田园，固宜熟悉，邻舍某某乃全不知，可乎？况乎相迫而来，我之所为，彼皆知之；彼之所为，我独不闻，尤非立国练才之道。今为学者略举其一二。若仅通外学而不知圣学，则多添一外国人而已，何取焉！
一、地志。宜先读《瀛寰志略》，其译音及地最正，今制造局书皆本焉。《海国图志》多谬误，不可从。余若英、法、俄、美国志皆粗略。《万国通鉴》《万国史记》《四裔年表》可一涉。（数日可了。）《日本图经》《日本新政考》，日事亦略见矣。
一、律法。《万国公法》，外国所公用。《星轺指掌》，使臣之体例，最要。（一二日可了。）
一、政俗。《列国岁计政要》《西国近事汇编》最详。《西国学校论略》《德国议院章程》《西事类编》《西俗杂志》《普法战纪》《铁轨道里表》。此外，各使游记，如《使西纪程》《曾侯日记》《环游地球日记》《四述奇书》《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使东述略》，皆可观。张记最详，薛记有考据，余皆鄙琐，然皆可类观也。
一、西学。《谈天》，《地理浅识》，《天文图说》，动物学、植物学、光学、声学、电学、重学、化学，有《西学大成》辑之。有《全体新论》《化学养生论》《格致鉴原》《格致释器》《格致汇编》。（此书是丛书，各种学皆有。）《格致汇编》最佳，农桑百学皆有。
一、交涉。《夷艘寇海记》《中西纪事》《中西关系略论》，各国和约。
凡此皆旬月可毕，而天下万国烛照数计，不至暝若擿涂矣。若将制造局书全购尤佳。学至此，则圣道王制，中外古今、天文地理，皆已通矣。”[71]
康有为将外国当作“邻舍”，将“外学”作为知己知彼的功夫，并没有崇尚的意思。“若仅通外学而不知圣学，则多添一外国人而已”一句，与康先前所说的“必有宋学义理之体，而讲西学政艺之用，然后收其用也”，意思是相同的。
康有为提示的“外国”“外学”，共计有35种书，另有英、法、俄、美国志和各国和约，须一一加以辨识。先去掉与本章的论旨关系较小的9种，即康称之“西学”、今日被视为科学技术与医学者；[72]剩下的26种和西国史地、各国和约，康分成四类：
一、“地志”（各国史地）。《瀛寰志略》（徐继畬）、《海国图志》（魏源著）是中国近代早期“看世界”的名著，作为世界史地类的著作，至此已经四十多年，资料亟需更新。其余各书，根据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徐维则《增版东西学书目》，分别为《大英国志》（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1822—1900，英国公理会传教士），《法国志略》（王韬），《俄史辑译》（阚斐迪Frederic Galpin，英国循道会传教士；徐景罗），《联邦志略》（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美国公理会传教士），《米利坚志》（冈千仞删述），《英法俄德四国志略》（沈敦和），《万国史记》（冈本监辅），《万国通鉴》［谢卫楼（Davelle Z．Sheffield），1841—1913，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赵如光］，《四裔编年表》（林乐知，美国南方监理会传教士；严良勋；李凤苞），《日本图经》（傅云龙），《日本新政考》（顾厚焜）。[73]这些书的编译者大多是来华传教士，冈千仞、冈本监辅是日本人，王韬去过法国，沈敦和留学英国，傅云龙、顾厚焜是清朝光绪十三年（1887）派往日本、巴西等国考察的官员。[74]从学术价值来看，自是有高有低，但总体上属于介绍性的，比较简单。[75]从分量而言，总体相加篇幅也不算太小，康有为称“可一涉”，又称“数日可了”，只能是随手翻翻而已。
二、“律法”（国际法与外交惯例）。《万国公法》，美国法学家惠顿（Henry Wheaton，1785—1848）的著作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长期担任京师同文馆英文教习）译成中文，同治三年（1864）出版。《星轺指掌》，德国外交官马尔顿（Charles de Martens，1790—1863）的法文著作Guide Diplomatique，由京师同文馆毕业并任教的联芳、庆常等译成中文，由丁韪良审阅，光绪二年（1876）出版。[76]这两部书对当时总理衙门的外交，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国际法或外交惯例都不具有强制性，需要有一番“活学活用”的功夫。康称“万国所公用”“使臣之体例，最要”，属其对国际知识尚有隔膜；又称“一二日可了”，则属对国际知识的轻视了。
三、“政俗”（政治、法律与社会诸情）。《列国岁计政要》，英国出版的年鉴式手册The Stateman's Year Book，英国驻华公使提供该书1874年（同治十三年）版，林乐知翻译，光绪三年（1878）出版。《西国近事汇编》（Summary of Foreign Events，1873—1899），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出版，周刊，每季度汇编成册，年出4卷。最初由传教士傅兰雅、金楷理（Carl Traugott Kreyer，1839—1914，美国传教士，后任江南制造局翻译）、林乐知所办，后完全由中国人自办，摘译各国报刊和通讯社的消息。《西国学校论略》，似为《德国学校论略》，德国传教士花之安著，同治十二年（1873）出版。[77]《德国议院章程》，徐建寅译，光绪八年（1882）出版。《西事类编》，沈纯辑，光绪十三年由上海申报馆印。《西俗杂志》，为袁祖志《谈瀛录》中的一卷，光绪十年在上海同文书局出版。《普法战纪》，张宗良口译、王韬撰，同治十二年出版十四卷本，光绪十二年出版二十卷本。《铁轨道里表》，我难以确认，很可能指刘启彤《星考辙》，光绪十五年出版。[78]康有为提到的“各使游记”，即《使西纪程》（驻英国公使郭嵩焘著）、《曾侯日记》（驻法国等国公使曾纪泽著）、《四述奇书》（驻英国公使馆翻译张德彝著）、《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驻英国等国公使薛福成著）、《使东述略》（驻日本公使何如璋著），是清朝官员出使各国（大多是初次）的观察记录。[79]《环游地球日记》，似为《环游地球新录》，是时任宁波税务司文案的华人雇员李圭，受总税务司赫德所派，于光绪元年参加美国费城世界博览会的游记，次年在上海出版。康称：“张记最详，薛记有考据，余皆鄙琐”，“张”指张德彝，“薛”指薛福成，余者虽未必“鄙琐”，但对西方“政俗”的了解（包括张、薛的著作），只能称属入门级的。以上“政俗”各书，康没有说明需用多少时间读完。
四、“交涉”（中外关系）。《夷艘寇海记》，记录鸦片战争的著作，很可能是魏源所作，康有为当时看到的，亦有可能是王之春（芍唐居士）的整理本。[80]《中西纪事》，夏燮著，记录两次鸦片战争及中西关系的著作。《中西关系略论》，林乐知著，有三卷本与四卷本。康所称“各国和约”，应指中外条约集，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列入四种，似指其中的一种。[81]以上“交涉”各书，康也没有说明需用多少时间读完。
以上四类书籍，包括6种西国史地和1种各国和约，为33种；加上“西学”（科学技术与医学）9种，一共42种；与前面提到的中学书籍162种相比，若就种数而言，自是少了许多，若就部头和篇幅而言，差距则是更大。康称：“凡此旬月可毕”，即十多天一个月左右可以读完这42种书，即便是快速浏览也难以完成，可见康未将此类书籍放在心上；且如此超快的阅读速度，又怎么可能做到“天下万国烛照数计”？更为重要的是质量。以上33种书，其中17种是中国人自己写的（“地志”6种，“政俗”9种，“交涉”2种），其内容是介绍性的，所谈的知识是初级的。传教士的翻译或著述，大多仅是介绍西方的历史与现状。就知识与学术含金量而言，这些“外国”“外学”的书籍，与康前面提到的“圣学”“中学”书籍，根本不在一个层级上！真正谈得上学术名著的，只有一部，即惠顿著、丁韪良译《万国公法》。然丁韪良将“国际法”译为“万国公法”，是他的创造，也造成了许多误解——“国际法”本是真正的“私法”，对“万国”并无绝对的法律约束——康有为、梁启超对“公法”就有自己独特的解读。桂林学子阅读了康有为提示的33种书籍，是体会不到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的思想变化，也感受不到西方近代政治、经济、社会诸学说的精义。康又称“若将制造局书全购尤佳”，说明了他此类书籍的主要来源，也说明了他的局限。
康有为谈完“外国”“外学”之后，认为已经到达“圣道王制、中外古今、天文地理，皆已通矣”的境地，但他仍然没有结束，继续再谈“数学”“辞章之学”“科举之学”，又提到了书籍40种、各类名家37人；若是名家一人算1种，除去相重者，则是31种。[82]如此全数相加，包括参考书籍和查考的丛书，康在《桂学答问》开出的书目大约有300种，相较“外国”“外学”书目33种，比例关系相当悬殊。[83]而在这么多的书籍中，“外国”“外学”又处在什么样的地位之中？康有为称：
读书宜分数类：第一经义，第二史学，第三子学，第四宋学，第五小学及职官、天文、地理及外国书，第六词章，第七涉猎。[84]
如此而论，“外国书”被康放到了夹缝之中，名列第五类的最后一位，与小学、职官、天文、地理同属于工具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