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自下”进行的思想革命
我先前的研究已经说明，康有为此期的政治与学术目标是“创制立教”。[103]梁启超及其康门弟子，在立教与传教方面亦有许多的言说，其中以欧榘甲的言辞最为激烈。[104]由此，当梁启超、韩文举、叶湘南、欧榘甲到了长沙，分别担任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和教习时，他们将“传教”的事业也做到了极致，在当地引出了思想对抗的大波。[105]
我先前的研究已经说明，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以其特定的方式来解读《春秋公羊传》《孟子》两书，不遗余力地传授“新学伪经说”“孔子改制说”并大力宣传“大同三世说”；若将康有为的《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与《湖南时务学堂初集》相比，可以看出温和主义与激进主义之间的递进。[106]为了说明梁启超所行“自下”之策，我继续引用时务学堂学生的札记、设问和梁启超的批语，以观察梁启超等人的教学效果。
戴修礼是时务学堂的优秀学生，梁启超批语中表扬也最多。其一篇札记言及中国国会制度之渊源，称言：
欧洲各会起点于希腊议事亚略巴古国民等会，而暗合于我支那也。《尚书·汤诰》《盘庚》诸篇，当时国会之议语也。大王去邠，属其耆老，见诸《孟子》。外朝询国危、立君、灾眚，载诸《周礼》。兹为三代国会之可考者也。下迄春秋，亦莫不然，读《左氏》可知矣。是时也，国会议事之例有四：一曰议割地，二曰议和战，三曰议立君，四曰议国危。
何以考其有议割地之例也？隐十一年，王以向、盟等地与郑。桓七年，盟、向求（盟）［成］于郑，取而背之，郑连齐、卫伐盟、向；王迁之于郏。僖二十五年，王与晋阳樊、温、原、茅，阳樊不服，乃出其民。此即今割地民有不服听之之例也。［僖］十七年，晋赂秦以河东五城，河东人拒秦，秦卒反之晋。此即今割地民不服自能战守者，或反之故国，或听其为伯理玺天德之例也。
何以考其有议和战之例也？僖十五年，秦、晋交争，晋朝国人而作州兵、爰田。［襄］二十五年，郑入陈，陈侯使其众男女别而累，以待于朝。定八年，卫叛晋，先朝其国人，使贾问之。哀元年，楚子围蔡，蔡人男女以辨；又吴之入楚也，使召陈怀公，怀公朝国人而决其从违者是也。
何以考其议立君之例也？僖十八年，邢、狄伐卫，卫侯以国让于父子兄弟，及朝众，众不可而后已。［僖］二十［八］年，宁武子盟国人于宛濮，以入卫侯。昭二十年，［卫］灵公入国，即盟国人。哀二十六年，鲁、越、宋纳卫侯，卫文子致众而问焉；宋太尹立启，皇非我等使人狥国。此即梭伦定平民得核夺亚耳根功过之例也。
何以考其议国危之例也？昭二十（五）［一］年，华登以吴师救华氏，宋厨人濮狥于国。［昭］二十（五）［四］年，晋使士景伯莅问周故，立于乾祭，而问于介众者是也。
由是以观，国会岂泰西独擅其美耶？抑我古圣王之遗制也。礼失求诸野，欲人人有平等自主之权，上下之声气弗塞，非开国会弗可。然民智未开，国会当亦稍后也。
以今天的知识来评判，戴修礼的这篇札记概念不明确，行文亦纷乱，所用论据皆出自被视为“伪经”的古文经《左传》；然他通过学习不仅能对“康学”有所体会，且能有所创见，即称中国早期社会亦有与“国会”相对应的制度与功能，与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的《古议院考》一文论旨相同，最后的结论又与梁“开民智”的主张相合。梁见之，十分感慨，大加表扬，批语曰：
征引繁博，左证确凿，丁韪良若见之，当爽然自叹其《中国古世公法》之俭陋矣。此当译成西文，印入西报中，以告万国。真是奇才，真是奇才！
南海先生尝著一《中西同风考》，其中有一篇言国势之同：中国有夏、殷、周三代，而彼中埃及、波斯、希腊盛强相嬗，亦与三代略相等；而周末分为列国，与希腊之列国尤相若焉；中国周后有秦始皇以武功统一震旦，而希腊后马基顿之亚历山大亦从而统一之，其武功之轰天震地亦相若焉，其不再传而亡也亦相若；及中国息肩于两汉，欧洲亦息肩于罗马；南、北朝中分之日，即东、西罗马角立之时；自唐以后，其意大利升平之时也。似此之类，皆隐隐相合，其中所以然之故末由测之，然不可谓非奇事也。欧洲以希腊时人才最盛，一切学问制度多从此出焉。其学问则（校）［梭］革拉底等之七贤也，犹吾中国之周秦诸子也。其制度则梭伦之律也，汝所条举者皆是也，而吾中国春秋诸邦所行法制多与暗合，然则当彼之时，殆地球菁华发泄之时哉！
乃欧洲自罗马以后日修政事，而宪法名理之学大明，中国则自秦以降，百学俱绝，而一切古人良法美意亦坠地焉。此其何故也？汝试言之。[107]
梁启超这段长长的批语，颇有“告诸往而知来者”“起予者商也”而“可与言诗”之意味。梁由此说起康有为的著作《中西同风考》，大讲中西历史的相同性，大讲中西政治学说的相似性。在时务学堂的批语中，梁的这段批语也属较长之列。梁由此再启发戴，让戴分析一下为何中、西有着相同历史、相同政治学说，到了近代却有如此之大的分歧。而对于戴修礼关于“公法”的札记，梁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108]很可能因获梁启超的赏识，百日维新期间仓场侍郎李端棻保举“经济特科”，戴修礼亦在列。[109]
李炳寰也是梁启超最为欣赏的学生，曾以“利梁一国”为解题而作“大同起点”之札记，深获梁启超、韩文举之赞扬，并予以启迪。[110]李获此点赞之后，又发一问：
前问大同起点，奉批过加奖励，而所以提撕者，则圣人之言“引而不发，跃如也”，盖欲令学者自思以求心得。顷读“既竭心思，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之句，觉微有所会。然则大同之道，起点于“心”之一字乎？孟子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则天下可运诸掌上。”又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又曰：“是心足以王矣。”是“心”之所推，其终至大而不可穷，其始必小而不可穷，故曰：“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则次及于身，次及于家国，次及于全球矣。而大同之法，则“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孟子已三致意。农务兴，则食不乏；工艺兴，则用不乏；商务兴，则三宝不绝；草莱辟、矿务兴，则财用富饶。无告之穷民，施之以仁，废疾者，因其可用而使以事。行之十年，大同之效或可略见欤？若夫利道教诲，则非士庶人之所能也。商鞅变法，志在富强，而六国遂一，汲汲以练兵置械为务，将外侮之不能御，安能以权力服人乎？是否有当，用敢复问。
李炳寰此问，多引孟子之语，由“不忍”而“仁”而“王”而“大同”，他提到了“老吾老”以及于“全球”，也提到了农、工、商、矿以达于“富饶”；但让他苦恼的问题是，若“行之十年”，能不能看到“大同”的效果？商鞅变法，“练兵置械”，其具体做法显然与“不忍”“仁”“王”“大同”之理想大不相同；可若是连“外侮”都“不能御”，又怎么能“以权力服人”？李似乎已经看出，此类理想主义的举措是不可能获有近期效果的。梁启超对此批语：
不忍人之心为仁之起点，仁为大同之起点。仁字推到极满，至于天地一大父母，民吾胞，物吾与，岂非大同之极效乎？然此中条理甚多，须就条理上着想为是。大同二字不过名号，思所以能使世界尽变为大同者，必有实理，非空言也。[111]
梁启超的说法仍是理论上的正确性，宣称“天地一大父母”，自是全球一家、大同“极效”。梁没有回答“十年之效”，也没有回答“外侮之御”，只是让李炳寰“就条理上着想”，并告之“必有实理”。
唐才质是唐才常的弟弟，时务学堂的优秀学生。他的札记多言“太平”与“大同”，亦能举一反三。其所作札记之一，专谈“据乱世”“太平世”之“妇人”，称言：
庄二年，夫人姜氏会齐侯于郜，何注云：“妇人无外事，外则近淫。”呜呼！此盖指据乱世而言耳。若太平之妇人，有学有智以养其心，游历外国以长其见闻，讲求世界间事以扩充其脑气筋，又何至于淫哉？中国数十年来妇学不讲，待妇人如奴隶、如野蛮、如土番，而二万万女子尽沉苦海，沦胥以亡，正由不知外事耳。若今日欧洲各国之立女学堂，非讲求外事而何哉？且纪女履之母不通外事，据乱世妇人也；不恤纬而忧宗周之陨，太平世之妇人也。为妇人者，其欲为据乱世乎，抑欲为太平世乎？若何氏之谓“妇人无外事”者，乃指不学无术之鲁夫人姜氏耳，岂敢使后世妇人尽成据乱世妇人哉？
在“大同三世说”的理论框架中，何休的地位极其崇高，所言皆以经典相待之。唐才质敢指责其非，自是认为在学问上已部分超越之。唐此时没有“游历外国”，也未见“女学堂”，甚至没有见到受过近代教育的西方女性，但已能区别出“据乱世”“太平世”两类“妇人”的差别，并充满信心地认为“为妇人者”“欲为太平世”。梁启超对此批语：
必智慧平等，然后能力可以平等，故开女智为第一义。[112]
梁启超此时所著《变法通议》中有《女学》篇，并积极推广“不缠足”；他对唐才质批评何休的说法似乎是认可的，尽管强调男女平等的前提是“智慧平等”。
《湖南时务学堂初集》所录梁启超最后一条批语，是为学生李泽云札记所作。根据“大同三世说”，《春秋公羊传》首文王而终尧、舜，《公羊传》中最后一段话（即“公羊子所传微言”）特别重要，是宣告“后圣”之将到来的预言。梁据此批曰：
《春秋》不专言小康之义，特小康之条理较备耳。圣人于小康言其条理，于大同则不言条理者何？圣人知大同之道必三千年而后能行，至彼时必有能言其条理者，故不必言之，所谓“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也（原注：百世即三千年）。至小康之制，所以治三千年以内之天下，故详言之。虽则如是，而大同之宗旨往往存焉。哀十四年《传》云：“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于《春秋》”，言《春秋》为由据乱世进于升平之书也，所谓小康也。又曰：“则未知其为是与？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言《春秋》不专言小康，实有乐于尧、舜大同之义也。又曰：“制《春秋》之意以俟后圣，以为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言《春秋》大同之条理，可以俟诸三千年以后之圣人也。此公羊子所传微言也。《繁露》又言：“以人随君，以君随天”，五始之义，“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境〕内之治”，即所谓以君统国也。此自是《春秋》大义。[113]
“从君子曷为为《春秋》”到“亦有乐乎此也”，正是《公羊传》的最后一段话，梁启超分段全录之，并详说之，正是露布三千年之后的“后圣”之到来；而“先圣”之所以不言大同之“条理”，正是“以俟”“彼时必有能言其条理”之“后圣”。梁此处仿照《公羊》体例而终言“后圣”，揭示了“大同三世说”的终极谜底——“后圣”者孰谓？梁启超、李泽云心知而不言，谓康有为也。
“大同三世说”是革命性的思想，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大力鼓吹之，即所谓“传教”。《湖南时务学堂初集》正是记录梁此类活动的远非完整的实录。过了二十四年，1922年，曾任湖南时务学堂总办的熊希龄为庆祝梁启超五十岁生日，重印《湖南时务学堂初集》，更名为《湖南时务学堂遗编》，梁启超为之序：
……吾侪方醉心民权革命论，日夕以此相鼓吹，札记及批语中盖屡宣其微言。[114]
梁启超自称其在湖南时务学堂鼓吹的是“民权革命论”，前引狄保贤回忆中“急进法”“革命本位”与之大体相合。只是梁于此所说的“民权”，不是西方哲人诸如卢梭等人所说的“民权”，而是“大同三世说”中的“民权”；只是梁于此所说的“革命”，不是政治革命，而是他在湖南时务学堂学生头脑中所发起的思想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