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结语
本章已经写得很长，论题也多有变化，似有必要再稍作数语，以为回顾，作为结语。
一、康有为、梁启超一开始对严复所译“天演论”是回拒的。这种回拒表明了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种新学说的内在逻辑与巨大威力。梁当时将“大同三世说”当作最高一级的学说，将“天演论”当作次一级的学说，予以有限度地采用。康及其学生从日本新书目中看到了大量进化论著作，也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必须关注的新学说。梁到了日本之后，很快发现了“进化论”的意义，并在其新的论说中有着初步的展现；康很可能从梁处有所听闻，并在《我史》中最初使用“进化”一词，尽管他还不太清楚“进化”的具体意思。
二、戊戌变法之前，康有为完成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后两部著作对“大同三世说”有着最初的展示，仍没有具体的阐述。光绪二十六年至二十九年（1900—1903），康居住南洋槟榔屿、印度大吉岭时期，遍注群经，完成了“大同三世说”的重要著作——《〈礼运〉注》《〈孟子〉微》《〈中庸〉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论语〉注》等等，并在这些著作中大量使用“进化”一词。然而，这些著作的主旨，与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所言进化论的学理，没有太多的关系；与此同时，康也发现了“天演”“竞争”与大同太平世界的矛盾。
三、尽管“大同三世说”主张社会进步，但康的这一学说不是由“天演论”或“进化论”所催生的。光绪二十七年，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中称康是进化论者，又称康未读一西书；光绪三十年，梁发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之最后一篇“最近世”，称康的“大同三世说”是其独立的“发明”。与此同时，康有为在伦敦参观了自然历史博物馆，在达尔文、赫胥黎的石像前，称自己的学说与之“暗合”。然而，从康以《中庸》的“天之生物”来比附赫胥黎学说，以《庄子》的“程生马、马生人”来比附达尔文学说，似乎也能说明，他对达尔文、赫胥黎的学说并没有真正地了解。
四、康有为的晚年，对“天演”“竞争”持负面的态度。在其最重要的著作《大同书》中，康将“进化”与“天演”当作两个意义不同的概念来使用。他的这一思想变化，恰可测出他对西方进化论的理解程度和认同程度。西方进化论从来就不是他思想的主体，拿来或放弃，都不会在他的思想体系之中引起大的波动。
五、据此，我个人推测，康有为没有完整地读过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加藤弘之等人的著作。这一方面是当时的翻译问题，译书的种数、可读性或质量都存在着许多缺陷，与日本差距甚大；另一方面是康在其一生中始终没有真正将西学当作必须认真学习的对象，与梁启超恰好相反。他很可能像当时大多数人那样，只是从二手材料中得知进化论的大意，从字面上理解“进化”“天演”“竞争”“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意义。我以为，源自西方的进化论在他的头脑中很可能还未成为一种系统性的学说。
最后，我希望研究晚清思想史的学者，能够在比较精细准确的概念上进行分析和言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中西思想混融的时期，对于此期的思想家，须得用中学的理路来解读其中学之根底，以西学的理路来解读其西学之运用，以外科手术般的精准，将之一一查验正身。不然的话，所得出的结论或失之朦胧，或失之偏误，且也容易回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某些学问家（包括康有为）之思想旧宅——西学的精髓，中国早已有之。
[1]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参看其《康有为思想研究》《论严复》等篇；浦嘉珉（J．R．Pusey）著，钟永强译：《中国与达尔文》，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该书英文版于1983年出版），参看其第一、二、三章；吴廷嘉：《论戊戌思潮的兴起及其过程》，见胡绳武主编：《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吴熙钊：《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的进化论评议》，《学术研究》1984年第4期；佐藤慎一：《〈天演论〉以前の进化论：清末知识人の历史意识をめぐって》，《思想》，第792号，1990年；王杰秀：《康有为进化论思想的二重性》，《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房德邻：《康有为的疑古思想及其影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马洪林：《再论康有为的历史评价问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康有为思想本体论》，《益阳师专学报》1999年第1期；陈可畏：《康有为“七上书”的进化论思想》，《浙江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5期；佐藤慎一著、刘岳兵译：《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该书日文版于1996年出版），可参看其第一章第四节；王中江：《进化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一个新的全能式世界观》（增补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该书初版于2002年），参看其第二、四章；吴丕：《进化论与中国激进主义1859—1924》，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参看其第四章；刘星、刘溪：《康有为进化论思想探析》，《湖北社会科学》2015年第9期；汤志钧：《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与〈大同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见其第五章《“大同三世”和〈天演论〉》、第六章《流亡海外和“三世”说的演变》。其中浦嘉珉、佐藤慎一、王中江、汤志钧的观点，很值得注意。又，汤志钧的著作，其前言署日期为2003年3月，又署2016年6月修改，出版日期为2016年12月，等我读到时已是2017年12月。
[2] 关于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各自的学说，关于进化论本身的学术史，已经有了许多研究，此处不再列出。关于严复翻译《天演论》，也有许多非常重要的研究，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将严复的思想对照斯宾塞、赫胥黎的著述原意进行的分析。（见史华慈著、叶凤美译：《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该书英文版于1964年出版，参见其第三、四章）苏基朗论文《有法无天？严复译〈天演论〉对20世纪初中国法律的影响》（《清华法学》2012年第6卷），再次讨论严复创造性的翻译而产生的结果，也是值得注意的研究成果。关于《天演论》的翻译与出版时间，可参见邬国义：《关于严复翻译〈天演论〉的时间》，《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3期；《〈天演论〉陕西味经本探研》，《档案与历史》1990年第3期；《〈天演论〉慎始基斋本探研》，《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5期。
[3] 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3册，第515页。该书原注，此信为“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10月所作”。又，《天演论》慎始基斋本有严复《译例言》，称：“稿经新会梁任父、沔阳卢木斋诸君借钞，皆劝早日付梓。”“梁任父”，梁启超。“卢木斋”，卢靖。据此，梁处应有抄本。
[4] 严复原信称：“今者取观旧篇，真觉不成一物，而足下见其爪咀，过矜羽毛，善善从长，使我颜汗也”，王栻据此再认定，《侯官严氏丛刻》所录《原强》修订稿，即是严复再送梁启超之稿。（见《严复集》，第1册，第5、15页；第3册，第514页）又，时在湖北的“师顾室主人”从《直报》中抄录《原强》一文，寄到《时务报》，要求再次刊出，没有结果。（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714—3717页）“师顾室主人”第一封信难以确定发信时间，亦有可能是梁启超收到此信后，再请严复修订其稿。
[5] 《辟韩》一文原刊于《直报》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七至十八日（1895年3月13—14日）。《时务报》刊于23册，出版日期为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一日（1897年4月12日），发表时署名“观我生室主人来稿”；该文前又刻“接第二十册”五字，查《时务报》第20册，没有相关的内容。又，《严复集》录该篇，有注文：“‘六经且有不可用者’一句《时务报》转载时改为‘古人之用且有不可泥者’。”（见该书，第1册，第35页）此处的改动，似为梁启超所为。按照“大同三世说”，孔子所撰六经，当属经天行地之文，是绝无“不可用者”的。
[6] 《与严幼陵先生书》，《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版，第1册，文集之一，第106—111页。梁启超在该信中称：“二月间读赐书二十一纸”，由此可知严复来信的收到时间和篇幅。“幼陵”，严复字。“南海”，康有为。“穗卿”，夏曾佑。“斯宾塞尔”，严复在《原强》修订稿中改用的译名（见《严复集》，第1册，第16页），可为该修订稿已寄送梁启超之佐证。
[7]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7页。
[8] 《与严幼陵先生书》，《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版，第1册，文集之一，第109页。黑体为引者所标。
[9] 《时务报》第31册，中华书局影印本，第3册，第2079—2080页。
[10] 相关的叙述与分析，可参见本书下编第五章“戊戌时期康有为的‘洪水说’‘地顶说’‘地运说’”。
[11] 《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时务报》第41册，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一日，中华书局影印本，第3册，第2771—2777页。关于梁启超此篇政论文的产生与分析，可参见本书下编第一章第二节“《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大同三世说’中的‘民主’”。
[12] 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曾在翻译希腊史时将tyrant音译为“代兰得”。其译《欧洲史略》《希腊志略》《罗马志略》皆被梁启超列入《西学书目表》，称“以上三书，古史之佳者”；梁并在《读西学书法》中介绍：“税务司所译《西学启蒙十六种》，中有《欧洲史略》一书，不以国分而以事纪，其体例似过于二书，惜译笔太劣耳。又有《希腊志略》《罗马志略》二书（《启蒙十六种》之二），希腊、罗马，并欧洲古时声明文物之国，今泰西政事、艺学，皆于此出焉，亦不可以不读也。”（《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第1130、1163—1164页）《希腊志略》《罗马志略》也被梁列入《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中第十月的专精之书。（同上书，上册，第29页）相关的研究可参阅陈德正：《艾约瑟对西方古典文化的引介和传播》，网页http://old.cawhi.com/plus/view.php?aid=8701。另可参见陈德正、韩薛兵校注《〈希腊志略〉〈罗马志略〉校注》（艾约瑟编译，法伊夫、克赖顿原著），商务印书馆，2014年。
[13] 《时务报》第23册，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一日，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册，第1530—1531页。“无官者不死”一段，是严复在《天演论》下《论一·能实》所作按语。（见《严复集》，第5册，第1362页）又，梁启超后来在《变法通议·论学校七·译书》中还有一处提到过严复：“近严又陵新译《治功天演论》，用此道也”。（《时务报》第33册，光绪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中华书局影印本，第3册，第2210页）
[14] 《时务报》第26册，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十一日，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册，第1729—1730页。该序言后记称：“《说群》全稿以次印入澳门《知新报》中。自记。”该篇《自序》又刊于《知新报》第18册，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十六日，并刊出第一篇《说群一·群理一》（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上册，第137—138页）以后《知新报》上未见《说群》的后文。又，该篇《自序》及《说群》第一篇，梁启超第一次公开谈论“大同三世说”，相关的叙述与分析，可参见本书上编第三节“大同三世说”。
[15]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1898年2月11日），梁启超在《知新报》上发表《说动》一文，其中一段为：“……吾又闻之，公理家言，凡生生之道，其动力大而速者，则贱种可进为良种，其动力小而迟而无者，则由文化而土番，而猿狖，而生理殄绝。初不谓然，继而观于獞、、猓、猺，其食息起居，与猿狖无殊，其柔静无为，至老死不相往来，其去生理殄绝也几何？则奈何忍以吾党聪明秀特之士，日日静之、柔之、愚之，不一毅然慈悲其愿力，震荡其脑筋也……”（《知新报》第43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上册，第526页）“公理家”的一段言论，不知与严复有无关系；但从该文通篇来看，此段言论仍属是为其立说提供一个佐证而已，仍是拿来主义的用法。
[16] 梁启超批复湖南时务学堂学生邹代城提问时称：“荀子曰：人之性恶也，其善者伪也。伪字，从人从为。谓善，乃由人为也。纯任天者，必恶；纯任人者，必善。据乱世之人，纯任天；太平世之人，纯任人。此理近西人有斯宾塞尔一派极演之，实中国所旧有也。”（《湖南时务学堂初集》，长沙戊戌刻本，第1册，《答问》，第11—12页上）梁称“西人有斯宾塞尔一派极演之”，又是拿来主义的用法。时务学堂学生李洞时提问：“昨闻梁先生言混沌初开、三世递嬗之义，谓西人考草木世后为禽兽畜类之世，禽兽畜类世后，然后人类始盛。信哉斯言也。然不必西人考之也，即今相食之理推而知之。夫今禽兽畜类何以食草，人何以令禽兽畜类也？意者盛极必衰，泰极必否，天之然也。天厌草木之盛而欲易之，故使禽兽之类食之；天厌禽兽之类之盛而欲易之，故又使人食之。其理然否？”梁批复曰：“此言生人生物之理，指未有制作时而论。若既生之后，已有制作，则以强吞弱，以大弱小，此又一世界，不得混看。此理西人有《天演论》极发明之。”（同上书，第17页上—18页上）此中所言，是严复译《天演论》。然从此叙述中可以看出，严译“天演”的概念对“大同三世说”并无催生之作用。
[17] 从严复此时给汪康年的信中，可以看出，在汪康年、梁启超《时务报》之冲突中，严复明显站在汪一边，且称梁“英华发露太早”等语。（见《严复集》，第3册，第507—508页）
[18] 严复于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三日、十四日的《国闻报》发表《论中国之分党》一文，称言：“自甲午之后，国势大异，言变法者稍稍多见，先发端于各报馆，继乃昌言于朝，而王、大臣又每以为不然，于是彼此之见，积不相能，而士大夫乃渐有分党之势矣。西人见此，遂遽以为支那人本有三党：守旧党主联俄，意在保现在之局面；中立党主联日，意在保国而变法；维新党主联英，意以作乱为自振之机……西人所谓维新党者，盖即指孙文等而言……西人所谓中立党者，即支那现所称之维新党，大约即指主变法诸人而言。支那此党之人，与守旧党比，不过千与一之比，其数极小，且此党之中，实能见西法所以然之故、而无所为而为者，不过数人。其余则分数类：其一以谈新法为一极时势之妆，与扁眼镜、纸烟卷、窄袖之衣、钢丝之车正等，以此随声附和，不出于心，此为一类；其一见西人之船坚炮利，纵横恣睢，莫可奈何，以为此其所以强也，不若从而效之，此为一类；其一则极守旧之人，夙负盛名，为天下所归往，及见西法，不欲有一事为彼所不知不能也，乃举声光化电之粗迹，兵商工艺之末流，毛举糠粃（秕），附会经训，张颏植髭，不自愧汗，天下之人翕然宗之，郑声乱雅，乡愿乱德，维新之种，将为所绝，此又为一类。之斯三者，有维新之貌而无维新之心者也，如此则彼所谓之中立党，不能成党也。”严复此处似为借端说事，其中关于三派之联俄、联日、联英也仅以貌似。此中“此党之中，实能见西法所以然之故、而无所为而为者，不过数人”一句，大约为严复自许之词；此中“其一则极守旧之人，夙负盛名，为天下所归往，及见西法，不欲有一事为彼所不知不能也，乃举声光化电之粗迹，兵商工艺之末流，毛举糠粃，附会经训，张颏植髭，不自愧汗，天下之人翕然宗之，郑声乱雅，乡愿乱德，维新之种，将为所绝，此又为一类”一句，虽是泛指，但当时的明眼人仍可看出此中有讥讽康有为之意。又，翦伯赞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3册收入《论中国之分党》一文，误为“光绪二十三年”。
[19] 《日本书目志》，蒋贵麟主编：《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第11册，第62页。
[20] 康有为对此作按语称：“右生物学书八种。‘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能知天地生物之故，万物生生之原，万物种分类别之故，则‘天地位，万物育’矣。生物之学者，化生之学也，读《万物退化新说》一书，盖技也，而进于道矣。”（《日本书目志》，蒋贵麟主编：《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第11册，第63页）“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谓易”两句，出自《易·系辞》；“天地位，万物育”一句，出自《礼记·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化生”一词亦出自《易·系辞》：“天地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而“盖技也，而进于道矣”一语，似用《庄子·养生主》中“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之典。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称：“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陈克明点校：《周敦颐集》，中华书局，2009年，第5页）康对生物学8书的概括，多引中国经典的原文或思想，却未有一语涉及进化论，似属看着书名发议论，完全不着实地，其所阅读者，很可能只有《万物退化新说》一部。
[21] 《日本书目志》，《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第11册，第200—202页。
[22] 康有为对此作按语称：“右社会学二十一种。大地上，一大会而已。会大群，谓之国；会小群，谓之公司，谓之社会。社会之学，统合大小群而发其耏合之条理，故无大群、小群，善合其会则强，不善合其会则弱。泰西之自强，非其国能为之也，皆其社会为之也。英之灭万里之印度也，非其国也，十二万金之商会灭之也。教之遍地球也，非其国也，十余万人之教会为之也。其游历我亚洲……岂知皆亚洲地理会人为之，非其国所派也。特国家为之保护，遂辟地万里矣。其他保国会、保王会，天文、化、电、光、重、声、汽学，皆有会。制造、农业、商务、女工，皆有会。其名多不可悉数。日人之骤强也，亦由听民开社会讲求之故……昔在京师合士大夫开强学会，英人李提摩太曰：波斯、土耳其、印度久经凌弱，未知立会。中国甫为日本所挫，即开此会，中国庶几自立哉！……曾子曰：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会者，辅之义欤？会必有章程，日人章程亦有可采者矣。”（《日本书目志》，蒋贵麟主编：《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第11册，第202—203页）从康有为的按语可以看出，他此时所认定、所感兴趣的“社会”，主要是各类社会组织和学术组织，尚未有一语涉及斯宾塞与进化论，也可以认定他未读其中的书籍。
[23] 《日本书目志》，蒋贵麟主编：《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第11册，第311—318页。黑体为引者所标。又，康发达（F．Kleinwächter），德国人，多次任宁波海关税务司。相关的研究，可参见蒋国宏：《康发达对我国近代蚕种改良的贡献》，《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24] 《日本书目志》，蒋贵麟主编：《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第11册，第721、734—735页。
[25] 王宝平：《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资料来源考》，《文献》（北京）2013年第5期。该文介绍《东京书籍出版营业者组合员书籍总目录》由该组织事务所于明治二十六年（光绪十九年，1893）7月编辑出版，属商业推销类的刊印品。选收、未收的数字，也是该文的统计结果。在此之前，沈国威对《日本书目志》的研究也是值得重视的，具有奠基性的意义，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中华书局，2010年，第248—271页。
[26] 赫胥黎的讲演集On the Origin of Species：Or．the Causes of the Phenomena of Organic Nature日译本，前有莫尔斯的序言。城泉太郎翻译《通俗进化论》，也是赫胥黎的著作Lectures on Evolution。山县悌三郎译补《进化要论》是德国人Ernst Heinrich Philipp August Haeckel的著作Natürliche schöpfungsgeschichte：Gemeinverständliche wissenschaftliche vorträge über die entwickelungslehre im allgemeinen und diejenige von Darwin，Goethe und Lamarck im besonderen。松岛刚翻译《社会平权论》和尾崎行雄翻译《改订权理提纲》，也是斯宾塞的著作，即Social Statics，是该书的两个日文译本。“斯边锁”，是斯宾塞当时日本译名之一。以上，梁敏玲、吉辰为我查阅日本国会图书馆目录及相关资讯而确认。
[27] 《日本书目志》“蚕桑书”中有“养蚕改良法，一册，练木喜三述，一角”；“劝农丛书·蚕业改良说，一册，田岛浩造著，二角”；“蚕丝业改良全书饲育篇，一册，三岛荒太郎著，四角”；“蚕种贮藏器图说，一册，农商务省藏板，八分”；“蚕桑生理问答，一册，农商务省藏板，四角”；“蚕桑病理问答，一册，池田常藏、浅野德三质问，练木喜三答辨，四角”；“微粒子病肉眼鉴定法，一册，佐木忠二郎著，四角五分”；“微粒子病试验报告，一册，农商务省，八分”；“养蚕专用验湿器表，一册，伊藤精一著，二角五分”；“贮茧新法，一册，森田真著，二角”；“改良二化蚕饲育法，一册，加藤敬亮著，一角五分”等等。（《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第11册，第311—318页）
[28] 《康南海自编年谱》，《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125—126页。黑体是引者所标。
[29] 参见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第165—169页。沈国威指出，严复同时使用“天演”与“进化”两词，但用于表达不同的意思，并称：“上述例句中的‘化’与原文中的civilized，civilization，ethics process等相对应。严复倾向于用‘天演’译evolution，以自然界为对象；用‘进化’译civilization，ethics process，以人类社会为对象。”相关的研究，还可参见王中江：《进化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增补版），第二章；李冬木：《从“天演”到“进化”：以鲁迅对“进化论”之容受及其展开为中心》，《近代东亚翻译概念的发生与传播》，第95—141页。
[30] 梁启超到日本之后，著《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两文，发表于《清议报》第1、2、4册（发表日期为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十二月十一日、二十一日，即1898年12月23日、1899年1月22日、2月1日），文中的内容隐约可见其受到日本进化论的影响。相关的研究，可参见本书附编第一章“梁启超《变法通议》的写作计划、发表与结集”。
[31] 《戊戌奏稿》收入《请厉工艺将创新折》一折，其中两次使用“进化”一词。然该书是托名康有为的学生、女婿麦仲华和女儿康同薇于宣统三年（1911）三月所编，五月印行，多是康有为后来之作，属作伪，不可信之。《杰士上书汇录》所录康有为原折，即《请以爵赏奖励新艺新法新书新器新学设立特许专卖折》，并无使用“进化”一词。康有为编《延香老屋诗集》，自称收三十岁（1887年）前的诗。其中《大同书成题词》写道：“诸圣皆良药，苍天太不神。万年无进化，大地合沉沦”；其中《苏村卧病写怀》写道：“纵横宙合一微尘，偶到人间阅廿春。世界开新逢进化，贤师受道愧传薪。”（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2集，第136、145页，黑体是引者所标）然康诗编集甚晚，最初由梁启超手抄于1911年在日本出版，后于1937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从康在《日本书目志》中对“进化”一词的反应来看，其所用“进化”一词，应是其后来的增改；而《大同书成题词》亦有可能是后来的补作。
[32] 康有为在《诸夏音转为诸华诸华音转为支那考》一文中称：“当五帝时进化极速，如今百年，至唐、虞而治法极备，禹乃身集其大成者也。”（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169页）康又在《拳匪之乱天为复圣主而存中国说》一文中称：“夫以百年来各国之新政、新学、新法，诚人类公共之理，大地日新之机，进化自然之数。苟违其理，则陨落危亡立致矣。”（同上书，第235页）康又在《答某国大员问新党执政之外交政策》一文中称：“我国向来闭关，内地人民之不通外事，器物苦窳，甚且不知各国并立、人民并生。守旧既久，不知进化，目不睹西人文明之气象，甚且诮为夷狄者。若尽开通商诸口，听各国之通商，则各国文明之气既得输入于中国，中国人民可以大开其智识，以为进化之地。”（同上书，第238页）康又在《驳后党逆贼张之洞、于荫霖诬捏伪示》一文中称：唐才常“议论数十万言，皆力主文明进化，以救中国之民，与梁启超之作《时务报》，康有为之变新法，皆专主行仁以救民者，其议论遍布于天下久矣”。（同上书，第281页）康又在《〈张之洞电日本外部书后〉手稿》一文中称：“是盖地球进化之运所为，自英百年而至美，自美数十年而至日本，自日本三十年而至我中国，天乃笃生圣主而除布之。”（同上书，第291页）以上各文，皆作于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庚子），黑体为引者所标。康有为此时已从日本去美国、加拿大等地后返回香港，以上各文写作时，应住在南洋新加坡。而邀请他的邱菽园，甚受《天演论》的影响，自号“观天演斋主”，康有为曾作诗言及此事。（后将详述）此期他与邱菽园的交往，可能使他多言“进化”。
[33] 相关的叙述与分析，可参见本书上编第三节之“大同三世说”、本书下编第一章第二节“《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大同三世说’中的‘民主’”和第三节“《湖南时务学堂初集》：‘开民智’的方向”。
[34] 康有为在《中国改制议》序言称：“康有为庚子之秋，避地槟榔屿，蒙难幽思……且今竞争之世，不患不变法，患不讲德育。故吾日写定夙昔所注之《礼运》《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春秋微言大义考》，暨《人类公理》，以明大同太平之义”（“义”字下原文有缺页）。该序言大约写于1902年。（《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第272页）其中“夙昔所注”一语，未必全真，但“日写定……以明大同太平之义”一句，可见康的这些著作在大同三世说中的意义。康此处谈到的《人类公理》似指《大同书》，由此可以知《大同书》在不同时期的名称与内容。相关的研究，还可参考汤志钧：《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与大同书》之第六章《流亡海外和“三世”说的演变》。
[35] 康有为在《〈礼运〉注·叙》中，称该书完成日期为：“孔子二千四百三十五年，即光绪十年甲申冬至日，康有为叙”。查该日为公元1884年12月21日。今日学者多认为不可靠。楼宇烈称：“《〈礼运〉注》约撰于1897年”（《〈孟子〉微·〈礼运〉注·〈中庸〉注》，第1页），然未说明其根据。汤仁泽称：“《〈礼运〉注》应撰于……1894年桂林讲学之后，又在1898年戊戌变法之前，与《孔子改制考》的撰期应该相近，后来又经修改。”（《“大同学”和〈礼运〉注》，《史林》1997年第4期）若称此时康有为的基本思想已经成型，我是同意的，此可见之于梁启超此期的言说著述；然说是康已“撰”，似仍缺乏相应的根据。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将该篇列于1901—1902年，并说明“查康氏1901年至1902年避居新加坡、印度期间，除遍注四书外，并系统演述《礼运》大同之义。”（《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552页）对此，我是同意的。王刘纯等主编的《康有为手稿》（大象出版社，2014年）之五是《〈礼运〉注稿》，为姜义华等人的说法提供了证据。《〈礼运〉注稿》的编者未注明该手稿收藏处，我推测是上海博物馆。根据汤志钧对《大同书》的研究（后将叙及），从外型、纸张与字体来看，该手稿似在槟榔屿、大吉岭时期完成的；且该手稿中有《叙》之原文，首末有残缺（见该书第29页），并无“孔子二千四百三十五年，即光绪十年甲申冬至日，康有为叙”一句。然我从《康有为手稿》之六，即《〈孟子〉微稿》中，意外地发现了一页，是康有为的亲笔：“孔子生二千四百五十一年辛丑九月，即光绪廿七年，注于英属槟榔屿督署之大庇阁，未成而行，卒业于印度哲孟雄国之大吉岭，时孔子生二千四百五十二年壬寅正月廿四日。礼运注。康有为记。”（见该书第69页）这应是康有为对《〈礼运〉注》所作的题记，而误放入《〈孟子〉微稿》中，也恰好说明了《〈礼运〉注》的撰写与完成时间。由此可见康的“倒填日期”。《〈礼运〉注》的部分章节最初发表于1913年《不忍》杂志上，同年以《演孔丛书》在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以《康有为手稿·五·〈礼运〉注稿》，与1913年上海广智书局版相比较，后一版增加了许多内容。我可以引用以下几条：“礼者，犹希腊之言宪法，特兼该神道，较广大耳。”“今埃及录士京古宫，两观中阙犹存，可推考吾古制。”“然精气凭虚，终有尽时。少不修养，立归澌灭。达赖、班禅，六世后即失神灵，亦可推也。”“埃及万里夹尼罗河，皆石山无土，故室皆用石。希腊、雅典皆石山，又师埃及为石室。”“读印度《韦驮经》，与犹太《旧约》，治国皆纳于祭神礼中，盖旧俗所同然也。”“美纽约及黄石园博物院有龙骨焉，长数十丈，全体皆具。”（见《〈礼运〉注》，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554、559、560、564页）这些新增的内容，都是康有为离开大吉岭之后又增加的。后一项比较工作，是余一泓帮助完成的。
[36] 《〈礼运〉注》，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553—554页；《康有为手稿·五·〈礼运〉注稿》（大象出版社，2014年），第29—30页。黑体是引者所标。
[37] 《〈礼运〉注》，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554—555页；《康有为手稿·五·〈礼运〉注稿》，第2—3页，文字稍有异，意思相同。黑体是引者所标。
[38] 《〈礼运〉注》，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559页；《康有为手稿·五·〈礼运〉注稿》，第13页。黑体是引者所标。
[39] 《〈礼运〉注》，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563页；《康有为手稿·五·〈礼运〉注稿》，第19页。黑体是引者所标。
[40] 《〈礼运〉注》，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567—568页；《康有为手稿·五·〈礼运〉注稿》，第24页。黑体是引者所标。
[41] 光绪二十七年冬至日为该年十一月十二日。光绪二十八年（1902）《新民丛报》上刊出《〈孟子〉微》的《自序》及总论数节，1913年在《不忍》杂志上刊出部分章节，1916年由上海广智书局刊印。又，康有为在该书广智书局本中称：“孔子二千四百五十三年，光绪二十七年冬至日”，在《新民丛报》署日期又称：“孔子二千四百五十二年，即光绪二十七年冬至日”，在《康有为手稿·六·〈孟子〉微稿》中再称：“孔子生二千四百五十一年辛丑九月，即光绪廿七年，注于英属槟榔屿督署之大庇阁，未成而行，卒业于印度哲孟雄国之大吉岭，时孔子生二千四百五十二年壬寅正月廿四日。礼运注。康有为记。”以上三处的孔子生年皆不同，原因不明。而《〈中庸〉注》《〈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之孔子生年，与《康有为手稿·六·〈孟子〉微稿》所记“礼运注”使用年份相同。
[42] 《〈孟子〉微》，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495—496页。黑体为引者所标。这一段注文在《康有为手稿·六·〈孟子〉微稿》（大象出版社，2014年）中不存，有可能是原文缺失；该段注文在1916年广智书局初次刊出时，被列为《辟异第十八》。
[43] 《〈孟子〉微》，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421—422页；《康有为手稿·六·〈孟子〉微稿》，第8页。黑体为引者所标。
[44] 康有为在《〈孟子〉微》中称：“孟子之道，一切出于孔子。盖孔子为制作之圣，大教之主。人道文明，进化之始，太平大同之理，皆孔子制之以垂法后世，后世皆当从之，故谓百王莫违也。孔门多言百世，三十年为一世，百世则三千年，莫有能违孔子者。”（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425页；《康有为手稿·六·〈孟子〉微稿》，第11页）又称：“盖《春秋》有三世进化之义，为孔子圣意之所寄。”（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425页；《康有为手稿·六·〈孟子〉微稿》，第12页）又称：“无以据乱说为升平说，泥执之，则不能进化，而将退于野蛮。又无以太平说为据乱，误施之，则躐等而行，将至大乱。”（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444页；《康有为手稿·六·〈孟子〉微稿》，第40—41页）又称：“孔子先发大夫不世之义，故乱世去大夫，升平去诸侯，太平去天子，此进化次第之理。今法、德、意、西班牙、日本各国，亦由暂削封建而归于一，亦定于一之义也。”（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450页；这一段注文在《康有为手稿·六·〈孟子〉微稿》中不存，很可能是贴页脱落）又称：“平世曰平，乱世曰治，此进化之差也。不忍之心，圣贤至盛，安民之志，朝夕系怀。不获乎上，无以治民，既遇英主，更思藉手。”（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502页；《康有为手稿·六·〈孟子〉微稿》，第120—121页）以上，黑体是引者所标。
[45] 《〈孟子〉微》，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414页；《康有为手稿·六·〈孟子〉微稿》，第3页。黑体为引者所标。又，“电也，以太也”，在《新民丛报》刊出时无。
[46] 康有为在《〈孟子〉微》中称：“佛之戒杀，在孔子太平世必行之道，但佛倡之太早，故未可行。必待太平世，乃普天同乐，众生同安，人怀慈惠，家止争杀，然后人人同之也。凡世有进化，仁有轨道，世之仁有大小，即轨道大小，未至其时，不可强为。孔子非不欲在拨乱之世遽行平等、大同、戒杀之义，而实不能强也。可行者乃谓之道，故立此三等以待世之进化焉。”（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415—416页；这段注文在《康有为手稿·六·〈孟子〉微稿》中不存，很可能是贴页脱落）又称：“人人性善，文王亦不过性善，故文王与人平等相同。文王能自立为圣人，凡人亦可自立为圣人。而文王不可时时现世，而人当时时自立，不必有所待也。此乃升平世之法，人益不可暴弃自贼，失豪杰之资格矣。此皆孟子鼓舞激厉、进化自任之特义。盖自立进取乃人生第一义，万不可自弃者也。”（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418页；《康有为手稿·六·〈孟子〉微稿》，第4页）又称：“人人独立，人人平等，人人自主，人人不相侵犯，人人交相亲爱，此为人类之公理，而进化之至平者乎！此章孟子指人证圣之法，太平之方，内圣外王之道，尽于是矣，学者宜尽心焉！”（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423页；《康有为手稿·六·〈孟子〉微稿》，第9页）又称：“此孟子明人禽之界，即在仁义与不仁义之分，进化退化，相去几希。言之深切，因历举诸圣，而自明传孔子之道也。”（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425页；《康有为手稿·六·〈孟子〉微稿》，第11页）又称：“盖惟人人有此性，而后得同好仁而恶暴，同好文明而恶野蛮，同好进化而恶退化。积之久，故可至太平之世、大同之道、建德之国也。若无好懿德之性，则世界只有退化，人道将为禽兽相吞食而立尽，岂复有今之文明乎？”（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427页；这段注文在《康有为手稿·六·〈孟子〉微稿》中不存，有可能是原文缺失）又称：“此言能仁而不嗜杀者，能一天下……若天下之定于一，此乃进化自然之理。人道之始，由诸乡而兼并成部落，由诸部落兼并而成诸土司。”（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451页；《康有为手稿·六·〈孟子〉微稿》，第34页）又称：“孔子道主进化，不主泥古，道主维新，不主守旧，时时进化，故时时维新。《大学》第一义在新民，皆孔子之要义也。孟子欲滕进化于平世，去其旧政，举国皆新，故以仁政新之。盖凡物旧则滞，新则通。旧则板，新则活。旧则锈，新则光。旧则腐，新则鲜。伊尹曰：用其新，去其陈，病乃不存。天下不论何事何物，无不贵新者。孟子言新子之国，盖孔门非常大义，可行于万世者也。”（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455页；这段注文在《康有为手稿·六·〈孟子〉微稿》中不存，有可能是原文缺失）又称：“凡有国者，皆知以土地为宝，而不知能保护爱养其人民，令其繁孽进化，乃为宝也。所以经理之者，则在政事损益，讲求日进无已，务去其弊，而为公益。”（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470页；《康有为手稿·六·〈孟子〉微稿》，第67页）以上，黑体是引者所标。
[47] 在我的阅读经验中，除去给邱菽园的诗外（后将叙及），康有为在文中初次使用“天演”一词，是其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所作《印度游记》：“十月二十八日二时，船行二百二十二英里，海浪如镜，风日晴平。但回首中原，去国日远，怀思惘惘耳！船主出印度图及恒河图、印度铁路图，相与考证。同船二英女出阿尔兰非利群岛诸影画同观，弱肉强食，天演自然，而惜非利群之阿军鸦道自立之不成也。”（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510页）“阿尔兰非利群岛”，似为“菲律宾岛”（Island Philippines）；“阿军鸦道”，又称阿军鸦度，今译阿奎纳多（Emilio Aguinaldo），菲律宾的首任总统。又，该文康有为生前未发表。
[48] 《〈孟子〉微》，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440页；《康有为手稿·六·〈孟子〉微稿》，第26页。黑体是引者所标。
[49] 康有为在《〈孟子〉微》中称：“愚谓生人皆同胞同与，只有均爱，本无厚薄。爱之之法，道在平均。虽天之生人，智愚强弱之殊，质类不齐，竞争自出，强胜弱败，物争而天自择之，安能得平？然不平者天造之，平均者圣人调之。故凡百制度礼义，皆以趋于平而后止，而平之为法，当重民食为先。”（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420页；这段注文在《康有为手稿·六·〈孟子〉微稿》中不存，有可能是原文缺失）又称：“此明仁、不仁之敌、不敌。人道竞争，强胜弱败，天之理也。惟太平世，则不言强力，而言公理。言公理，则尚德尚贤。然而文王以百里而兴，纣以天下而亡，则仁最强，不仁为最弱矣。”（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448页；《康有为手稿·六·〈孟子〉微稿》，第31页）黑体是引者所标。
[50] 《〈中庸〉注·叙》于1913年在《不忍》杂志上刊出，称言：“孔子生二千四百五十一年，康有为避地于槟榔屿英总督署之明夷阁……”“光绪二十七年辛丑春二月，康有为叙。”查康有为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从新加坡移居槟榔屿，此处的“孔子生二千四百五十一年”，似指光绪二十七年，这与《康有为手稿·六·〈孟子〉微稿》中所记“礼运注”的时间是一致的，但为何能如此之快即可成书，且同时在进行《〈礼运〉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等书的著述，我尚难以解释。该书于1916年由上海广智书局刊印单行本。
[51] 《〈中庸〉注》，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387页。黑体为引者所标。
[52] 康有为在《〈中庸〉注》中称：“三十年为一世，百世则三千也。孔子发明据乱、小康之制多，而太平、大同之制少。盖委曲随时，出于拨乱也。孔子之时，世尚多稚，如养婴儿者，不能遽待以成人，而骤离于襁褓。据乱之制，孔子之不得已也。然太平之法，大同之道，固预为灿陈，但生非其时，有志未逮耳。进化之理，有一定之轨道，不能超度。既至其时，自当变通。故三世之法、三统之道各异，苦衷可见，但在救时。孔子知三千年后必有圣人复作，发挥大同之新教者。”（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388页）黑体是引者所标。
[53] 《〈中庸〉注》，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389—390页。黑体为引者所标。“巫来由”（Melayu），巫人，马来人，康有为曾作短文《巫来由记》（见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214页）；“吉宁”（Kling），在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处居住的南印度移民；“烟剪人”，似为印第安人（Indian）。“波斯”，今伊朗。
[54] 康有为在《〈中庸〉注》中称：“圣人含元吐精，本无量实热之诚，而大发其光力，以运持世宙，照临下土，无所收缩，尽其性也。明德既明，民皆维新，自进化于文明，尽人性也。”（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382页）又称：“……故德性则履中和之极，蹈规矩之常。学问则发人道之中，顺天理之正。庶几道中庸矣。然天人进化，无有穷尽，不可守旧以自安。凡已过之故迹，可温寻考验，以证其得失。凡未著之新理，可深思力索，以知其变通。夫故者，大地千万年之陈迹，不温寻之，则不知进化之由，虽欲维新而恐误。新者，万物无穷尽之至理，不考知之，无以为进化之法，虽能胜古而亦愚。孔子甚爱古迹，尤好新法。”（同上书，第386页）又称：“《易》道阴阳，言天地之道，万物之理，消息之微，死生之故，变通进化之故，尤为微妙。”（同上书，第391页）以上，黑体皆引者所标。
[55] 《〈中庸〉注》，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376—377页。黑体为引者所标。
[56] 《中庸》中这一段话全文为：“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其意为：有大德的人必得厚报，必受命。康有为分成四段来注释，此处所录是第三段。其第一、二段多谈大德。其第四段，即“嘉乐君子”，康有为注：“宪，可法也。凡物种之克存而繁植，必其与人地时世相宜者。政教之先成而光大，必其与民人相宜者。凡物之得失难言，而宜不宜易见，孔子故郑重于一宜。宜则绝无阻碍，人咸应之，天则保佑之，而降以非常之命，使为人物之主也。大德者，积之累世，至仁如天，大智如神。故受此报，受天命以降生，而为圣人天子也。大德亦多等差，各视其高下浅深，以为受报受命之禄名轻重而已，孔子以为决之于天焉。”（《〈中庸〉注》，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377页）由此可见康有为的完整思想。
[57] 《康有为手稿·四·〈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大象出版社，2014年）上册，录有康有为亲笔的题记：“孔子二千四百五十一年，即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夏六月二十三日成书于槟榔屿英督署之大庇阁。自庚子朔冬至始著，至是凡阅七月有二十三日，共一百九十七日书成。更生。”“矻矻膏焚二百日，茫茫笔削三千年。大义微言掇十一，幸留口说演心传。执器西行曾有梦，抱书东走竟遭焚。太平大道天难丧，蒙难出幽续此文。题写二诗记之。七月二十三日灯下。”（见该书第1页，该两诗文字与现传本稍有差异）光绪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即1901年8月7日，由此可见该书的写作与完成时间。影印的手稿本是现存的最初版本，该书于1917年刊行。姜义华等人称：“……但书中述及1904年‘亲历’法国情形，及1911年袁世凯迫清帝退位之事，知全书写成后十余年中续有增补。”（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6集，第2页）又，徐致靖为该书作《序》称：“是书水坏于桂林风洞之景风阁，火烧于日本横滨之《清议报》，蒙难居夷，复竭心力补成之。曩所著之《春秋邮》十卷，戊戌之难，失于上海大同书局。”（《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第8册，第2页）徐致靖所言，可能闻之于康有为。
[58] 《康有为手稿·三·〈论语〉注稿》（大象出版社，2014）录有康有为当时所写的序言，称言：“孔子生二千四百五十二年，即光绪二十八年春三月十七日康有为序于印度哲孟雄国之大吉岭。”（第120页）由此可见该书的完成时间。影印的手稿本是现存的最初版本。该书于1917年刊行，该刊本有康有为自题文字：“孔子二千四百六十八年丁巳秋校刊于京师美使馆美森院，蒙难居幽时。更甡。”“丁巳”为1917年，是康有为参预“张勋复辟”失败后避居美国公使馆。姜义华等人称：“……但此后屡有增订，全书撰毕当不早于1915年。”（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6集，第376页）这是值得重视的判断。又，《〈论语〉注》序言于1913年在《不忍》杂志刊出时，称“孔子生二千四百五十三年，即光绪二十八年癸卯春三月十七日，康有为序于哲孟雄国之大吉岭大吉山馆。”对照原稿，“孔子生二千四百五十三年”，“三”字看起来很像是“二”所误，“癸卯”为光绪二十九年（1903），当是康有为后来的添加，误。
[59] 《〈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6集，第310页。黑体是引者所标。而这一段注文对应的经文是：（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这是孔子《春秋》的最后一句话，《公羊传》称：“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非中国之兽也。然则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则微者也，曷为以狩言之？大之也。曷为大之？为获麟大之也。曷为为获麟大之？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麇而角者。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康有为这段注文，也是对《春秋》从隐公到哀公全文的总结性的评论。又，《康有为手稿·四·〈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是一个残本，只到文公十二年，这一段注文不存。
[60] 《〈论语〉注》，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6集，第393页；《康有为手稿·三·〈论语〉注稿》（大象出版社，2014），第21—22页。黑体是引者所标。而这一段注文对应的经文是：“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问政》）
[61] 《〈论语〉注》，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6集，第395页；《康有为手稿·三·〈论语〉注稿》，第24页。黑体是引者所标。而这一段注文对应的经文是：“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康有为在注文中加以发挥。
[62] 康有为于1904年参观英国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作《英国监布烈住大学华文总教习斋路士会见记》，称言：“……知吾国教最文明、最精深，然后吾种贵；知吾国产有教主，道最中庸、最博大、最进化、最宜于今世，可大行于欧美全地，莫不尊亲，然后吾种贵；知吾国有最盛美之教，有神明圣王之教主，我全国及各教宜尊奉之，庶将来使大地效之拜之，如欧人之尊敬耶稣然，然后吾种贵。”（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8集，第36页，黑体是引者所标）康在周游各国之后，继续宣称孔子的学说是“最进化”，“可大行于欧美全地”。“监布烈住”，Cambridge，剑桥。“华文总教习”，汉学教授。“斋路士”，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翟理思（又作翟理斯），是剑桥大学第二任汉学教授。
[63] 《〈论语〉注》，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6集，第411页。黑体是引者所标。又，“子赣”，即子贡，端木赐。
[64] 《康有为手稿·三·〈论语〉注稿》，第47页。
[65] 《〈论语〉注》，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6集，第395—396页。黑体是引者所标。引文中“揖让而升者……”“恭逊不与人争……”两句，是朱熹的注语。
[66] 《康有为手稿·三·〈论语〉注稿》，第25—26页。
[67] 《南海康先生传》，《清议报》第100册，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中华书局影印本，第6册，第6319页。
[68] 相关的研究，可参阅狭间直树：《〈新民说〉略论》，见狭间直树主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68—94页；狭间直树：《东亚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启超》，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可参看其中第三讲“梁启超思想的独立”及张勇的评论，见该书第47—67、264—276页；李浴洋：《梁启超对康有为“大同学说”的选择与叙述》，《励耘学刊》2013年第1期。
[69] 《南海康先生传》，《清议报》第100册，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中华书局影印本，第6册，第6320、6334页。“桑士蒙”，似为圣西门（Claude-Henri de Rouvroy，Comte de Saint-Simon，1760—1825）；“康德”，似为孔德（Isidore Marie Auguste Francois Xavier Comte，1798—1857）。两人皆是法国思想家。
[70] 梁启超在该传记中称康有为之宗教：“先生者，孔教之马丁·路得也，其所以发明孔子之道者，不一而足。约其大纲，则有六义：一、孔教者，进步主义，非保守主义。二、孔教者，兼爱主义，非独善主义。三、孔教者，世界主义，非国别主义。四、孔教者，平等主义，非督制主义。五、孔教者，强立主义，非巽懦主义。六、孔教者，重魂主义，非爱身主义。”［《南海康先生传》，《清议报》第100册，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中华书局影印本，第6册，第6311—6312页］相同的言论还很多，不再一一举例。
[71] 《南海康先生传》，《清议报》第100册，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中华书局影印本，第6册，第6311页。
[72]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民丛报》第三年第十号（原第58号），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初一日，中华书局影印本，2008年，第9册，第8009—8010页。又见于《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版，第1册，文集之七，第99页。
[73] 康有为在《英国游记》中称是“九月四日，游生物史院”，但不知是阳历还是阴历。康习惯用阴历，但若如此，必随身携带手册，才能换算。而阴历“九月四日”为10月12日。康又称“生物史院，英音曰呢虎希士拖利”，从其发音和描述来看，应是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即自然历史博物馆。（《英国游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8集，第21页）该馆位于伦敦海德公园之南的克伦威尔路，是一处世界著名的博物馆。
[74] 《英国游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8集，第23页。
[75] 这一段话，又见于《列子·天瑞篇》，文字有相异之处。然《列子》一直被疑为伪书。
[76] 如果从更早的时间来看，光绪二十二年，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时，涉及生物发展的历史，称言：“……有热而后生，学者极热，则可以生生矣。凡有湿则能生，故石上无土亦可生苔。生物始于苔，动物始于介类，珊瑚即小虫所出。花刚石火山结成也，小虫石与土质相类。虫类为生物最始者，故其愚与草木等。草木与人相去不远，观其骨节可知。人与禽兽之相近更不待言，不过有竖立横行之别耳。倒生最愚，横生始有知觉。立生者则有灵魂。新金山猴子、猩猩之类，能结屋高至丈余。虫变化多，然愚矣。凡智物则不能有变化，造化之技亦止于此矣……”“太极以前，无得而言。日火质爆而为地……高而上者成花刚石，下而底者成江海。地震必于赤道之间者，其处有隙，火气所凝从此出……海之所生，蚧为最先。苔为生物之始。孔子作《易》，至变而极……地下五十里煤之下，有大兽骨及蚧类。荒古以前生草木，远古生鸟兽，近古生人。人类之生，未过五千年……”（《万木草堂口说》，楼宇烈整理：《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第76—77、84—85页）由此可见康的知识程度。康的知识除来源于《庄子》等中国传统文献外，自我观察、传闻和传教士输入的知识，也是其思想资料来源，皆未涉及进化论。进一步的叙述与分析，可参见本书下编第五章“戊戌时期康有为的‘洪水说’‘地顶说’‘地运说’”。
[77] “兼弱攻昧，取乱侮亡”，典出于《尚书·仲虺之诰》，属梅赜《古文尚书》。康有为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一月《上清帝第五书》，以“兼弱攻昧”为立意，呼唤变法。（《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第106—114页）“弱肉强食”典出于韩愈《送浮屠文畅师序》。康有为于光绪二十四年进呈《波兰分灭记》，以“弱肉强食”为立意，指出不变法之害。（《波兰分灭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4集，第395—423页）
[78] 《泰西以竞争为进化让义几废》，《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第319—320页。该书的编者将该文的撰写时间标记为“1902年”，但没有说明其根据。
[79] 康有为该文发表于1913年2月的《不忍》杂志第1期。《康有为全集》第9集录此文，文后有两跋，前一跋记“壬子（1912）冬十二月”，称“此文已属草逾半岁”；后一跋记“癸丑（1913）四月”，称“此文至今周岁矣”；查《不忍》杂志第1期，并无后一跋记，《全集》编者似录自《不忍杂志汇编初集》（上海书局石印，1914）。
[80] 《中华救国论》，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9集，第310—311、327页。黑体为引者所标。“勃拉斯”，Lord James Bryce，现译詹姆斯·布赖斯。英国法学家、政治学家，牛津大学教授，曾任英国驻美国公使。著有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由杨恩湛等人译为《平民政治》，由商务印书馆于1912年出版，在当时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康此处的引用，即是该书。康还在其他文章中多次引用该书。
[81] 《中华救国论》，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9集，第327页。
[82] 《开封演讲辞》，1923年4月，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1集，第238—239页。黑体是引者所标。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克斯黎”，康有为济南演讲中称“法国克斯黎”，在西安演讲中称“克斯黎”，在保定河北大学演讲中称“赫胥黎”，在给韩国学者的信中再称“赫胥黎”，多处对照比较，应是赫胥黎。赫胥黎的英文姓氏为Huxley。庄帆告：“此处‘克斯黎’应是以粤语音译，‘克’字粤语音‘hak’，与Huxley相对应。”至于“近有通博之学者，久游欧洲，昔甚反攻孔子者，今亦改而尊崇孔子”一句之所指，王应宪认为是梁启超，我考虑到康、梁关系，还不能确认。
[83] 康有为在济南说：“孔子圣之时，礼有三统，《春秋》有三世，宫室有七十二牖、三十六户，色有赤、白、黑，穷则变，变则通。《春秋》成则人民平等，有国则有争。前美总统威尔逊，乃吾旧交，当欧战敉平时，盛唱国际同盟。吾曾致函，请其设公地公会，惜其轻于出留欧时久，诸事变易。凡人饮食起居，各有其时。孔子之道，条理万千，道不可须臾离，可离非道故也。法国克斯黎天演优胜劣败之论，行之已极，徒得大战之祸。于是知前人学说之未善，各国博士乃求之孔子之道，觉其人道切于人用，乃日渐尊崇之。吾尝见严复之书札曰：静观欧洲三百年之文明，只重物质，然所得不过杀人利己、寡廉鲜耻而已。回思孔子之道，真觉量同天地，泽被寰区。此非仆一人之私言，乃欧美学者之公论也。此亦可见公理之所在。”（《济南演讲辞》，1923年6月，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1集，第249页。黑体是引者所标。）康在西安又说：“孔子圆通无碍，随时变通，无所不有，无可议者也。今之新学，自欧美人归者，得外国一二学说，辄敢妄议孔子。岂知欧战之后，欧美人于边沁功利之说、克斯黎天演优胜劣败之论，行之已极，徒得大战之祸，死人千余万，财力皆竭，于是自知前人学说之未善。各国博士乃求于孔子之道，觉其仁道切于人用，乃日渐尊崇之。若今克鲁泡金之言互助，非孔子之仁乎？仁以二人为仁，非互助而何？杜威言发表自性，孔子言尽其性，尽人之性。如阿柏格森言，天只有□，非孔子言‘天行健’乎？吾尝见严复之书札曰：观欧洲三百年之文明，只重物质，然所得不过杀人利己、寡廉鲜耻而已。回思孔子之道，真觉量同天地，泽被寰区。此非仆一人之私言，乃欧美学者之公言也。严又陵亦欧洲学者，翻译欧洲学说甚多，且旧归心基督教者，然晚年其论如此。又近有通博之学者，久游欧洲，昔甚反攻孔子，今亦改而尊从孔子，亦可知真理之不可破矣。”（《长安讲演录》，1923年11月15日，同上书，第278页。）还须注意的是，康有为在保定河北大学的演讲：“今俄克鲁泡金所言互助学说，即孔子之言仁。仁从二人，非互助而何？又如杜威所言之自由，则孔子‘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尽其性，即杜威力言自由。赫胥黎《天演论》言优胜劣败之说，即《中庸》所谓‘栽者培之，倾者覆之’。《春秋》三世，《礼运》小康、大同，各有分别。盖孔子之教无所不有，虽欲攻之，无从而攻之；既无从而攻之，则当学之法之。周公曰：‘文王我师也’。‘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伊尹曰：予先民之先觉者也，非予觉之而谁觉也？有此志向，则孔子人人可学，圣贤豪杰人人可为。”（《保定河北大学演讲辞》，1923年4月，同上书，第241页。）康没有直接否定“天演优胜劣败”说，而是说明赫胥黎与孔子学说之间的相同性。
[84] 康有为称：“彼欧人者，向溺于边沁功利之说，赫胥黎天演优胜劣败之义。乃自德战死人千万，惨伤满目，乃知其欧美学说之不足。而求之万国，惟有孔子仁让之说，足以救之。故近者欧美大尊孔学，此亦见圣道之至，所谓然日章，凡有血气，莫不尊亲也。”（《答培山儒会书》，1923年9月6日，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1集，第263页。黑体是引者所标。该信又见于同上书，第12集，第533页）
[85] 1900年，康有为应邱菽园之邀，居新加坡。他曾有一诗，题曰：《菽园以书告译〈天演论〉者得奇女子慕而嫁之，亡人闻之，忘其忧患，以国事郁郁久矣，今日轩渠，可愈肝疾，写寄观天演斋主邱菽园》，诗曰：“我生思想皆天演，颇妒严平先译之。亿劫死心沉大海，老夫春气著花枝。”（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2集，第204页。黑体是引者所标）又，康在原题下，稿本有注文：“事涉游戏，未知真否。不忍削去，留为佳话”；即严复是否因译《天演论》而得奇女子一事，“未知真否”。这是他第一次正式认同“天演”，但认为他的思想与严复相同，是同时进行的。大约与此相近之期，康有为作《勤王乱匪辨》和《与张之洞书》，前者称：“……又其次为督办天津水师学堂直隶候补道之严复，昔者皇上召见嘉奖之人，译著《天演论》之哲学士也。”（《万木草堂遗稿》，第30页）后者称：“……所拿之严复者，乃直隶道为天津水师学堂督办，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314页）康得到的消息并不确，严复并未被捉拿，仍可见其对严的赞赏。1917年，康有为致严复信中称：“侧仰声闻久矣。每读大著，兼贯中外，深入人心。天演心藏所蕴于腹中而相与欲言者，久以声气之应求，竟道途之相局，我思劳积，相望如何。”（《谢严又陵赠寿诗书》，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0集，第368页）1920年，康有为《上徐世昌书》，亦请严复指正。（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1集，第141页）1923年，康有为在演讲中批评“天演优胜劣败之论”，仍称赞严复的书札和晚年学术，以示区分。由此可见，自1900年之后，康对严的评价一直是正面的。
[86] 《大同书》的成书年代的讨论文章极多，主要有：汤志钧：《关于康有为的〈大同书〉》，《文史哲》1957年第1期；《〈大同书〉手稿及其成书年代》，《文物》1980年第7期；《再论〈大同书〉的成书年代及其评价》，《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李泽厚：《〈大同书〉的评价问题与写作年代——答汤志钧先生》；《文史哲》1957年第9期。张玉田：《关于〈大同书〉的写作过程及其内容发展变化的探讨——兼与李泽厚、汤志钧二位先生讨论关于〈大同书〉的估价问题》，《文史哲》1959年第9期。方志钦：《关于〈大同书〉的成书年代问题——与汤志钧同志商榷》，《学术研究》1963年第6期。何哲：《〈大同书〉的成书年代及其思想实质》，《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3期。林克光：《〈大同书〉的写作过程初探——〈大同书手稿及其成书年代〉质疑》，《福建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4期。朱仲岳：《〈大同书〉手稿南北合璧及著书年代》，《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康有为〈大同书〉成书年代的新发现》，《文物》1999年第3期。朱维铮：《从〈实理公法全书〉到〈大同书〉》，见《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该文写于1991年）。宋德华：《犬养毅题记与〈大同书〉手稿写作年代辨析》，《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房德邻：《〈大同书〉起稿时间考——兼论康有为早期大同思想》，《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马洪林：《关于康有为著〈大同书〉“倒填年月”的商榷》，《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0期。又，汤志钧的部分论文辑入《康有为与戊戌变法》（中华书局，1984年）。
[87] 2014年12月，大象出版社出版《康有为手稿》，以高精度扫描、四色原寸印刷，极为精美、清楚。该《手稿》包括《大同书》《〈礼运〉注》《〈孟子〉微》《〈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论语〉注》《诗稿》六种八册。观此，《大同书》的用纸与字体似有异，很可能是不同时期所写所添加。我对汤志钧在《〈大同书〉手稿及其成书年代》（《文物》1980年第7期）一文中所称“《大同书》手稿为康有为在1901—1902年间所撰，还可以从稿本装帧、笔迹、纸色等方面得到证明”等言，多有同感，但该书手稿本是否为光绪二十八年（1902）即已完成，我仍有保留。
[88] 朱维铮：《从〈实理公法全书〉到〈大同书〉》，见《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第242—243页。
[89] 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2页。
[90] 汤志钧：《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与〈大同书〉》，第93页。“辛丑、壬寅间”是梁启超在康有为《〈大同书〉成题词》之后所作的按语，见梁启超手抄《南海先生诗集》，上海广智书局，辛亥年（1911）。
[91] 《大同书》，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5、128—129页；《康有为手稿·一·大同书稿》，大象出版社，2014年，上册，第4页，下册，第267页。黑体为引者所标。
[92] 康有为离开印度大吉岭后，周游各国，写了一大批游记，在游记中亦大量使用“进化”一词。可参见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遗稿·列国游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93] 《大同书》，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44—45页；《康有为手稿·一·大同书稿》，上册，第87—88页。黑体是引者所标。
[94] 加藤弘之（1836—1916），日本政治学家，曾任东京帝国大学总长、日本学士会会长。早年信奉“天赋人权说”，接受进化论后，成为重要的国家主义者——先后著有《人権新説》，谷山楼（東京），1882年；《強者の権利の競争》，哲学書院（東京），1893年；《道徳法律之進歩》，敬業社（東京），1894年；《道徳法律進化の理》，博文館（東京），1900年；《進化学より観察したる日露の運命》（由进化学观察日俄之命运），博文館（東京），1904年；《自然界の矛盾と進化》（自然界之矛盾与进化），金港堂（東京），1906年。他的思想影响了梁启超。相关的研究，可参见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五章：日本国家主义思潮与梁启超。
[95] 《大同书》，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51页；《康有为手稿·一·大同书稿》，上册，第103页。黑体是引者所标。
[96] 换纸的部分，从“人类平等进化表”开始，至“其不可行者，虽欲行之，不能”结束，即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48—52页。
[97] 《大同书》，《康有为全集》，姜义华、张荣华编校：第7集，第155页；《康有为手稿·一·大同书稿》，下册，第320—321页。黑体是引者所标。
[98] 《〈孟子〉微》，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448页；《康有为手稿·六·〈孟子〉微稿》，第31页。
[99] 《〈论语〉注》，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6集，第411、395—396页；《康有为手稿·三·〈论语〉注稿》，第47、25—26页。
[100] 《大同书》，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183页；《康有为手稿·一·大同书稿》，下册，第380—381页。黑体是引者所标。
[101] 《大同书》，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188页；《康有为手稿·一·大同书稿》，下册，第400页。黑体是引者所标。
[102] 康有为在该书《神圣仙佛之苦》一节中写道：“……故吾之言大同也，非徒救血肉之凡民，亦以救神圣仙佛舍身救度之苦焉。盖孔子无所用其周流削迹绝粮，耶稣无所用其钉十字架，索格拉底无待下狱，佛无待苦行出家，摩诃末无待其万死征伐，令诸圣皆优游大乐，岂不羡哉！”（《大同书》，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25页；《康有为手稿·一·大同书稿》，上册，第42页）言词中颇有众神平等之意，不再专尊孔子了。
[103] 《大同书》，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188页；《康有为手稿·一·大同书稿》，下册，第4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