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功篇》
《民功篇》是康有为生前没有发表的著作，是康有为次女康同璧的家藏，抄本，由蒋贵麟首刊于《万木草堂遗稿外编》。[52]从其内容来看，当属其早期作品，与撰写《教学通义》大约为同一时期，或稍晚一些，很可能为光绪十三年（1887）。此后康又有增改。[53]
在《民功篇》中，康有为根据当时已编和未编的史料，摘录了中国早期文献中关于伏羲、燧人、女娲、神农、黄帝、颛顼、尧、舜、禹等人的事功记载，并加以按语，以说明自己的观念。似未完稿。[54]他认为，中国的早期历史是从蛮荒走向文明的过程（这与《教学通义》中的说法稍有不同），在此过程中，有功于民的统治者，建立起文明的秩序，同时也建立起自己的统治。他称言：
三朝六纪，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覆前而不能覆后，卧之
，起之吁吁，饥即求食，饱即弃余，茹毛饮血，而衣皮羽。于是，伏羲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画八卦，以治天下。天下伏而化之，故谓之伏羲也。
……伏羲以前，皆野合野生，无宗族之叙；伏羲以后，则宗族立而礼义起矣……伏羲为风姓，此后宗谱必兴矣，但尊男抑女不审始于何王。考伏羲之后，继以女娲，其以圣女王天下无疑。[55]
今天的人们已具有人类学、考古学之知识，看到康的这些说法，自然感到肤浅；然对康而言，却是在思考君主制的起源，思考君主与人民的关系。他又称言：
凡古王者皆有功于民，以为民主，以嬗鸣号，惟神农功至大，迹至奇。凡民患无食，悉材用器贿不备悉疾病。神农备民材用，备民疾病，一身为帝、为农、为工、为商、为医，于是为神。
人道求美，人道求乐。宫室舟车、衣服文字、历数伎乐、什器礼治，皆以乐民。宫室舟车、衣服文字、历数伎乐、什器礼治，皆创于黄帝。其佐臣皆神灵，统一中国自黄帝。中国有人民四千年，皆用黄帝制度，乐利实万王民功之魁。[56]
以今天的历史知识而论，康的见解无疑是错误的，从蛮荒走向文明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绝非神农、黄帝之功；但康在此所思考的，却是统治者合法性的理由，即“有功于民”方可以成为“民主”（民之主）。他还认为，黄帝之时，“并帝者数人，分国者万土”，即天下分为众多国家，黄帝“以舟车、文字创出”，致使“万国合于一统”。[57]黄帝个人创造的文明是中国走向统一的原因。正是如此，当时君臣之间，礼仪甚为简单，没有一道鸿沟，上朝之时，只是区分南北而已，“君南面而立，臣北面而朝之；臣北面而拜，君答拜之”；“此所以下情罔伏，无有郁愆闭阏之患，唐、虞所以致治也。垂及商、周，此义未忘。”[58]沿着这一条思路，康继续思索统治权的继承：
官天下者，以天下为公器，惟贤是择。少昊之后，无足嗣帝位者，而颛顼有至德。颛顼之后，无足嗣帝位者，而喾有至德。有至德者登大位，以其贤也，非以其亲也。故近不嫌于传子，黄帝、少昊是已；外不妨于异姓，尧、舜是也。
尧之任舜，以孝举之，知之于桑阴之顷，即引以帝□之亲，其在今官制，立授礼部尚书为军机大臣兼总署大臣出办开垦事。[59]
康有为从“民功”的角度，对君主世袭制进行了批判。圣君选“德”择“贤”以继位，标准乃是“民功”，即有功于民。康认为，古代有功于民者得之高位，得以民尊，而到了秦代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以“军功”进封，“以杀人为得爵之质，此盗贼夷狄之行也”，此后两千年“军功”大兴。“军功”盛而“民功”绝。那些由“军功”而得大封赏者，“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60]
《民功篇》是康有为早期的重要著作，对他后来的思想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一，引用古典、另加按语的方式，成为他后来著述的主要方式之一，《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等重要著述，皆用此体例。其二，他对古代历史从蛮荒走向文明的认识，影响了他的历史观，形成了他的“疑古”观念。他此时虽仍然还在歌颂远古时代，由此出发，很容易对“三代圣迹”发生怀疑，而这些又是“孔子改制说”的基础。[61]他对历史的观察与思考中，也隐隐得出了变法的结论。[62]其三，他对君主权力来源的考察，对君主专制的怀疑，与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有相似之处，与他后来的“大同三世说”的萌生也有很大的关系。
此外，康有为还认为：“尊君抑臣”是秦朝大变先王之制；然在汉朝，“皇帝见丞相坐为之起，乘车为之下舆”；隋、唐“君臣犹得共坐以谋事”；宋朝“犹得立侍，故宋大臣多能力争天子之庭”；到了元代之后再大变，“群臣皆长诡（跪）白事。于是臣下见上，战慄畏谨，不敢一言，有对而无论，有唯而无议。大臣如是，小臣可知，于是下情大有壅隔之患”。[63]从这一思想出发，康一直谋求建立君臣共商的政治制度。他在《上清帝第一书》《第二书》《第三书》中的“通下情”，在《第四书》中“辟馆顾问”，皆言及于此；到了戊戌变法时期，要求建立设在宫中的“制度局”。（后将详述）
康有为此时对清朝本身尚无推翻之志，在《民功篇》中称：
我朝圣祖仁皇帝（康熙帝玄烨），神武睿知，以尧、舜之圣德，兼周公之才艺，若变法图治，可以驾乎三代之上。而当时大臣无风后、力牧之神灵，亦无稷、契、伊、周之才气，仅有庸佞之李光地托身义理者，立于其间。其心思非有负荷罪生迫切之念，其常识非有开辟宇宙恢廓之量，媕婀于身家爵位之私，步趋于宋儒时下之见，灶下之婢，穷乡之学，井中之蛙，床下之木，卑污愚陋，岂足与论生民所托命哉？有君无臣，自古所叹。嗟夫！[64]
《民功篇》一文，康并未准备发表，如此颂圣，自是他心中之言。他所哀叹者，仅是未有合适的辅臣，即“有君无臣”。这里面或许也有隐隐的自我期许？[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