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文举、何树龄、孔昭焱、陈继俨的言说

韩文举、何树龄、孔昭焱、陈继俨的言说

除了前述徐勤、刘桢麟、王觉任、黎祖健、欧榘甲、麦孟华六人外,康门弟子还有韩文举、何树龄、孔昭焱、陈继俨四人在《知新报》上发表政论文章。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很少提到“大同三世说”,或者是干脆不提。

韩文举(1864—1944),字树园,广东番禺人。光绪十七年(1891年)就学于康有为,是“长兴里十大弟子之一”,亦在康门内被称为“乘参”。曾任《新学伪经考》初校。《知新报》创办后,任撰述。后又随梁启超去长沙,是湖南时务学堂分教习之一。[56]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逃亡日本后,韩亦随侍。康在东京著《我史》(《康南海自编年谱》),一度手累,由其口授,命韩代为笔录,一晚上录十页,可见韩对其师的思想比较了解。[57]

韩文举在《知新报》上发表了《万国公政说》《国朝六大可惜论》《治始于乡说》《推广中西义学说》《童蒙艺塾说》,涉及的改革内容诸多,但不见“大同三世说”。[58]很可能他的政论文章多涉及教育,由此往聘于湖南时务学堂任教。然他在给学生作批语时,言“改制”,罕言“大同”“太平”,这与梁启超大不相同。

何树龄(1868—1908),字易一,广东三水人,早年就读于康有为,是其最早的弟子。[59]光绪二十一年秋,康有为在上海办《强学报》,调何树龄、徐勤北上助编。《知新报》创办后,任撰述。戊戌政变后,康有为从香港逃亡日本,何是随行弟子之一。[60]值得注意的是,何与孙中山一派亦有关系。[61]

何树龄在《知新报》上共发表了《爱同类说》《论今之时局与战国大异》《论实学》三篇政论文。[62]其中言及“大同三世说”者,为《论今之时局与战国大异》。

《论今之时局与战国大异》刊于《知新报》第12册,所论称:“昔战国之政,出自君王。今欧洲之权,在于议院。君民之趋向不同,而古今之世变遂悬殊矣”;又称“今则议政之局,谋及庶人,辩难周详,集思广益”。何树龄由此说明当下时局与战国时期相比有八项差别,其论据大多由欧、美、日本的政经制度中引申出,最后的结论是:

既有八异,经世者当翻然改图矣。不可自私,惧刺客之众多也。不可自尊,惧公法之摈斥也。敬教劝学,惧为荒岛野国也。舍己从人,惧为独夫民贼也。俯就舆情,避亚力山德第二之覆辙也。任言民政,散梯能欹邻尔之乱党也。大同之运方长,“域民不以封疆之界”也。息争之会可成,“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也。凡此数端,已露萌芽,培而植之,易为力耳。舍地球之善士而不为,而欲为战国

之良臣,其不为子舆氏所痛诋者几希。[63]

何树龄没有谈三世的递进,而是直接言大同,这是他倾向革命的政治态度之所致。光绪二十一年(1895),他给康有为的信称:“先生为何等人,贪污佞谄断不可避。注意大同国,勿注意大浊国,以大浊国为开笔衬笔可耳(知其不可尚为之耶)……大浊国必将大乱,为人所瓜分……”[64]

孔昭焱(1883?—1943),字希白、希伯,贡生,广东南海人,光绪二十一年就学于康有为。[65]光绪二十二年致信康有为,以家中迫其习举业为由,希望能去上海,在《时务报》馆做事。[66]《知新报》创办后,从第3册开始,列他为撰述。孔昭焱在《知新报》上共发表《论中国变法之害》《改官制莫先于翰林院始》两文,未涉及“大同三世说”。[67]

陈继俨,字仪侃,广东南海人,早年就学于康有为。《知新报》成立后,任撰述。[68]陈继俨在《知新报》上发表了《论粤人不知变之失计》《论自强军逃亡》《忧教说》《前明科举说》《论中国今日联欧亚各国不如联美国之善》《〈保教末议〉自叙》《论德国人据胶州湾》《军机处会同兵部〈议复武备特科折〉书后》《论中国拘迂之儒不足以言守旧》《说丕但》《伸民权即以尊国体说》《中国不可开议院说》《整顿刑狱私议》十三篇政论文章,另有《南海九十六乡倡办不缠足会叙》。[69]他在《知新报》刊文数量仅次于刘桢麟,是该报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之后的主要写手。其中稍稍涉及“大同三世说”的,为《论德人据胶州湾》。

《论德人据胶州湾》刊于《知新报》第44册,所论是反对当地人激烈的反教行为,以送借口给德国而采取军事手段,称言:“德人之取胶州也,非有爱于彼教也,将以自利也;华人之杀教民也,非有爱于其国也,实以自亡也。”陈继俨在此文引“大同三世说”为论据,以反对“尊中国而攘夷狄”之说:

且今之攘臂奋腕、嚣然自大、疾欧西之人,如复“九世之仇”者,试叩其故,则罔不曰:吾将以“尊中国而攘夷狄”也。夫攘夷之说,起于宋世,而托始于《春秋》,顾吾尝闻之《春秋》矣。《春秋》立三世之义,以治万国而范万世,其言曰:据乱之世,内其国而外诸夏;升平之世,内诸夏而外夷狄;太平之世,远近大小若一。其内外之者,盖将以先后之也,非直有所好恶于其间也,又乌得而攘之。且其所谓夷狄也,以其有夷狄之行,不以其有夷狄之名。[70]

按照何休的说法,“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即到了不分诸夏与夷狄的“天下远近大小若一”。这正是“大同三世说”的重要论据。陈继俨与何树龄一样,只提了一次“大同三世说”,且也没有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