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体”“用”说

最能反映康有为这一时期（光绪十六年至二十四年，成熟期）中、西学思想关系的，是他给广东大儒朱一新的信。

光绪十六年（1890）年底，朱一新读到《新学伪经考》书稿及康门弟子《日记》，进而劝诫康有为。两人之间展开了一场思想交锋，现存康有为信件五通、朱一新信件五通。^[29]其中光绪十七年夏末秋初，康有为致朱一新第四函，言及中、西学术，称言：

足下阅门人课部有谈西学者，遂谓仆欲嬗宋学而兴西学，且援观人于微之义，谓仆取释氏之权实互用，意谓阳尊孔子，阴祖耶苏耶？是何言欤！马舌牛头，何其相接之不伦也！不待自省，相去乖绝，虽正敬足下，此说实在不辨之例。然足下君子人也，求之今日，何可复得，且相交未久，未能相知，而世间或有其人耳。且辱足下之爱，不可不揭露一二，以晓足下，故复为书，不复拘文牵义，冒触而略吐其愚。窃以足下不独不知仆，且不知西人，并未尝精意穷经，于孔子之道之大，未能知之也。

……诚如足下所谓六经之道，日用所共由，如火不可缺。仆即欲叛而逃之，则行遍地球，亦如足下所谓未闻者，有所谓新奇者，如足下谓彼族无伦理，而自有义理，以为其制度，此则真所谓新奇。然西人无之，地球内无之，不知足下何所指也。考之西俗既如此，则谓仆为变义理，仆将以何变之哉？若将从其教，则彼《新约》《旧约》之浅鄙诞妄，去佛尚远，何况六经之精微深博乎？其最大义，为矫诬上天，以布命于下，亦我六经之余说，非有异论也。即使仆能悖谬，其如仆颇能穷理何？故知西人学艺，与其教绝不相蒙也。以西人之学艺政制，以孔子之学，非徒绝不相碍，而且国势既强，教藉以昌也。（原注：彼国教自教，学艺政制自学艺政制，亦绝不相蒙，譬之金元入中，何损于孔子乎？）方今四海困穷，国势微弱，仆故采用其长，门人问者，亦以告之。后生读书无多，不得其根本节目，不大斥之，则大誉之。经屡批斥，或加勒帛，且颇禁读之。缘学者不知西学，则愚暗而不达时变；稍知西学，则尊奉太过，而化为西人。故仆以为必有宋学义理之体，而讲西学政艺之用，然后收其用也。故仆课门人，以身心义理为先，择其将成学，然后许其读西书也。然此为当时也，非仆今学也。^[30]

以上我摘录的引文较长，以避免断章取义。前一段引文，朱一新怀疑康有为“欲嬗宋学而兴西学”，认为康“阳尊孔子，阴祖耶苏”；康用“马舌牛头”强烈之词来自辩，称朱不了解康，不了解“西人”，甚至不了解“孔子之道之大”。中间我未加引用的一长段话，康说明西学与中学并无根本之矛盾，且事势已有变化，西学亦有其用处。后一段引文，康先说明自己并无叛“六经”之可能性，称基督教不如佛教，更不如“六经”；康再说明“方今四海困穷，国势微弱”，他由此而“采用”西学“其长”——对门生持开放态度，问而“告之”，然其门生因学力不足而对西学“大斥”或“大誉”时，他加以“批斥”“勒帛”“禁读”。康由此表白其根本态度：“必有宋学义理之体，而讲西学政艺之用，然后收其用也。”

这是康有为的“体”“用”说——“宋体西用”，宋学（中学）与西学两者之间的主辅关系是非常明确的。这也是中国较早版本的“中体西用”，早于孙家鼐，更早于张之洞。^[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