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集的过程与误读的产生
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值梁启超30岁（虚岁），其朋友兼门生何擎一（天柱）编辑梁的文集《饮冰室文集》，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为其祝寿。[14]该文集大体按照时间顺序编辑，《变法通议》的各篇，分别编入《丙申集》《丁酉集》《戊戌集》中，使用的是原来的篇名，已经没有《变法通议》的总标题，更没有原刊在《时务报》《清议报》上诸如《论学校一：变法通议三之一》《论商务十：变法通议七之十》《变法通议外篇一》《变法通议四·官制篇》之类的副题。[15]读者如果没有看过《时务报》和《清议报》，根本看不出各篇与《变法通议》之间的关系。
1904年（明治三十七年），下河边半五郎编《饮冰室文集类编》，在东京出版。[16]其凡例称：
一、何（擎一）辑《饮冰室文集》，用编年体，然往往有一文而成于两年者，前后遥隔，阅者每苦不便。是编分类汇辑，取便检阅。体例高下，在所不计。
一、每类文字，略依性质，分别先后，并于每题下注明年分，俾阅之可知作者思想之进步。
该书将梁的著作分作15类，其第一类为“通论”，第一篇即是《变法通议》。[17]其篇目排列大体按照《时务报》与《清议报》发表的次序，并注明发表的年份：变法通议自序（丙申）、论不变法之害（丙申）、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丙申）、学校总论（丙申）、论科举（丙申）、论学会（丙申）、论师范（丙申）、论幼学（丁酉）、论女学（丁酉）、论译书（丁酉）、学校余论（丁酉）、论金银涨落（丁酉）、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戊戌）、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戊戌）。只是将《时务报》第39册之《续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变法通论二之余》一篇接到《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之后。[18]下河边半五郎所编的这部文集，是《变法通议》梁启超进呈本之后，再一次将《变法通议》合编。他根据《时务报》《清议报》刊出情况，没有羼入进呈本中的其他文章；但他同何擎一一样，删去了原刊《时务报》《清议报》上《论学校一：变法通议三之一》《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变法通议外篇一》之类的副题，很容易让人误解为梁启超已完整地写完了这部著作。
然而，下河边半五郎所编《饮冰室文集类编》，似未得到梁启超的授权。[19]1905年（乙巳），上海广智书局编辑《分类精校饮冰室文集》，其凡例称：
……顷见坊间亦有翻印本集者，名为《饮冰室文集类编》，惟是只图牟利，错误极多。是编校勘精审，购者请为注意。
尽管如此，《分类精校饮冰室文集》在编排上仿效《饮冰室文集类编》。[20]其第一类亦是“通论”，第一篇亦是《变法通议》，其篇目安排亦与《饮冰室文集类编》相同，在篇目下注明其最初发表的年份：“丙申”“丁酉”“戊戌”。《分类精校饮冰室文集》的销售情况看来很不错，我看到的版本在版权页上注明“宣统元年（1909）十一月第十版发行”，仅是4年，已印10次，并注明“代售处：各省大书庄”，看来不是仅在租界出售。
1916年（民国五年），中华书局出版《饮冰室全集》，虽称是《全集》，实为《选集》。其例言称：
……兹由先生指示梗概，凡不惬意之作，以及兴到涉笔、无关宏旨者，悉从刊落……先生以文章名海内二十年矣。长篇大作，往往应报章之需要，为时事之箴言，但学术思想，与时俱进，兹集年代较远者，多付删汰……
该书亦分类，其第一类为“通论”，其第一篇为《新民说》。编者自称其得到梁启超的“指示”，到了此时，《变法通议》未能收入，大约已被梁认作为“不惬意之作”或不能“与时俱进”的“年代较远者”吧。1925年4月，梁启超的侄子梁廷灿编辑《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192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梁廷灿在《序例》中称：“叔父为文为坊间所裒辑者，大抵以意增删，恐读者未得叔父为文之意，因取原稿重编。”该书的第一、二卷收入《变法通议》，其篇目安排为：自序、论不变法之害、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学会、论师范、论女学、论幼学、学校余论、论译书、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论金银涨落、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其篇目安排与在《时务报》《清议报》上发表次序有所不同，且也增加一篇原不属于《变法通议》的《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从全本编集的情况来看，参考了先前的各个文本，似乎不太像是“取原稿重编”的样子。更为重要的是，该书将《变法通议》各篇最初发表的年份去掉了。[21]在《饮冰室全集》（1916年中华版）、《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的出版前后，我亦见过多种版本的梁启超著作合集，但多为编辑专门系列或近年所著，没有收入《变法通议》。
1929年，梁启超去世。1932年，梁启超的好友林志钧（宰平）编《饮冰室合集》，分《文集》《专集》两类，共计40册，193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变法通议》列入《文集》第一册第一篇，极其显著。其篇目编排为：自序、论不变法之害、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学会、论师范、论女学、论幼学、学校余论、论译书、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论金银涨落、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可以看出，其篇目安排与梁廷灿所编稍有不同。然而，梁廷灿所编仅是未注明年份，而林志钧所编在正文中未注明年份，却在目录上注明年份：“《变法通议》清光绪二十二年。”这是《变法通议》开始发表的年份，不能反映各篇发表的年份。如此标记，很容易使读者误以为该著作是梁启超一气写成的，而且是戊戌变法前两年就完成了。需要说明的是，林志钧所编的这个版本是影响力最大的版本，1989年中华书局予以重印，以后又多次加印，很长时间内成为阅读和研究梁启超著述的主要版本。[22]2002年，华夏出版社出版何光宇评注：《变法通议》。[23]这很可能是这部名著第一次正式出版的单行本。[24]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后来的读者与研究者对《变法通议》两大误区的来源：一、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何擎一编《饮冰室文集》为始，梁启超的《变法通议》就失去了在《时务报》《清议报》上的《论学校一：变法通议三之一》之类的副标题，尽管各个版本的《变法通议》中都保留了“六十篇”“十二分类”“总纲三”“十八分目”的字样，但读者若不与《时务报》《清议报》相对照，很难理解梁启超的写作计划及其变化。许多研究者由此误以为梁启超写此著作的主要目的是“改科举、兴学堂、办学会以及注重翻译”诸项，不了解其变法思想之宽度。二、从1926年中华书局出版梁廷灿编《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为始，梁启超《变法通议》的各篇，不再标明其最初发表的年份，而1936年中华书局版《变法通议》更是误标为“清光绪二十二年”。这使得许多研究者不能看出梁启超思想之“进步”，甚至将《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两篇梁在戊戌政变后自辩之作，当作其戊戌变法期间已拟定的政策，尤其是对“君民同治”一语的误解，已经影响到整个戊戌变法研究结论的客观性。
从以上的《饮冰室文集》的编辑过程来看，除了何擎一、下河边半五郎之外，大多数编者似无法方便地利用《时务报》与《清议报》；他们似乎是根据先前已编的梁启超文集，来重编新的文集。自1991年中华书局重新影印前述两种报刊后，情况本已改观；然从目前研究论著的发表状况来看，部分研究者对影印本虽有利用，但仍未能予以详细考订，以至于大多数研究者依旧不察，上述的两种误解（即写作计划和“君民同治”）频频发生。[25]当我在故宫博物院文物库房阅览室，读到梁启超《变法通议》光绪二十四年进呈本之后，更加觉得有必要将梁的这部成名作——也是戊戌变法期间政治影响力最大的著作之一——写作计划、最初发表、多次结集的情况，仔仔细细地说个清楚。这对于分析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期间的政治思想与政策设计，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26]
[1] 《变法通议·自序》，《时务报》第1册，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中华书局影印本，第1册，第8页。“土训、诵训”，见《周礼·地官》。
[2] 《论学校一：变法通议三之一·总论，续第五册》，《时务报》第6册，光绪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华书局影印本，第1册，第342页。
[3] 十八分类中的“学堂”，似为“学校总论”。“三曰师范”调整为“变法通议三之四·学校·师范学校”。“九曰译书”调整为“变法通议三之七·学校·译书”。梁启超的十八分类中，“专门”指各类专科学校；“藏书”为今图书馆之意；“藏器”为今博物馆之意；“游历”相当于今留学，但没有严格的学位要求；“纂书”是图书编写与出版机构；“报馆”“义塾”，与今意相同；“训废疾”与“训罪人”，是为残疾人和品行不良青少年开办的学校。“文字”“教会”的准确含义，我还不太清楚。
[4] 徐致靖上奏共荐举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五人。其中关于梁启超，称言：“广东举人梁启超英才亮拔，志虑精纯，学贯天人，识周中外。其所著《变法通议》及《时务报》诸论说，风行海内外，如日本、南洋岛及泰西诸国，并皆推服。湖南抚臣陈宝箴聘请主讲时务学堂，订立学规，切实有用。如蒙皇上召置左右，以备论思，与讲新政，或置诸大学堂，令之课士，或开译书局，令之译书，必能措施裕如，成效神速。”（《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第231—232页）其中特别提到《变法通议》一书。光绪帝为此下旨：“……广东举人梁启超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察看具奏。”（军机处《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五月十三日，总理衙门上奏《举人梁启超遵旨查看折》，光绪帝下旨：“广东举人梁启超于十五日预备召见。”（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三日）
[5] 军机处《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五日。
[6] 《戊戌政变记》续四库本，第214页。
[7] 梁启超将《变法通议》中的《自序》《论不变法之害》《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和他在《时务报》上发表的《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中国之将强》《古议院考》《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治始于道路说》《论加税》《丁酉列国岁计政要序》以及麦孟华的《论中国变法必自官制始》，合编为《变法通议》上下篇（2册）；将《变法通议》的《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师范学堂》《论幼学》《论学会》《论翻译》《论女学》《续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学校余论》和在时务报上发表的《戒缠足会叙》，合编为《变法通议学校篇》（4册）；此外，另将《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十章》和《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合编《湖南时务学堂课程》，作为《变法通议学校篇》附录（1册）。关于进呈本的具体情况，可参见本书附编第二章“梁启超《变法通议》进呈本阅读报告”。
[8] 《清议报》第1册，中华书局影印本，第1册，第7—12页。其中“续《时务报》五十册”一语之意，我还不太清楚。《变法通议》最后在《时务报》上刊出为第43册，梁启超在《时务报》第49册发表《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十章》，第51册发表《南学会叙》《俄土战记叙》，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是第55册上的《经世文新编序》（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一日出版）。由此而论，“续《时务报》五十册”，也很有可能是梁的误记。
[9] 《清议报》第2册，中华书局影印本，第1册，第67—72页。
[10] 《清议报》第4册，中华书局影印本，第1册，第199—204页。
[11] 《清议报》第2册，中华书局影印本，第1册，第67—68页。
[12] 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后来作伪的《戊戌奏稿》中，还专门有一篇是《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 六月》。不知这作伪的奏折，与梁启超的《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一文有无关系。
[13] 梁启超称言：“皇上最恶内务府官吏，凡内务府官吏几无一人不带处分者。故内务府之人仇视皇上尤甚。每曰：使皇上得志，吾等无啖饭处矣。故前者外廷议播皇上许多失德之事，今年传言皇上久病难痊，皆内务府之言也。”（出处同上）梁的这段话，全无根据，与梁在《戊戌政变记》中所写内廷诸事相同。而这段话若真让内务府的官员看到，会对此期已受到管束的光绪帝很不利。
[14] 该书的版权页说明：“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印刷，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发行。实价大洋六圆五角。著者：新会梁启超。编辑者：香山何天柱。印刷所：上海英界大马路同乐里广智书局活版部。发行所：上海英界大马路同乐里广智书局。”
[15] 何擎一在《编辑例》中称：“每集中略以文字之问题性质，分别部居。”然在各集中，《变法通议》的各篇并没有得以体现。其《丙申集》的编排为：“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变法通议自序、论不变法之害、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学会、古议院考、论师范、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加税……”其《丁酉集上》的编排为：“论女学、论幼学、论译书、学校余论、史记货殖列传今义、论金银涨落、治始于道路说”；其《丁酉集下》的编排为：“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续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论中国之将强……”其《戊戌集》的编排为：“……纪年公理、政变原因答客难、译印政治小说序、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论戊戌八月之变乃废立而非训政、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康广仁论……”由此可见，除了《变法通议自序》外，所有的篇目都成了独立的文章，看不到《变法通议》的整体形象。
[16] 该书的版权页说明：“明治三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印刷，明治三十七年五月二日发行。编者及发行者：下河边半五郎，日本东京市本所区龟泽町一丁目十九番地。印刷者：中野锳文郎，日本东京市京桥区南小田原町二丁目九番地。印刷所：帝国印刷株式会社，日本东京市京桥区筑地三丁目十五番地。日本，各地卖捌所。清国，各地卖捌所。”
[17] 下河边半五郎所分的类别为：通论、政治、时局、宗教、教育（书报附）、学术、学说、历史、传纪、地理、杂文、游记、谈丛、韵文、小说。前五类为上编，后十类为下编。
[18] 下河边半五郎将《续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变法通论二之余》，接于《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之后，没有特别注明发表在丁酉年。此后的编者多从之，亦未说明其在《时务报》刊载时分为两篇。
[19] 我个人以为，当时到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很多，许多人喜欢梁启超的著作，也有一些人购买后带回国内。梁启超著作的盗印，会有相当大的市场消费。我在日本京都大学还看到一个与此完全相同但没有版权页的本子，那是明显的盗印。
[20] 该《凡例》署名为“广智书局编辑部”，署日期为“乙巳六月”，除了上引文字外，又称言：“一、本局何君前辑之《饮冰室文集》，用编年体，往往有一文而成于两年者，前后遥隔，阅者每苦不便。又，前辑本将已售罄，兹谋再印，用是分类汇辑，取便检阅。一、每类文字，略依性质，分别先后，并于每题下注明年分，俾阅之可知作者思想之进步……”这些话与下河边半五郎《饮冰室文集类编·凡例》极其相似。《分类精校饮冰室文集》的分类是：通论、政治、时局、宗教、教育、生计、学术、学说、历史、传纪、地理、杂文、游记、谈丛、韵文、小说。前七类为上编，后九类为下编。分类形式与下河边半五郎《饮冰室文集类编》大体相同。
[21] 2001年，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由吴松等人点校的《饮冰室文集点校本》，该书以《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为蓝本，其《变法通议》编排亦与《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相同。比较有意思的是，《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在收入《变法通议》时，因属线装书，各卷页数有限，第一卷第17—34页收入了《自序》《论不变法之害》《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学校总论》，第二卷起收入其他各篇，并注明“《变法通议》续前”；《饮冰室文集点校本》由此将之误分为两篇，即：《变法通议》《变法通议（续前）》。《饮冰室文集点校本》注释中对《变法通议》的篇目来源亦有错误。其《变法通议》注释称：“本文分别发表于1896年8月9日至9月27日，《时务报》第1、2、3、5、6册。”（该书第30页）漏掉了《时务报》第39册上《续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变法通论二之余》。其《变法通议（续前）》的注释称：“本文分别发表于1896年8月19日至12月25日，《时务报》第2、3、5、6、7、8、10、15册。”（该书第79页）那错得就更大了。
[22] 1990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变法通议·【附】开明专制论》，尽管在《影印说明》中指出：《变法通议》“初在《时务报》《清议报》陆续发表”，然影印的仍是1936年中华版《饮冰室合集》相关部分，只是删去了“清光绪二十二年”的字样。1999年，北京出版社出版张品兴编：《梁启超全集》，以1936年中华版《饮冰室合集》为底本，《变法通议》注明是“1896年”。
[23] 何光宇在《评介》中说明：“……其中《自序》《论不变法之害》《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学会》《论师范》《论女学》《论幼学》《学校余论》《论译书》《论金银涨落》等12篇文章发表在1896年到1898年《时务报》上，《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两篇文章发表于1898年底到1899年初的《清议报》上。”这一说法大体准确，稍有小误（梁启超在《时务报》第43册上发表《变法通议》的最后一篇是《论商务十：金银涨落》，出版日期为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一日，1897年10月26日）。然而，何光宇很可能因该书的体例所限，没有在《评介》中说明清楚梁启超的写作计划，没有对文中“六十篇”“分类十二”“总纲三”“十八分目”进行注释。他虽然清楚《变法通议》分别发表在《时务报》和《清议报》，但没有区别这两个时期梁启超的思想差异，称言：“梁启超认为变法的根本，在于改变官制……学习西方的三权分立，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为了安抚在变法中既得利益受到损害的守旧大臣，他还详细规定了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的办法……”（该书第6页）这就将梁启超到达日本后的自辩，当作其“百日维新”期间的政策了；而“三权分立，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不是梁启超在百日维新时期的政治主张。从所录版本来看，何光宇依据的蓝本，很可能还是1936年中华版《饮冰室合集》，似未与《时务报》《清议报》细校。
[24] 《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下编“《变法通议》”条目称：“……清光绪二十二年起陆续在《时务报》《清议报》发表。有报馆合订本。后收入《饮冰室合集》。”（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第482页）此中的“报馆合订本”，不知有何根据。王绍曾主编：《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中记录：“变法通议不分卷，梁启超撰，光绪二十三年上海时务报本，光绪二十四年清议报本，饮冰室文集本。梁著。”（中华书局，2000年，下册，第1404页）从这一文字的表述，似可这样理解：光绪二十三年《时务报》第一次结集，光绪二十四年《清议报》第二次结集。然我未能找到《时务报》和《清议报》的两个结集本，也未从《时务报》和《清议报》中发现这两个结集本的广告。前引文中的“梁著”一词，应指李国俊：《梁启超著作系年》（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而《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第38页《征引书目（附简称）》将简称误为“梁表”。由此再查李国俊著作，其在1896年中列出《变法通议》（一），包括《自序》《论不变法之害》等6篇（分8次发表），注明在《时务报》发表时的册数，并注明《饮冰室文集》（1936年中华书局版）刊出时的册数页数；其在1897年中列出《变法通议》（二），包括《论幼学》《论女学》等6篇（分12次发表），注明《时务报》的册数和《饮冰室文集》的册数页数；其在1898年中列出《变法通议》（三），即《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注明《清议报》的册数和《饮冰室文集》的册数页数；其在1899年中列出《变法通议》（四），即《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注明《清议报》的册数和《饮冰室文集》的册数页数。（该书第31—32、36、49、51页）由此可知，《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中“光绪二十三年上海时务报本，光绪二十四年清议报本”一语，不可理解为《变法通议》已由《时务报》《知新报》两次结集，而是曾在《时务报》《清议报》刊出之意，且称“光绪二十三年”，亦有小误。从常理来判断，尚未完成的著作，作者也不太会去结集。向斯编：《天禄珍藏：清宫内府本三百年》，介绍《变法通议》内府抄本（应为进呈本），称言：“光绪二十二年起，此书中文章陆续在《时务报》《清议报》发表。有报馆合订本，后收入《饮冰室合集》。”（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第298页）其称《清议报》的部分，进呈本中没有；其称“报馆合订本”，很可能是从《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之说。我在吉辰的帮助下，在中国与日本的各大图书馆进行查找，皆未发现在此之前的单行本。中国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部有《变法通议》之目录，称其出版时间为“民国年间”“出版者不详”，编号为：152705。2015年12月23日，我与唐仕春去该馆，调出此书，发现是《时务报》第19—24册的合订本。编目者因原封面题名缺失，根据内页中的首页题目而编目，而该页恰是《变法通议三之五·幼学》，成为编目的依据。
[25] 值得注意的著作与论文有：李国俊：《梁启超著述系年》，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当是利用原刊本）；董方奎：《梁启超研究著论目录》，崇文书局，2010年；申松欣：《梁启超与〈变法通议〉》，《历史教学》1995年第7期。然这些论述皆因主题所限而叙述过简。其他著述，大多未参考以上论著，也不见直接利用《时务报》《清议报》对《变法通议》进行研究、校勘和评价者。
[26] 本书编成后，又读到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收录《变法通议》，编者是从《时务报》《清议报》上直接录文，最初的出版信息标明详细，并与《饮冰室合集》本互校。编者工作态度认真，点校亦精良。该版本对研究者十分好用。见该书第1册，第19—106页。我已来不及修改本章，特补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