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运〉注》
《〈礼运〉注》是康有为对《礼记·礼运篇》的注释，是“大同三世说”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此书的酝酿时间很长，其主要思想康在戊戌时已经形成，完成的时间则在光绪二十八年（壬寅）正月廿四日（1902年3月3日），以后又有修改。[35]在《〈礼运〉注》中，康有为一共9次使用“进化”一词，我们可以具体地看一下其使用时的上下文关系（语境），以测量康对西方进化论之把握。
在《〈礼运〉注·叙》中，康有为使用了3次“进化”：
……既乃去古学之伪，而求之今文学，凡齐、鲁、韩之《诗》，欧阳、大小夏侯之《书》，孟、焦、京之《易》，大小戴之《礼》，公羊、穀梁之《春秋》，而得《易》之阴阳之变、《春秋》三世之义，曰：孔子之道大，虽不可尽见，而庶几窥其藩矣。惜其弥深太漫，不得数言而赅大道之要也，乃尽舍传说而求之经文。读至《礼运》，乃浩然而叹曰：孔子三世之变、大道之真，在是矣。大同小康之道，发之明而别之精，古今进化之故，神圣悯世之深，在是矣……
今者，中国已小康矣，而不求进化，泥守旧方，是失孔子之意，而大悖其道也，甚非所以安天下乐群生也，甚非所以崇孔子同大地也。且孔子之神圣，为人道之进化，岂止大同而已哉！[36]
上引的两段话，皆是“大同三世说”的要义。康有为自称其读到《礼运篇》后，方明大同小康之道，方明孔子三世说之精义。前两处的“进化”，指三世之更替，是由孔子发明的，应与达尔文、赫胥黎的学说无涉；且若将“进化”一词改为“进步”“变化”“更替”等词，意思也是相同的。最后一处的“进化”，指孔子将不以“大同”为人类发展之终点，进化是没有止境的。
《礼运篇》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为“大同”一段，文曰：
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康有为在注释这一段时，3次使用“进化”一词。其文为：
大道者何？人理至公，太平世大同之道也。三代之英，升平世小康之道也。孔子生据乱世，而志则常在太平世，必进化至大同，乃孚素志。至不得已，亦为小康。
故公世，人人分其仰事俯畜之物产财力，以为公产，以养老、慈幼、恤贫、医疾。惟用壮者，则人人无复有老病、孤贫之忧。俗美种良，进化益上，此父子之公理也。分者，限也。男子虽强，而各有权限，不得逾越。岿者，巍也。女子虽弱，而巍然自立，不得陵抑。各立和约而共守之，此夫妇之公理也。
然人之恒言曰：天下国家身，此古昔之小道也。夫有国、有家、有己，则各有其界而自私之。其害公理而阻进化，甚矣。惟天为生人之本，人人皆天所生而直隶焉。凡隶天之下者皆公之，故不独不得立国界，以至强弱相争。并不得有家界，以至亲爱不广。且不得有身界，以至货力自为。故只有天下为公，一切皆本公理而已。[37]
以上第一段与第三段，康使用“进化”一词，说的依旧是三世之更替，与该书《叙》中所述完全相同。第二段的情况比较复杂，康有为使用了“俗美”“种良”两个概念（康在后文称“化俗久美，传种改良”）。“公世”与“公产”，似属“俗美”；康也提及“壮者”，以及“强”“弱”的概念，但没有具体谈到如何达到“种良”。此处的“进化益上”是否属人种学或生物学上的“进化”，从康自己的说法中还是难以确定的。
康有为在《〈礼运〉注》中，其他3次使用“进化”一词的情况如下。《礼运篇》中有古史一段：
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牗户。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为醴酪。治其麻丝，以为布帛。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从其朔。
这是历史进步的描述。康在注释中使用了“进化”一词：
……凡大地先民皆然也。当此时，知识未开，进化甚难，不知几经千万年，而后知火化、铸金、治麻、织丝之事也。修火利者，熟治万物也。范金者，铜期、铁期之铸铜铁为器也。合土者，陶、瓦、瓴、甓、之类。榭，器之所藏也。炮，裹烧之。燔，加火上。烹，煮之镬。炙，贯之火上。为醴，蒸酿之也。酪，酢胾。朔，始也。火利，或言出燧人，或言出神农。范金合土，或言出黄帝。其实古无文字，难知所出。故孔子只言后圣也。[38]
康有为此处所说的“进化”，是人类克服自然的历史进程，是历史进步说，其中还突出了“后圣”——燧人、神农、黄帝的作用，应当说与达尔文、赫胥黎的学说是没有太多关系的。《礼运篇》中有“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一段，康有为在注释中亦使用“进化”一词：
以其有智慧文理，故口能食味，耳能别声，目能被色，精益求精，以求进化，礼以节之，此所以日启文明也。孔子以人有阴阳、仁义、智慧、文理、食味、别声、被色，故所制之礼，悉因人性情也，所谓道不远人。[39]
康有为此处所说的“进化”，也是文明进步之意。《礼运篇》中有“修义”一段：
故圣人修义之柄，礼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故礼也者，义之实也。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
康有为在注释中继续使用“进化”一词：
……故礼无定，而义有时。苟合于时义，则不独创世俗之所无，虽创累千万年圣王之所未有，益合事宜也。如人道之用，不出饮食、衣服、宫室、器械、事为，先王皆有礼以制之。然后世废尸而用主，废席地而用几桌，废豆登而用盘碟，千年用之，称以文明，无有议其变古者而废之。后此之以楼代屋，以电代火，以机器代人力，皆可例推变通，尽利实，为义之宜也。拘者守旧，自谓得礼，岂知其阻塞进化、大悖圣人之时义哉！此特明礼是无定，随时可起，无可泥守也。[40]
康有为此处所说的“进化”，与前相同，还是文明进步之意。
从以上康有为在《〈礼运〉注》中9次使用“进化”一词的具体情况来看，我以为，除了含义不清的“种良”外，康主要是在借用其名词，与达尔文、赫胥黎的进化论学理似乎没有太大的关系。换言之，康若不接触到西方的进化论，也不会影响其得出《〈礼运〉注》中的见解与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