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榘甲
欧榘甲（1865—1913），字云樵，广东归善（今惠阳）人，生员，光绪十七年（1891）就学于康有为，也颇受康之器重。[42]曾任《孔子改制考》总校。欧为《时务报》撰稿，亦为《知新报》撰稿，但《知新报》创办之时，他与黎祖健一样，未入撰述之列。[43]他曾到长沙，是湖南时务学堂分教习之一。[44]百日维新期间，仓场侍郎李端棻保举“经济特科”，欧榘甲亦在列。[45]
欧榘甲在《知新报》上共发表了《变法自上自下议》《论中国变法必自发明经学始》《〈春秋公法〉自序》《〈泰晤士报〉论德据胶州事书后》《〈南海先生五上书记〉序》五篇政论文；还在《时务报》上发表了《论大地各国变法皆由民起》《〈日本高等师范学校章程〉叙》。[46]其中涉及“大同三世说”的，为《〈春秋公法〉自序》《〈日本高等师范学校章程〉叙》。
《〈春秋公法〉自序》刊行于《知新报》第38册，称其将按《春秋》之大义来写一部“公法”。按照“康学”的说法，“公理”似属一种客观的存在，人只能去发现；“公法”却是由人制定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为总理衙门翻译了惠顿（Henry Wheaton）的《万国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为帮助中国人的理解，丁韪良在任职同文馆期间亦编写了《中国古世公法论略》，于光绪十年刊印。按照“康学”的说法，孔子作《春秋》，即是制定公法，不仅是万世的公法，而且是万国的公法。欧榘甲由此称言：
呜呼！自圣师孔子卒后，至今二千三百七十五年，榘甲乃获南海先生之绪论，稍通《春秋》之义，知天之生孔子也，为神明圣王，不治一国而治万国，不教一世而教万世。窃推其意，辑《春秋公法》数卷，爰系之以辞曰：上古之世，鸟兽与人争；近古之世，人乃与其类争。其争也，或以国殊，或以种殊，或以族殊，或以教殊。瑕衅倏搆，则骴骨烧飞于烟尘，膏血溅洒于冥海。一枪之力，夷数十人焉；一分之时，歼数十万人焉……孟子谓：率土地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残贼谓之一夫；辟土地充府库，今谓良臣，古谓民贼。呜呼！震旦不灵，坐受削弱，痛何言矣？而数十国之君若臣，顾处心积虑，以争城争地，杀人父兄，涂人肝脑，纪为一代盛事，以《春秋》之法律之，此皆不免于独夫民贼之诛者也。
欧榘甲同本节前文所论的王觉任一样，持《春秋》大义及孟子言辞为批判的武器，指责因“国家”“种族”“族群”“宗教”之不同而进行的战争，称“争城争地”的“数十国之君若臣”，自当列立“诛”条。他由此解释《春秋》公法之大义：
《春秋》爱民，故恶战，恶火攻。《春秋》存亡继绝，故善救邻，善保小，恶灭国。《春秋》弭兵，故善同会，恶逃会，恶不合群。《春秋》贵自立，故恶弃民以取亡；先自正，故恶无义而为利。《春秋》天下为公，故讥世卿而选贤与能。《春秋》有分土无分民，故仁德广被，无一夫不得其所。然而大地之运，由野蛮而入教化，由教化而进文明。故昔之闭关自守者，今则洞开其门户；昔之仇雠相视者，今则揖让而往来。而《春秋》则有三世之义：据乱世以力胜，升平世以智胜，太平世以仁胜。力胜故内其国而外诸夏，智胜故内诸夏而外夷狄，仁胜故天下大小远近若一，讲信修睦之事起，争夺相杀之患冺〔泯〕。环球诸国，能推《春秋》之义以行之，庶几我孔子大同大顺之治哉？故曰：《春秋》者，万国之公政，实万国之公法也。
欧榘甲此处所言，正是“大同三世说”之要义：据乱世，力，内其国而外诸夏；升平世，智，内诸夏而夷狄；太平世，仁，天下大小远近若一；并分别对应着“野蛮”“教化”“文明”。他称：“欧西群雄角立，器械新美，战事之兴，视中土尤烈焉”；世界各国若皆遵行《春秋》公法，将会进入孔子设计的“大同大顺之治”。对其正在“辑”的《春秋公法》，欧榘甲亦充满信心，自我认定必将超越前贤：
果鲁西士虎哥、惠顿之伦，悯然忧之，著为公法，以保弱小而贬强暴……末由通《春秋》之旨，怀志芳芬，而陈义麤觕。丁韪良氏，乃以《左氏》集中国公法，岂知本哉？……《春秋》为万国公法，吾士夫尚昧然，遑论他族乎？榘甲窃私忧过计，以为《春秋》之义不明，孔子之仁不著于天下，环球之民将无所托命。爰大明之，以告万国之君若臣，无为率土地食人肉，甘弃民以坐亡，蹈《春秋》《孟子》之所诛，蒙独夫民贼之恶谥。知我罪我，所不辞焉。[47]
欧榘甲认为，果鲁西士虎哥（格老秀斯，Hugo Grotius）、惠顿虽有“芳芬”之志，但因不通《春秋》之大旨，其义仍粗；丁韪良著《中国古世公法论略》，错引《左传》（古文经，伪经）为据，失去其“本”义；就中国士大夫而言，知道《春秋》为万国公法者也不多；于是，他不辞使命而“爰大明之”。欧榘甲自称所辑“数卷”的《春秋公法》是否完成，尚不可知。[48]假设其著《春秋公法》真的完成了，刊刻了，甚至翻译成世界各国语言（此类微言大义的学说，翻译难度估计也很大），当时“以力胜”的各国帝国主义真会因此而改变吗？
《〈日本高等师范学校章程〉叙》刊于《时务报》第50册，本是为《时务报》日文翻译古城贞吉所译《日本高等师范学校章程》所作的序言，欧榘甲却从“君”“民”“师”而引出议论，额外加入了“大同三世说”的内容：
欧榘甲观于坤维之变，睊睊思其故，曰：君权绌而民权起，民权起而师统兴，师统兴而天下治也。
……能以养以教者，谓之君，谓之教化之国，不能此者，谓之独夫民贼，谓之无教化之国。《春秋》之义，乱世削大夫权，升平世削诸侯权，太平世削天子权。圣师欲致太平，故使君、民各有其权。君能从圣师之教，以养以教，不自把持其权，则太平矣。是故治统于教，君统于师。
元、明以后，侏优儒者，师统既微，君权独尊，民生益蹙。举世不知孔子为教主，为师统，推孔子之教以行治……盖中土师范之绝也，久矣。泰西见君不跪，见师则跪。每七日袖经跪师而诵之。七尺之童，无不知有其教主。君民之颂祷，号其教主而视之。饮食男女之猥琐，悬其教主之像而膜拜之。得一新义，创一新器，莫不归于其教主之全能而尸之。于是师范之义，旁见于泰西。[49]
以上第一段话提出了“师”高于“民”、“民”高于“君”的阶梯；第二段话提出了“太平世削天子权”，这也是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所言；第三段话提出了“孔子为教主”，即有意于仿效泰西而立教，欧榘甲此期政论文《〈泰晤士报〉论德据胶州事书后》在这方面的叙述甚多，后文将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