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戊戌变法，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上西方化的政治改革。康有为作为这次改革的主要推动者，向光绪皇帝提出的各类建策，看起来也是非常西方化的。这尤其表现在康的《上清帝第三书》《第四书》《第五书》《第六书》之中。但是，如果读一下康有为此期的著作，却会发现，他的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不那么西方化；他最为关注并熟练操作的，还是中国传统的思想，相当大的部分属于经学与史学。这尤其表现在康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之中。传统的经、史之学，是那个时代士人们表达政治思想的方式，即康的表达方式也是相当传统的。

康有为最重要的门生梁启超，在《时务报》《知新报》上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章，宣传以西方的样式来改造中国社会，其表达方式也已西方化了；他刊行了《西学书目表》《读西学书法》，显示其对西学的特别兴趣。但他也参与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的编撰，并有《读〈春秋〉界说》《读〈孟子〉界说》《〈论语〉与〈公羊〉相通论》之类著述存世。在戊戌时期，梁是康的追随者，思想上亦步亦趋。

学术界许多人称康有为、梁启超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主要的证据是两条：一是“民主”，二是“进化论”。对此，我已用大量的时间加以考辨，并在先前的研究中加以说明：一、关于“民主”思想，我以为，康有为、梁启超所谈的民主，是“大同三世说”的民主，最主要的依据来自中国传统的经典，与西方政治思想中“人民主权说”的民主，是大不相同的。二、关于“进化论”，我以为，康有为、梁启超在戊戌时期虽然接触到严复所译《天演论》，但基本态度是回拒的；康有为戊戌之后接受了“进化论”，并加以自我的理解，与达尔文、赫胥黎学说有着极其明显的区别，不可混同。^[1]

在完成了以上两项考辨工作后，摆在我面前的问题是：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中，自然存在着“中学”与“西学”两个部分；那么，两者之间孰轻孰重，其比例关系如何？“西学”的概念应如何界定，康、梁“西学”的水准又该如何判断？也就是说，需要对康、梁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的“底色”，做一个基本面的判断。

由此而需要下一个定义，什么是“西学”？虽然从广义上说，一切来自西方的学问都可称作西学，明末西方传教士即已将之传入，主要是天文、历算与地理知识。但若将研究对象定位于戊戌变法，就会产生逻辑性的表述：西方近代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巨大变革，起始于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的思想变化，催生于西方近代政治、经济与社会诸学说的产生及其影响。据此逻辑而推导出的问题是：戊戌变法作为西方化的政治改革，其发生的原因是否为西方近代政治、经济与社会诸学说之影响？或者说，康有为、梁启超是否受到了西方近代政治、经济与社会诸学说之影响，进而推动戊戌变法？“西学”的概念由此而被缩小，聚焦于因人文主义而催生、因全球扩张而成长的西方近代政治、经济、社会诸学说。

本章即为此而作，集中注视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特别是“西学”的部分；本章试图说明，康、梁此时还不了解文艺复兴以后西方思想的变化，不熟悉西方近代政治、经济、社会诸学说，对西方的历史与现实存在着许多误读和曲解，尽管康、梁两人的“西学”水准也有程度上的差别。本章据此而再推论，戊戌变法表象上是西方化的政治改革，内核中却缺乏必要的思想与理论的准备。这是一个巨大的落差，与日本明治维新有着根本性质的区别。需要说明的是，我的这项工作仍然是初步的，本章之所言，似还有进一步再探讨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