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经济机构、专利权、删减《则例》、京师道路整治
尽管康有为发行纸币、大借洋款的建策未获采用，但在政经的其他领域，光绪帝还是采用康的建策，这表现在政府经济机构的设立、专利权的初步立法和《则例》的删减。京师道路的整治可能与梁启超的呈递书籍有关。
政府新设经济机构
前已叙及，根据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清朝于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五日建立了“铁路矿务总局”，总理衙门大臣王文韶、张荫桓兼任该总局大臣，总理衙门章京张元济等人充任该总局章京。而在此之前，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五日（1898年7月23日），康上《请立商政以开利源而杜漏卮折》，要求各省设立商务局，上海首先试办：
……然洋货所以越数万里而畅销者，在其国有商学以教之，有商报以通之，有商部以统之，有商律以齐之，有商会以结之，有比较厂以厉之，有专利牌以诱之。及其出国也，假之资本以厉之，轻其出税以便之，有保险以安其心，有兵船以卫其势，听其立商兵、商轮以护其业。又有领事考万货之情，以资其事……日本之变法也，开商法公议所、商法学校、帝国劝业博览会，萃全国物产人工，比较而赏拔之。派人往中西各国，考求种植之法，孳养之方，制造之事，归以教人……今吾欲恢张利源，整顿商务，诚当设专官以讲之……故宜开局讲求，自内国之中，外国之情，土产若何，矿质若何，工艺制造若何，及税则之轻重，价值之低昂，转运之难易，天时之寒暖，地利之险夷，何道而费可省，何法而利源可兴，何经营而贸易可旺，何物可销，何物可自制，何方之货物最多，何国之措施最善，荟萃诸法，草定章程，行之各省埠，则万宝并出，岂复患贫？……前岁御史王鹏运请开商务局，奉谕旨施行。惟各省督抚，多不通时变，久习因循，故奉旨两年，各省未见举办。顷虽再下明诏，疆臣必仍置若罔闻。窃谓朝廷若不设立商部，乞即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领之。令各省皆设立商务局，皆直隶总理衙门，由商人公举殷实谙练之才数人办理，或仿照广东爱育堂商董轮办章程办理。上海为天下商务总汇，各商专业，若丝、茶、银钱，皆有公所，常有商董，尤易举办……臣再四思维，有上海向来办账诸人，若翰林院庶吉士沈善登、直隶知州谢家福、湖北候补知府经元善、训导严作霖、四川知县龙泽厚等……若令此数人，先行在上海试办商务局，令其立商学、商报、商会，并仿日本立劝工场及农务学堂，讲求工艺农学，所有兴办详细章程，令于两月内妥议，呈总理衙门，恭进御览酌定，诏下各省次第仿照推行。[300]
康的这一建策，是先前《上清帝第二书》《第三书》中“惠商”政策的扩充和具体化。甲午战败之后，军机章京陈炽、御史王鹏运、兵部侍郎荣惠先后上书、上奏，要求设立政府商务机构，光绪帝亦下旨，然未能落实。[301]康提议的商务局，性质是不太明确的，似为奉旨成立的半官方的机构，在上海试办，再行推广到各省，而各省商务局直属于总理衙门，不受当地政府管辖。光绪帝对此十分赞赏，于六月初七日下发军机处，并下旨给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
振兴商务，为目前切要之图，叠经谕令各省认真整顿，而办理尚无头绪。泰西各国首重商学，是以商务勃兴，称雄海外。中国地大物博，百货浩穰，果能就地取材，讲求制造，自可以暗塞漏卮，不致利归外溢。著刘坤一、张之洞，拣派通达商务明白公正之员绅，试办商务局事宜。先就沿海沿江，如上海、汉口一带，查明各该省
所出物产，设厂兴工，果使制造精良，自能销路畅旺，日起有功。应如何设立商学、商报、商会各端，暨某省所出之物产，某货所宜之制造，并著饬令切实讲求。务使利源日辟，不令货弃于地，以期逐渐推广，驯致富强。事属创办，总以得人为先，该督等慎选有人，即著将拟定办法迅速奏闻，毋稍迟缓。[302]
谕旨的内容，大多来自康的上书。除上海外，光绪帝还下令汉口试办商务局，亦未起用康推荐的人士，而令刘坤一、张之洞“拣派通达商务明白公正之员绅”，两处商务局不隶于总理衙门，仍由地方政府管辖。[303]康的建策得到了部分采用。
此后，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五日（1898年8月21日），总理衙门代奏康有为《请开农学堂地质局以兴农殖民折》。该上书称赞了西方的农业成就，介绍了日本农商部、劝农局、农会等做法，并称“臣购得《日本地产一览图》，恭呈御览”，最后提议：
伏乞皇上饬下各省府州县，皆立农学堂，酌拨官地公费，令绅民讲求，令开农报，以广见闻，令开农会，以事比较。每省开一地
质局，译农学之书，（给）［绘］农学之图，延化学师考求各地土宜，以劝植土地所宜草木。将全地绘图贴说，进呈御览……查古者有大农官，唐、宋有劝农使，外国皆有农商部，可否立农商局于京师，而立分局于各省，以统率之。出自圣裁。[304]
康的这一建策，是先前《上清帝第二书》《第三书》中“务农”政策的扩充和具体化。光绪帝对此十分赞赏，破例地未将之交给相关衙门议复，而于当日直接下达谕旨：
训农通商为立国大端。前经叠谕各省整顿农务、工务、商务，以冀开辟利源。各处办理如何，现尚未据奏报。万宝之源皆出于地，地利日辟则物产日阜，即商务亦可日渐扩充。是训农又为通商惠工之本。中国向本重农，惟尚无专董其事者以为倡导，不足以鼓舞振兴。著即于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派直隶霸昌道端方，直隶候补道徐建寅、吴懋鼎为督理。端方著开去霸昌道缺，同徐建寅、吴懋鼎均赏给三品卿衔，一切事件准其随时具奏。其各省府州县皆立农务学堂，广开农会，刊农报，购农器，由绅富之有田业者试办，以为之率。其工学、商学各事宜，亦著一体认真举办，统归督办农工商总局大臣随时考察。各直省即由该督抚设立分局，遴派通达时务公正廉明之绅士二三员，总司其事。所有各局开办日期及派出办理之员，并著先行电奏。[305]
康《上清帝第六书》建议设立的新政十二局，有“农商局”“工务局”，军机处、总理衙门议复时未同意；此次康要求在京设立以农为主的农商局，在各省设分局，并设地质局；光绪帝却下令建立兼理农、工、商三务的总局，并在各省设立分局。七月十六日，新成立的农工商总局开局，筹备局务；根据这一道谕旨，各省农工商分局也在陆续设立中。[306]
由此可见，清朝在戊戌变法中新设的经济机构——铁路矿务总局、农工商总局及各省分局、上海和汉口商务局，皆因康有为的提议。这些政府经济机构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中是前所未有的。戊戌政变后，朝政大变，农工商总局被撤销，铁路矿务总局因张荫桓发遣而停顿，上海和汉口的商务局也未起到作用。
专利法规的初设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八日（1898年6月26日），康有为通过军机大臣廖寿恒代呈《请以爵赏奖励新艺新法新书新器新学设立特许专卖折》，主张学习西方，设立专利制度：
……至明永乐时，英人培根创为新义……请于国家立科鼓厉，其士人著有新书，发从古未创之说者，赏以清秩高第；其工人制有新器，发从古未有之巧者，予以厚币、功牌，皆许其专利，宽其岁年；其有寻得新地，为人迹所未辟，身任大工，为生民所利赖者，予以世爵……盖近百年来，新法尤盛。各国及日本有专卖特许寮，掌鼓厉民人制造新器。凡有创制新器及著一书，皆报官准其专卖，
或三十年，或五十年，不准他人仿造，并赏给牌照以为光荣，视其器物分作数等……考英国自明至乾隆前，大辂椎轮乃始草创，岁出新器数十种，自乾隆二十八年到咸丰二年，岁出新器约二百五十种，自咸丰三年至同治十年，岁出新器二千种，近三十年则多至三四千种。进之法国，则岁出九千种。美国为最盛，岁出且万二千种。退之若奥，则八百余种，意七百余种，丹麦、比利时四五百种，俄亦三百余种……伏愿皇上观古今之运，通中外之故，特立新器新书之赏表，高标以为招，海内庶士，必有应之者。请饬下总署议定劝厉制新器、著新书专科。凡有新器、新书，呈学政或总署存案，由学政咨行，督抚会衔，加以奖厉，给予特许专卖执照，准其专利数十年，或用梁制二十四班，或用宋制流外官阶，另制名号以为荣奖，或用补服及外国宝星例，以花鸟为饰，分作数等，名为徽章，以昭宠异。其有能自创学堂、自修道路、自开水利、有功于民者，酌其大小，给以世爵。顷中国之大，尚无枪炮厂，宜募民为之。德铁匠得赉赐创造后膛枪而破法，克虏伯创成精炮冠绝地球，赏以男爵。今以世爵募民，必有精器出焉。[307]
从上引内容可见，康有为关于世界专利史及相关法律的知识并不准确，但也大致地描绘出专利对各国技术进步的作用。康的这一建策，是先前《上清帝第二书》《第三书》《第四书》中“考工”等政策的扩充和具体化，他在《日本书目志》中有相应的叙述。[308]康的学生也进行过相关的宣传。[309]然在康上奏之前，五月初二日，御史曾宗彦上奏《振兴农工二务折》，其中提出了“准专利以利百工”，即设立专利制度，光绪帝交总理衙门议复。[310]五月十六日，总理衙门议复曾宗彦折，表示赞成，但光绪帝当日下发的谕旨没有专利权的相关内容。[311]五月十七日（7月5日），光绪帝由内阁明发谕旨：
自古致治之道，必以开物成务为先。近来各国通商，工艺繁兴，风气日辟。中国地大物博，聪明才力，不乏杰出之英。只以囿于旧习，未能自出新奇。现在振兴庶务，富强至计首在鼓励人才。各省士民著有新书及创行新法、制成新器，果系堪资实用者，允宜悬赏以为之劝。或量其材能，试以实职，或锡之章服，表以殊荣；所制之器，颁给执照，酌定年限，准其专利售卖。其有能独力创建学堂，开辟地利，兴造枪炮各厂，有裨于经国远猷殖民大计，并著照军功之例，给予特赏，以昭激厉。其如何详定章程之处，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行妥议具奏。[312]
从谕旨的内容来看，主要是依据康的上书，但将“专科”“世爵”等项改为“军功”；曾宗彦及总理衙门的意见未被采用。五月二十五日（7月13日），总理衙门上奏《遵旨议复著书制造章程折》，并附有章程，光绪帝予以批准。[313]这是中国历史上首部专利章程。由于政变很快发生，更兼当时的社会环境，该章程没有起到相应的作用。
删减《则例》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六日（1898年7月24日），仓场侍郎李端棻上奏由梁启超代拟的《敬陈管见折》，其第四条是“删减《则例》”，光绪帝将之交奕劻、孙家鼐议复。李端棻原折尚未发现，然从六月初十日奕劻、孙家鼐的议复中可知其大体内容。奕劻“说片”称：
第四条请删减《则例》以杜胥吏之奸。奴才以为，胥吏舞弊由于则例繁多，亦由于司官不能熟谙《则例》，若将《则例》稍从删减，再令各司官皆熟谙《则例》，遇事不必询胥吏，而胥吏自不能舞弊矣。
孙家鼐“说片”称：
其第四条意在删减《则例》。查事多窒碍，惟在胥吏舞文，困君子而便小人，无不因缘例案，应行照办，以杜弊端。[314]
清代各种《则例》是公务处理的依据，历年积累，卷帙浩繁，以科举出身的官员根本无法查考清楚，长年任职的胥吏则借此长袖善舞，从中作弊。删减《则例》目的是防止胥吏擅权，让官员有更多的实际权力。前已叙及，李端棻《敬陈管见折》第一、二条关于“御门誓群臣”“开懋勤殿”，奕劻、孙家鼐进行了抵制；第三条为派京官绅士回籍开办学堂，奕、孙亦反对（后将详述）；对于删减《则例》，奕、孙认为无关紧要，作出了让步。奕的态度是“稍从删减”，孙的让步更大些，“应行照办”。军机处当日拟旨，但到了次日（十一日）才发出：
李端棻奏请删改《则例》等语。各衙门咸有例案，勒为成书，
若画一，不特易于遵行，兼可杜胥吏任意准驳之弊，法至善也。乃阅时既久，各衙门例案太繁，堂司各官不能尽记，吏胥因缘为奸，舞文弄法，无所不至。时或舍例引案，尤多牵混附会，无论或准或驳，皆持例案为藏身之固。是非大加删订，使之归于简易不可。著各部院堂官督饬司员，各将该衙门旧例细心绎。其有语涉两歧，易滋弊混，或貌似详细，揆之情理实多窒碍者，概行删去。另定简明《则例》，奏准施行。尤不得借口无例可援，滥引成案，致启弊端。如有事属创办，不能以成例相绳者，准该衙门随时据实声明，请旨办理。仍按衙门繁简，立定限期，督饬司员迅速办竣具奏。[315]
七月初八日，光绪帝再发上谕，催促此事：“前经谕令各衙门删订《则例》，并令各堂官督饬司员限期速办。现已将匝月，著各衙门将办理情形先行具奏。”[316]康有为、梁启超的建策，得到了采用。
京师道路整治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1898年9月5日），光绪帝明发上谕：
京师为首善之区，现在道路泥泞，沟渠河道壅塞不通，亟宜大加修理，以壮观瞻。著工部会同管理沟渠河道大臣、步军统领衙门、五城御史暨街道厅，将京城内外河道沟渠一律挑挖深通，并将各街巷道路修垫坦平，毋得迁就敷衍，仍将筹办情形及开工日期迅速具奏。其款项著由户部筹拨。[317]
然而这一道谕旨由何而发，我在军机处《随手档》《早事档》的记录中皆未发现线索。我曾经以为，很可能与当时各国公使对京城街道河沟脏乱的抱怨、要求整修有关。[318]最近发现的梁启超《变法通议》进呈本，提示着另一种可能性。先是在五月十五日，光绪帝召见梁启超，命其将《变法通议》抄录进呈。而梁进呈的《变法通议》增加了11篇文章，其中有《治始于道路说》。[319]该文称：
……若夫京师内地，是固天子宅中之境，所谓首善之区也，是固辇毂之下，而百官诸侯王所趋侍鳞萃者也。然其道涂荒芜，几如沙漠，大风扬播，污薶昼晦，积秽没踝，渟潦妨毂。白昼大途之中，甚且粪溺以为便，臭毒所郁，蒸为瘴疠。每一夏暑，毙者乃不知几十万人。此固行路之所掩鼻，外人之所悼心矣。而其重卿巨公，与夫分司而守此土者，熟视无睹，固恬而不怪，此蒙所为大惑不解者也。夫彼之漠然于此者，非必乐而安之也，特以为琐碎龌龊之事，不足为虑，经国大猷，不在是耳。然吾闻治国者之言矣，匠人营国中之道，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必不使之湫隘也。野庐
达国道于四畿，必不使之隔绝也，比郊及野，宿息井树，必不使之荒废也，舟车
互，叙而行之，必不使之壅塞也。合方掌达津梁，必不使之陷败也……远法商、周之旧制，近采泰西之新政，内豁壅污之积弊，外免邻国之恶诮，民生以利，国体以尊，政治以修，富强以基，一举而数善备，固未有切近便易于此者也。[320]
此文写得甚有气势，引经据典，读起来也很感人。光绪帝此旨亦有可能是看到梁文后而发。八天后，七月二十八日，与康、梁甚有关系的宋伯鲁上奏《仿西法修整京师街道片》，光绪帝交总理衙门议复，并呈慈禧太后。[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