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变法通议》及其他政论文章
梁启超因任《时务报》主笔而声名大振，而他在《时务报》上最重要的政论文是《变法通议》。该文呼唤着变法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尖锐地批评现实政治，许多名句名段，万口传诵，流传至今；然至于如何变法，即改革的政策设计，梁仅涉及科举、学校、学会、译书四项。[215]
一、关于科举，梁启超指出了科举之害后，提出了改科举的上、中、下三策。梁启超的“上策”为：
远法三代，近采泰西，合科举于学校，自京师以讫州县，以次立大学、小学，聚天下之才，教而后用之。入小学者，比诸生；入大学者，比举人；大学学成，比进士；选其尤异者，出洋学习，比庶吉士；其余归内、外、户、刑、工、商各部任用，比部曹；庶吉士出洋三年学成而归者，授职比编、检。
梁要求将科举功名授予新式学堂入学者和毕业者，由此达到“废科举”“兴学校”的目的，称言“八年之后，人才盈廷”。从清朝后来废科举办学堂的历史过程来考察，此策的最大困难还不是观念转变，而是师资、校舍、教材与经费，且远非“八年”即可“人才盈廷”。
梁启超的“中策”为“多设诸科，与今日帖括一科并行”。其提议的新设科目共有九科：“明经”（“能以今日新政，证合古经者为及格”）、“明算”（数学）、“明字”（中国与外国语言文字）、“明法”（法律与国际政治）、“通礼”（政治）、“技艺”（科学技术）、“学究”（教学法）、“明医”（医学）、“兵法”（军事学）。[216]然而，在没有建立近代教育体系与科技体制的情况下，梁提议的新设九科如何出题，如何评判，且能保证大体“公平”，在操作似有很大的难度；尤其是“明经”科，要让学子去证明“新政”“合古经”，若不从“康学”下笔，似无“合格”之可能。
梁启超的“下策”是改变现有科举考试的内容：童试经古一场，“必试以中外政治得失，时务要事，算法格致等艺学”；乡、会试设三场：第一场“试四书文、五经文、试帖各一首”；第二场“试中外史学三首，专问历代、五洲治乱存亡之故”；第三场“试天算、地舆、声、光、化、电、农、矿、商、兵等专门，听人自认一门，分题试之”。殿试“专问当世之务，对策者不拘格式，不论楷法”。梁的方法是废八股，让所有的士人集中思考当时的“国难”，并逼迫士人学子研读“天算、地舆”之类的“西学”。[217]然而，如何能让普通学子直接应对国策（“治乱存亡之故”），如何能让没有受过西学教育或西学不发达地区的学子考试西学，如何让八股出身的官员来评判考卷录取其优，都将是极其困难之事，且也难以做到“公平”。
以上三策，都是梁对康有为三次上书中相关内容所做的改进或具体化。[218]百日维新期间，清政府进行科举改革，采用了部分中策（即增设经济特科）和部分下策（即废八股改策论）。（后将详述）[219]
二、关于学校，梁启超简单介绍了日本普通教育体系（小、中、大学与师范），并阐述了“师范”“女学”“幼学”三个主题。[220]按照梁的写作计划，还应有“专门”，即各类专科教育一节还没有完成。梁首先要求在各地建立小学堂与师范学堂，“师范学堂之生徒，为小学之教习”，以能比较快地普设小学；他强调了女学的重要性，主张不缠足、兴女学；他说明了儿童学习的特点，要求有针对性地编辑各类书籍以充教材——“识字书”“文法书”“歌诀书”“问答书”“说部书”“门径书”“名物书”（辞典），并要求学习外国语。梁还提出过一个具体的计划：
西人之策中国者，以西国之人数与中国之人数为比例，而算其应有之学生，与其学校之费。谓小学之生宜有四千万人，每年宜费二万二千六百万元；中学之生宜有一百十八万四千余人，每年宜费五千九百万余元；大学之生宜有十六万五千余人，每年宜费七千一百万余元。今不敢为大言，请如西人百分之一，则亦当有小学生四十万人，中学生一万一千八百四十人，大学生一千八百五十余人，每年当费三百五十六万元。中国房屋衣食等费，视西人仅三之一，则每年不过一百余万元耳。犹有一义于此，中国科第之荣，奔走天下久矣。制艺楷法，未尝有人奖励而驱策之，而趋者若鹜。利禄之路然也。今创办之始，或经费未充，但使能改科举，归于学校，以号召天下，学中惟定功课，不给膏火，天下豪杰之士，其群集而俛焉，从事者必不乏人。如是则经费又可省三之一，岁费七十余万足矣。而学中所成之人材，即以拔十得五计之，十年之后，大学生之成就者，已可得八千人，用以布列上下，更新百度，沛然有余矣。夫以日本之小，每年此费尚至八九百万，而谓堂堂中国，欲得如日本十二分一之费，而忧其无所出邪？必不然矣。[221]
梁的文字确有打动人之处，然办学的条件并不会因此而变。从中国教育史来看，所需的师资、校舍、教材、经费皆是不可或缺的，更不可能从“西国”标准的经费三亿五千六百万降到“岁费七十余万”。清朝此后进行学制改革（壬寅学制、癸卯学制），皆是极大的社会变动，不可能以“利禄之路”来“驱策”之。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朝废科举，直接采用西式教育体系，亦不用科举功名为激励，走到了比梁的“上策”更向上的“高度”。
除了普通教育体系外，梁此期还提出了官吏的教育，即在湖北建立政务学堂、在湖南建立课吏堂。[222]
三、关于学会，梁启超说明了学会在西方及日本的作用后，主张在中国也建立各种学会，在各学分会未建立前，应建一“总会”，办理16件事：
设会之目，一曰胪陈学会利益，专折上闻，以定众心。二曰建立孔子庙堂，陈主会中，以著一尊。三曰贻书中外达官，令咸捐输，以厚物力。四曰函招海内同志，咸令入会，以博异才。五曰照会各国学会，常通音问，以广声气。六曰函告寓华西士，邀致入会，以收他山。七曰咨取官局群籍，概提全分，以备储藏。八曰尽购已翻西书，收庋会中，以便借读。九曰择购西文各书，分门别类，以资翻译。十曰广翻地球各报，布散行省，以新耳目。十一曰精搜中外地图，悬张会堂，以便流览。十二曰大陈各种仪器，开博物院，以助试验。十三曰编纂有用书籍，广印廉售，以启风气。十四曰严定会友功课，各执专门，以励实学。十五曰保选聪颖子弟，开立学堂，以育人才。十六曰公派学成会友，游历中外，以资著述。[223]
以上梁所说的16件事，大体为北京、上海强学会已行或拟行之事，是康有为主张的再次阐释。其中在“总会”建立“孔子庙堂”一事，隐藏着立“孔教”的想法，康有为及其弟子此时都没有直接说破；而“以著一尊”的提法，又显示出康、梁所办或所设计的“总会”与西方学会的差别。
四、关于译书，梁启超强调了翻译西书的重要性后，提出“三义”：“择当译之本”“定公译之例”“养能译之才”。所谓“当译之本”，梁提出了诸多门类：“西国章程之书”，西方学堂教材，各国法律与条约，各国史书，各类年鉴，农、矿、商、工业等技术与经济学著作，西方学术著作。所谓“公译之例”，梁提出了统一译名，包括人名、地名、物种、度量衡、纪年等项，而纪年一项，他又提出以外国纪年为正文，“而以孔子生年及中国历代纪年旁注于下”。所谓“能译之才”，梁提出了译才需通外文、中文及相关专门学科的三项要求，并提议设立“翻译学堂”。[224]到了百日维新期间，梁启超除了遥控着上海大同译书局外，还奉命主持上海译书官局和大学堂编译局。（后将详述）[225]
除以上四项之外，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还涉及金、银本位制，但梁的主旨不清，似无定见，更兼此策在戊戌变法期间未正式提出，我在此就不介绍了。[226]
从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1896—1898），梁启超在《时务报》《知新报》《湘报》上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然这些文章大多谈改革的必要性，批评时政，真正涉及政策设计者并不多：《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强调报馆的重要性；《治始于道路说》一文，主张仿效西方城市改造道路，并推动各项；《论加税》一文，反对片面的联英、联俄的外交政策；麦孟华的《论中国变法必自官制始》一文，主要举施可见于康有为的三次上书。[227]除了前已言及的部分，关于城市道路改造和联英外交两项，我放在下一节叙述。
以上梁启超大量政论文所阐述的政治思想与政策设计，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源于康有为，并在若干地方（科举、教育）有所细化。他仍未脱离书生议政的一般弱点，号召性强，可行性差。这又与康是相同的。
综上所述，略作数语，作为本节的小结。
光绪二十一年（1895）四月到闰五月，康有为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连续三次上书，提出了全面的改革方案，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社会与文化教育诸多方面。此类大建策，绝非挥笔可成，从而证明了康对此有着长时间的思考。从光绪十四年《上清帝第一书》，至此已七年，国家命运与改革方案，他时常萦绕在心。
从康有为三次上书的大方向来看，其改革是以西方为模式的，从后来的历史进程来看，也是正确的；也正是如此，上书的内容暴露出他对西方政治、社会、经济、军事、教育的思想、制度与实情，有着很大的隔膜，许多知识似是而非，很可能得自道听途说。他所提出的方案，大多无执行上的意义；那些方案中的关键与细节，经过此后几十年的实践，后来的人们才有所了解，才有可能去落实与执行。[228]用此等知识准备，来筹备甚至筹办大国的政治与社会改革，显然是不可行的。
康有为作为一介书生，没有任何从政的经验，一下子提出如此之多之全的改革建策，是那个时代读书人的通病。中国的知识传统，造就了贾谊、晁错之类的传奇人生，诸葛亮更是能在茅庐之中定策天下的大英雄。[229]人们相信天才，相信超凡人士的锦囊妙计，康恰也有着此类自信，由此才做出这三篇无所不包、天马行空般的大文章。虽说三篇上书的文字都已过“万言”，但内容过多，往往数十字或一二百字便概括一两项大举措，康也意犹未尽，没有感到才思的枯涸。书生议政，不着边际，这本来不是什么缺点，甚至还可以从中欣赏，在旁鼓掌。一个奇异的思想，起到相应的倡导作用，引出政治家们的思考，发展出批判性的反复研究和试验，最后形成可执行的决策，恰是从思想到决策的必然过程。然而，那个时代的书生，往往自认为有非凡的决策能力；那个时代的政治体制，尚未发展出完备的研究型的决策机制。由此考虑到百日维新时期康有为所处的策略家地位，对此还真不能一笑了之。
光绪二十一年春夏之际，康有为连续三次上书之后，关注的重点似乎不在于此。他的三次上书中的政改方案不见于同时期的著述中，也不见于万木草堂的讲学中。其弟子梁启超、麦孟华在报刊上发表政论文，大多只是跟着说，少有新的设计。这也似乎证明，康此期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平日仍将主要精力放在学术思想上，由“新学伪经说”到“孔子改制说”再发展到“大同三世说”，创制立教。光绪二十一年，突然出现了上书的机会，于是康便有了此番集中的大爆发；而到了光绪二十三年年底，又出现了上书的机会，于是康便有了更大的爆发。
还须说明的是，康有为此期虽主张“新学伪经说”，但在三次上书中，仍继续引用古文经：《周官》（《周礼》）不时提及；“禹汤罪己，兴也勃焉”，出自《左传》；“侍御仆从，罔非正人，用旦夕承弼厥辟”，出自《冏命》；“有言逆于心，必求诸道”，出自《太甲》。[230]由此可见康的实用主义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