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梁启超的意图
发表在《时务报》上的《变法通议》，是梁启超未写完的政论著述。他原本有一个很大的计划，称言“六十篇”“分类十二”，又称“其总纲有三”“其分目十有八”；然而，由于多种原因，他只完成了其中的一部分，主要是教育部分，也没有准备结集。光绪帝命其进呈，由于时间相对紧急，梁只能是临时编集，除了原来在《变法通议》名目下的内容外，又增加了11篇文章，调整了结构，变成了《变法通议》上篇（一卷）、下篇（一卷）、学校篇（四卷、另附一卷）。梁这么做，当然是为了影响光绪帝的思想。从现存的档案中，我还看不出梁进呈的方式与日期；但按照当时的习惯，梁启超于五月十五日觐见，进呈《变法通议》的时间不会太晚，我推测似应在六月初一日之前。[24]留给梁的时间不会太多。
由此，我们可以看一下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进呈本中增加了什么内容。依照进呈本之排列前后顺序，简述于下：
《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第四》一文，称古代官员权责明确，后为防范官员擅权，采用以官员限制官员的办法，致使官员处于无能的状态。该文对当时官制中的弊端批判甚多，主张“让权”。除了复古制外，还提到了“通下情”的“议郎”之类的官职。
《论中国之将强第五》一文，称西人欲灭他人国、灭他人种，必在其议会、报章称该国之野蛮，其技先后施之于印度、土耳其，现已论及中国，已临近于瓜分。中国须自强。而中国能将强的理由有三：其一在于人才，若中国有部分人才脱科举而习新学，必有所成，黄种人的智力与白人相差不远；其二在于人工，西方的人工会越来越贵，而华工勤俭，若效法日本，以制成品出售，由此可将强；其三为欧洲之强盛在于殖民，现殖民利益已尽，而黄种人未能绝，由此可得机会而再起。梁启超还称，康有为认为世界的“地运”起于昆仑，经印度到欧洲等地，欧、美、日本等国先得“运”先能强，十年之后，两运并交，将达于中国。[25]
《论中国变法必自官制始》一文，称此期的变法与先前办轮船、电线、船政、总理衙门等项不同，关键在于官吏的水准，目标是政治的革新。其对策为：汰冗员、官专任、官久任；然后允许官员自选属吏，破格重用人才，实行高薪，并要求停捐纳、严保举。文章虽署名麦孟华，但基本政策可见于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二、三、四书”，也有一些内容与梁启超《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相同。[26]
《古议院考》一文，说明中国古代虽无议院之名，然有其实，仍有相应的政治制度。梁启超引用中国传统典籍中诸多记载来说明之。他还指出：
凡国必风气已开，文学已盛，民智已成，乃可设议院。今日而开议院，取乱之道也。故强国以议院为本，议院以学校为本。
梁启超的这篇文章，是他当时政治思想的标志性阐述。《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等文中对此也有零散的叙述，但不如此文如此集中和明确。他的立论方式与论据，与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三书”中所述是相同的，只是论证更为具体。[27]
《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是梁启超为《时务报》写的发刊词，刊于该报第1册，谓“去塞求通”是报馆的功能，中国古代有陈诗观风之传统，西国报馆有通达政治、传播学术的功效。《时务报》将“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旁载政治、学艺要书”……
《治始于道路说》一文，说明中国的城市，包括京城与省城，街道无不脏乱，粪便随处皆是；而西国城市道路平整清洁，人车异道，以水清洗，有电灯，有巡捕。该文要求仿效，以修整道路来推动各项，“民生以利，国体以尊，政治以修，富强以基”。[28]
《论加税》一文，说明英国与俄国皆以本国利益来考虑对华关系，联英、联俄的主张皆有其片面之处。“有以联俄拒英之说进者，吾请予之言波兰，有以联英拒俄之说进者，吾请予之言印度”。
《丁酉列国岁计政要序》一文，介绍梁启超等人组织翻译的新版《列国岁计政要》，《知新报》于第24册（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十一日发行）开始刊出。[29]康有为亦将该书的13张表，题名为《光绪二十三年列国政要比较表》，进呈光绪帝。[30]
《戒缠足会序》一文，说明缠足之害，强调了幼学与女学的重要性。戒缠足会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上海等处发起的组织，并得到了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盐法道黄遵宪等人的支持。康有为亦于此时上奏光绪帝，要求禁缠足，并将张之洞、黄遵宪主张禁缠足的两文附呈。[31]
《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十章》一文，是梁启超为该学堂制定的学规，共有十项：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其中关于传教一项，梁称言：“他日诸生学成，尚当共矢宏愿，传孔子太平大同之教于万国。”[32]
《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一文，是梁启超为湖南时务学堂制订的教学计划，学习内容为“溥通学”（普通学）与“专门学”，溥通学，人人皆习，专门学，人占一门。课程分十二个月，开列了每月所习的“专精之书”与“涉猎之书”。[33]
从以上11篇文章的内容可见，梁启超增加的部分与《变法通议》的主旨是相通相连的；如果再与梁启超此期在报刊上发表的著述相比较，可以看出，《变法通议》进呈本已经包含了梁此期大多数的著述，尤其是那些脍炙人口、影响力甚大的篇章。
既然与梁启超此期报刊上发表的著述相比较，那就产生一个新问题，即还有哪些著述梁未抄录进呈？也就是说，梁有意隐瞒了什么？
从《时务报》《知新报》《湘报》即当时梁启超发表文章的报刊上细心查找对照，共有43篇文章，梁未抄录进呈。[34]
这些未进呈的文章，其中20篇是各类“序”“后序”“叙例”“提要”之类的介绍性文字，剩下的文章可以分下几类：一、《记江西康女士》《记自强军》《记尚贤堂》《记东侠》《三先生传》，是梁启超一组记人记事的文章，虽有倡导变法之意，但毕竟不是直接要求变法的政论。[35]二、《试办不缠足会简明章程》《倡女学堂启》《日本横滨大同学校缘起》《万木草堂小学学记》《万木草堂书藏征捐图书启》，是康有为、梁启超倡办学校、社会团体及教书育人的若干规定与说明。[36]三、《致伍星使书：论美国华工六事》《复陕西刘古愚山长书》《复友人论保教书》《南皮先生赐寿记》，虽有政见之展示，然皆属于私信，且最后一篇为祝寿之词。[37]四、《说橙》《〈史记·货殖列传〉今义》《说群》，是一组说理的文章，各有其因，不便进呈。[38]
此外，还剩下六篇文章。
《波兰灭亡记》一文，康有为此时已经进呈《波兰分灭记》（七卷），该进呈本很有可能就是由梁启超起草的。[39]且《波兰分灭记》进呈本比起《波兰灭亡记》一文，增加了许多内容，更为丰富，梁再抄录进呈，自是不妥。
《保国会演说》，是梁启超于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一日（1898年4月21日）在保国会第二次集会时的演说词，主旨是变法的重要性，没有涉及具体的政策。且御史潘庆澜于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二日上奏弹劾保国会，光绪帝有意保全，对此未做任何处理。[40]此事康有为、梁启超已有所耳闻，梁再抄录进呈，自是不妥。
《论湖南应办之事》一文，是梁启超到达湖南之后，于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上呈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条陈，提出欲伸民权，先开民智，即大变科举、遍设学堂；欲兴民权，先兴绅权，即办学会以教绅士，即开绅智；而开民智、开绅智的关键点，又是开官智，即设立课吏馆。此外，梁还提议开设马路，以作为全省的交通，开设劝工博览场，以提升工艺而广励工商业。最后，梁提议在全省设立新政局，“一切新政，皆总于其中”。此文说的是地方事务，且开民智、开绅智、开官智又以“民权”作为最终的指归，自当不宜抄录进呈。[41]
《说动》一文，梁启超大谈地球的引力与动能，以此与“柔静”相对立，主张变动、变易。梁启超根据康有为的学说，称言：“吾又闻之公理家言，凡生生之道，其动力大而速者，则贱种可进为良种；其动力小而迟而无者，则由文化而土番、而猿狖、而生理殄绝。”由此，梁提出了“压力”“动力”与“君权”“民权”之相应关系，“今夫压力之重，必自专任君权始矣；动力之生，必自参用民权始矣”。在欧洲与日本，压力生动力，相反而相因。梁又称：
若夫中国则不然，压力之重，既不如从前之欧美、日本，而柔静无为之毒，已深中人心，于是压力动力，浸淫至于两无，以成今日不君权、不民权之天下。故欲收君权，必如彼得、睦仁之降尊纡贵而后可；欲参民权，必如德、意、希腊之联合民会而后可……[42]
在这篇短文中，梁启超立意太大，涉及君权与民权，是难以说透、说清楚的。
《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一文，梁启超根据康有为“大同三世说”，称言：“孔子圣之神也，而后世颂其莫大功德，在作《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有治据乱世之律法，有治升平世之律法，有治太平世之律法，所发示法之当变，变而日进也。秦汉以来，此学中绝，于是种族日繁，法律日简，不足资约束；事理日变，而法律一成不易，守之无可守，因相率视法律如无物，于是所谓条教部勒者荡然矣。”而西方自希腊、罗马时代之后，治法律学者一直未断其传统，“章程日讲日密，使世界渐进于文明大同之域”。两者相较，西方人视中国为“三等野番之国”。由此，梁称言：“吾愿发明西人法律之学，以文明我中国，又愿发明吾圣人法律之学，以文明我地球。”[43]在康、梁的学说中，孔子的“三世说”（“圣人法律之学”）指明了世界“大同”的方向，然在此篇短文中，梁只是稍稍显示，并未充分展开叙说。
《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一文，是梁启超的《古议院考》受到严复的批评后，以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进行辩护的政论文章：
博矣哉！《春秋》张三世之义也。治天下者有三世：一曰多君为政之世，二曰一君为政之世，三曰民为政之世。多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曰酋长之世，二曰封建及世卿之世。一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曰君主之世，二曰君民共主之世。民政世之别亦有二：一曰有总统之世，二曰无总统之世。多君者，据乱世之政也；一君者，升平世之政也；民者，太平世之政也。此三世六别者，与地球始有人类以来之年限有相关之理。未及其世，不能躐之；既及其世，不能阏之。
这是康有为“大同三世说”在报刊上第一次公开完整的表述。梁在该文中还正面叙述了他与严复对西方民主传统观念的差别，委婉地承认其在《古议院考》中的错误。梁进一步地指出，“三世”是各国必经之路，中西并无区别：
至其自今以往，同归民政，所谓及其成功一也。此犹佛法之有顿有渐，而同一法门。若夫吾中土奉一君之制，而使二千年来杀机寡于西国者，则小康之功德无算也。此孔子立三世之微意也。
“一君之政”即为“小康”，中国的前途应与“西人”一样，即“同归民政”。根据这一学说，康、梁此时所进行的变法，仍是“一君之政”，是将来实行“民政”的过渡。他们的最终目标是“民政”，即“太平世之政”，而且将会从“有总统之世”而达到“无总统之世”（世界大同）。[44]
由此可见，梁启超所隐者，应是《说动》《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三篇文章。前两篇之立论甚大，文章太短，不易说清楚，容易引出光绪帝的误解；后一篇恰是康有为“大同三世说”的正面展示，当此光绪帝对康有为、梁启超最为见重之时，梁启超抄录了《古议院考》而不抄录此文进呈，是害怕他们的“远期”政治目标即“大同三世说”之展示，会引出朝廷上下对他们大为不利的政治后果。
最后，我还要说明，由于故宫博物院的相关规定，我们一行虽然已经相当尽力，但要在规定的工作时间内，将一部十万字左右的名著完整仔细地校订完毕，也是不可能的。在我们已经进行的校对中，发现《变法通议》进呈本与其在《时务报》上最初发表时的文本，有一些文字的相异，并不影响其主旨。[45]这可能是抄写时各种具体因素造成的。梁启超只是增加了内容，没有去改写。
[1] 故宫博物院编：《天禄珍藏：清宫内府本三百年》，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具体负责人为向斯。该消息是吉辰告诉我的。该书的编者在介绍中称：“《变法通议》，清光绪年间内府抄本……本书是变法先锋梁启超所写的宣传变法的政论集，由《变法通议自序》《论不变法之害》《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等十余篇论文组成。以资产阶级进化论的观点阐明‘变’是‘古今之公理’，为‘保国、保种、保教’计，必须学习西方，实行变法。主张兴学校、废科举、育人才、变官制、行立宪为变法的基本内容。进而要求清政府仿效日本明治维新，实行变法，以免遭瓜分。文字生动流畅，传诵一时，是维新运动的代表著作之一。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起，此书中文章陆续在《时务报》《清议报》发表。有报馆合订本。后收入《饮冰室文集》。”（见该书第298页）在这一段不太长的介绍中，尚有一些不太准确之处。其一是“内府抄本”。我推测该版本是梁启超的进呈本，后文将予以说明。其二是在“《清议报》发表”，这是梁启超流亡日本后所办，梁虽在该刊发表《变法通议》题目下的两篇文章，即《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但梁不可能录入故宫图书馆藏的版本中，且故宫藏本中也无这两篇。其三是对该书的评论，虽说研究者皆可执其观点，但有些内容似为不妥，如“行立宪”，梁进呈的《变法通议》并无此类内容；又如“资产阶级进化论的观念”，梁当时的武器是“变易说”，他虽然已经接触到严复所译的《天演论》，仍尚未自觉运用；再如“要求清政府仿效日本明治维新，实行变法，以免遭瓜分”，是康有为、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时的政治主张，但在《时务报》上发表的《变法通议》上并无明确与完整的叙述；在《变法通议》进呈本中也是如此。其四是称“有报馆合订本”，亦有误，至今尚未发现该版本，可参见本书附编第一章“梁启超《变法通议》的写作计划、发表与结集”。编者的内容介绍，似未能仔细阅读该馆所藏版本，很可能参考了《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等辞书及相关著述。
[2] 由于故宫博物院的相关规定，我们无法拍照，以能进行说明。然经比对，故宫博物院编：《天禄珍藏：清宫内府本三百年》第298页所摄的照片，即是该本。
[3] “旧藏昭仁殿”一语，很值得注意。昭仁殿位于乾清宫之东侧，本是清代皇帝读书与藏书之处，但戊戌政变后，光绪帝被软禁，去昭仁殿已不太方便。这些进呈本与抄本是于何时用何种方式藏于昭仁殿的，现在难以查明。
[4] “学校”两字，似为“变法”两字之误。
[5] “始”字，似为“终”字之误。
[6] “《变法通议学校篇附时务学堂课程》，三、一卷”一语，指学校篇三卷、时务学堂课程一卷。
[7] 以上四册，每一册最后一页，分别有“变法通议上篇终”“变法通议学校篇卷一终”“变法通议学校篇卷二终”“变法通议学校篇卷三终”字样。
[8] 陈寅恪称：“……丁丑春，余偶游故宫博物院，见清德宗所阅旧书中，有《时务学堂章程》一册，上有烛烬及油污之迹，盖崇陵乙夜披览之余所遗留者也。归寓举以奉告先君，先君因言聘新会至长沙主讲时务学堂之本末。”（《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寒柳堂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67页）“丁丑”，1937年。“德宗”“崇陵”，指光绪帝。“先君”，陈三立。此是陈寅恪当年所见之本，然我看到的，并无烛烬及油污，是否另有所藏？
[9] 《戊戌政变记》续四库本，第214页。
[10] 其具体刊出与发表情况，参见本书附编第一章第一节“《时务报》时期”。
[11] 《时务报》第1、2、3、9册发刊时间为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十一日、二十一日和九月二十一日，第31册发刊时间为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初一日。
[12] 《论中国变法必自官制始》刊于《时务报》第22、24册，发刊时间分别为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初一日、二十一日，署名为麦孟华；《古议院考》刊于《时务报》第10册，发刊时间为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刊于《时务报》第1册，发刊时间为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治始于道路说》刊于《时务报》第15册，发刊时间为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丁酉列国岁计政要序》刊于《时务报》第33册，原题为《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发刊时间为光绪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13] 该册发刊时间为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十一日。梁启超将《论加税》一文附在《治始于道路说》之后，而没有写明篇名，我反复思量，感觉是抄手的失误，梁也未能一一细察。就《变法通议下篇》而言，与《变法通议上篇》相比，篇名上已去掉了“第一”“第二”的排序，抄手很容易犯错。
[14] 《时务报》第5、6、7、8册的发刊时间为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十一日、二十一日，九月初一日、十一日。
[15] 《时务报》第15、16、17、18册的发刊时间为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十二月初一日、十一日，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
[16] 《时务报》第27、29、33册的发刊时间为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五月十一日、六月二十一日，第10册发刊时间为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
[17] 《时务报》第23、25册的发刊时间为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一日、四月初一日，第16册发刊时间为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一日，第39册的发刊时间为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第36册的发刊时间为光绪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18] 《时务报》第49册的发刊时间为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一日。《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第22—31页。
[19] 《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中册，第676页。
[20] 《总理衙门清档·沪关道呈送旨谕购办书籍》，01-34-005-06，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档案馆藏。“念八”，即二十八。该电并称：“书目列后：《南海先生五上书记》；《上古茫昧无稽考》《周末诸子并起创教考》《诸子创教改制考》《诸子改制托古考》《诸子争教互攻考》《墨老弟子后学考（表附）》《儒教为孔子所创考》《孔子为制法之王考》《孔子创儒教改制考》《六经皆孔子改制所作考》《孔子改制托古考》《孔子改制法尧舜文王考》《孔子改制弟子时人据旧制问难考》《诸子攻儒考》《墨老攻儒尤盛考》《儒墨交攻考》《儒攻诸子考》《儒墨最盛并称考》《鲁国全从儒教考》《儒教遍传天下战国秦汉时尤盛考》《武帝后儒教一统考》；《春秋董氏学》（康长素著）；《春秋中国夷狄辨》（三水徐勤著）；《瑞士变政记》《俄土战记》《意大利兴国侠士传》；《经世文编》（顺德麦仲华辑）等因奉此。按照以上各种书籍一律办齐，计每种两部，分别装潢，共需价洋三十九元五角。理合敬谨装箱，具文呈文。仰祈宪台俯赐察收进呈。为此备由呈，乞照验施行。”再，又据军机处《随手档》六月二十三日记：“发下《时务报》一册。（见面带下，次日带上）”这一册很可能就是第51册。第51册于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出版。
[21] 这一条是与我同行的赵中男最先提出，我完全同意。
[22] 参见拙著《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第334—335页。
[23]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现存的《日本变政考》进呈本，是康有为第二次进呈的，见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影印本。
[24] 光绪帝此时已命军机大臣廖寿恒为康有为进呈奏章与图书，梁启超也有可能通过廖寿恒这一途径代为进呈。而康有为最初是通过总理衙门代为进呈，总理衙门须得有相关的奏折，这可以从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及《宫中档》《军机处录副》中查到相关记录。康有为通过廖寿恒进呈后，廖在每日军机大臣进见时直接交给光绪帝，军机处档案中也就没有记录。梁启超若通过廖寿恒，军机处档案中也会没有记录。而我之所以推测梁应在半个月之内进呈《变法通议》，主要理由是两条：一、光绪帝这类政治领导人事务太多，如果一拖时间，很可能转移兴趣；二、康有为此时进呈奏章与书籍的节奏也很快。他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觐见，五月初一日即上奏两折，并进呈《孔子改制考》（九卷本），此后又频频上奏和进呈图书。
[25] 对于梁启超该文进一步的叙述与分析，可参见本书下编第二章第一节“康有为、梁启超回拒严复”和下编第五章第三节之“梁启超的说法”。
[26] 关于麦孟华及此文进一步的叙述与介绍，可参见本书下编第三章第二节之“麦孟华”和第三节“‘保中国不保大清’与‘自上’‘自下’的变法方案”。
[27] 对于梁启超该文进一步的叙述与分析，可参见本书下编第一章第一节“《古议院考》及其思想资料的辨识”。
[28] 对于梁启超该文进一步的叙述与分析，可参见本书上编第五节之“政府经济机构、专利权、删减《则例》、京师道路整治”。
[29] 《列国岁计政要》（The Statesman's Yearbook）于1864年开始出版，每年皆出新版。林乐知等人翻译其1874年（同治十三年）版，由江南制造局出版，在中国有着相同大的影响。康有为很可能于百日维新期间进呈过该版本。1883年（光绪九年），苏格兰记者Sir John Scott-Keltie接手编辑后，成为世界著名的工具书。梁启超很可能接到的是1896年版，由周逢源进行翻译。《知新报》第24—42册刊出该书的表、美国、瑞士部分，后停止刊出，原因不详。
[30] 参见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4集，第347—370页。这13张表格也是最初译出的部分。
[31] 《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第326—337页。
[32] 相关的叙述与分析，可参见本书下编第一章第三节“《湖南时务学堂初集》：‘开民智’的方向”和下编第四章第四节之“湖南时务学堂的《学约》《功课详细章程》”。
[33] 相关的叙述与分析，可参见本书下编第一章第三节“《湖南时务学堂初集》：‘开民智’的方向”和下编第四章第四节之“湖南时务学堂的《学约》《功课详细章程》”。
[34] 这些文章发表在《时务报》上的有27篇：《波兰灭亡记》（第3册）、《沈氏音书序》（第4册）、《说橙》（第6册）、《西书提要农学总叙》（第7册）、《西学书目表序例》（第8册）、《日本国志后序》（第21册）、《记江西康女士》（第21册）、《农会报序》（第23册）、《蚕务条陈序》（第25册）、《试办不缠足会简明章程》（第25册）、《记自强军》（第29册）、《记尚贤堂》（第31册）、《萃报叙》（第33册）、《〈史记·货殖列传〉今义》（第35册）、《春秋中国夷狄辨序》（第36册）、《医学善会序》（第38册）、《中国工艺商业考提要》（第38册）、《记东侠》（第39册）、《知耻学会叙》（第40册）、《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第41册）、《大同译书局叙例》（第42册）、《蒙学报、演义报合叙》（第44册）、《倡设女学堂启》（第45册）、《读日本书目志书后》（第45册）、《日本中国横滨大同学校缘起》（第47册）、《俄土战记叙》（第51册）、《经世文新编序》（第55册）；发在表《知新报》上的有14篇：《知新报叙例》（第1册）、《西政丛书叙》（第17册）、《致伍星使书：论美国华工六事》（第14、15册）、《说群自序》、《说群一 群理一》（第18册）、《复陕西刘古愚山长书》（第22册）、《复友人论保教书》（第28册）、《新学伪经考叙》（第32册）、《南皮先生赐寿记》（第33册）、《三先生传》（第34册）、《万木草堂小学学记》（第35册）、《说动》（第43册）、《万木草堂书藏征捐图书启》（第46册）、《保国会演说》（第55册）；发表在《湘报》上的2篇：《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第5号）《论湖南应办之事》（第26、27、28号）。此外，梁启超还出版了《西学书目表》《读西书法》（上海《时务报》馆，光绪二十二年）、《中西门径书七种》（大同译书局，光绪二十四年）等。
[35] 其中《三先生传》在《知新报》最初发表时，只写了“张先生”“何先生”两位，没有寇连材一段。相关的叙述与分析，可参见本书下编第三章第三节“‘保中国不保大清’与‘自上’‘自下’的变法方案”。
[36] 《万木草堂小学学记》中梁依康有为之《长兴学记》，为“双遣先生之子”规定了八项学规：“立志”“养心”“读书”“穷理”“经世”“传教”“学文”“缮生”。《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十章》与此有相似之处。“双遣先生”，似为吴德
。“书藏”，图书馆之意。
[37] “伍星使”，清朝新任驻美公使伍廷芳，此时邀梁启超随其赴美，任公使馆馆员。“刘古愚”，刘光，曾主陕西味经书院、崇实书院，此时服膺“康学”，与康、梁走得比较近。“南皮”，张之洞。
[38] 《说橙》谈地利之宜，称其家乡新会橙，名满天下，经济效益亦好，然每年十月，县官以“贡橙”而派差役下乡扰民。此文的落笔在于吏治，且无解决方案。《〈史记·货殖列传〉今义》一文，倡导当时不被重视的农工商业，强调经济的作用。此文未抄录呈送，很可能与《论商务十·金银涨落》一样，梁认为与当时的变法形势不相适应，此时朝廷还来不及考虑此类技术性问题。《说群》在《知新报》刊出时，分为《说群自序》《说群一 群理一》，从其《自序》来看，是研究个人与群体之间的政治关系，即“今夫千万人，群而成国；亿兆京垓人，群而成天下”；“据乱世之治群多以独，太平世之治群与以群”。由此可见，梁试图以“大同三世说”来谈独裁与民权，也是梁启超第一次言及“大同三世说”的文章。然而，此文刚刚开始，只是说到牛种牛粮，尚未进入实题，便中止了。
[39] 《波兰分灭记》（七卷）进呈本，参见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4集，第397—423页。
[40] 潘庆澜弹劾保国会的奏片，见《光绪朝朱批奏折》，第32辑，第561页。光绪帝对此的处理方式，可参见拙著：《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第371页。
[41] 《湘报》第26—28号连载，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五、十六、十七日（1898年4月5、6、7日），中华书局影印本，上册，第201—202、209—210、217—218页。对于梁启超该文进一步的叙述与分析，可参见本书下编第一章第四节“《论湖南应办之事》：通往议会的道路”。
[42] 《知新报》第43册，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1998年2月11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上册，第525—526页。
[43] 《湘报》第5号，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九日（1898年3月11日），中华书局影印本，上册，第33—34页。
[44] 《时务报》第41册，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一日（1897年10月6日），中华书局影印本，第3册，第2771—2777页。相关的叙述与分析，可参见本书下编第一章第二节“《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大同三世说’中的‘民主’”。
[45] 我个人以为，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梁启超进呈光绪帝的文献以及内府的抄本应当作为一个课题，进行统一整理，全部影印出版。其中包括：《杰士上书汇录》《孔子改制考》（九卷）进呈本、《波兰分灭记》进呈本、《光绪二十三年列国政要比较表》进呈本、《变法通议》进呈本（以上藏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和《我史》（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已经影印的《日本变政考》也可以加进去，再次影印。这可以大大方便读者和研究者，以推动该项研究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