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弟子的言说
1920年,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言及康有为戊戌时期的思想,称言:
……有为以《春秋》“三世”之义说《礼运》,谓“升平世”为“小康”,“太平世”为“大同”。《礼运》之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有为谓此为孔子之理想的社会制度,谓《春秋》所谓“太平世”者即此……虽然,有为著此书时,固一无依傍,一无剿袭,在三十年前,而其理想与今世所谓世界主义、社会主义者多合符契,而陈义之高且过之……有为虽著此书,然秘不以示人,亦从不以此义教学者,谓今方为“据乱”之世,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其弟子最初得读此书者,惟陈千秋、梁启超,读则大乐,锐意欲宣传其一部分。有为弗善也,而亦不能禁其所为,后此万木草堂学徒多言大同矣。而有为始终谓当以小康义救今世,对于政治问题、对于社会道德问题,皆以维持旧状为职志……启超屡请印布其《大同书》,久不许,卒乃印诸《不忍》杂志中,仅三之一,杂志停版,竟不继印。
……有为不轻以所学授人,草堂常课,除《公羊传》外,且点读《资治通鉴》《宋元学案》《朱子语类》等,又时时习古礼。千秋、启超弗嗜也,则相与治周秦诸子及佛典,亦涉猎清儒经济书及译本西籍,皆就有为决疑滞。居一年,乃闻所谓“大同义”者,喜欲狂,锐意谋宣传。有为谓非其时,然不能禁也……[3]
此为事隔二十多年后的回忆。根据梁启超的这一说法,他在光绪十七年(1891)已闻“大同义”,并与陈千秋共同阅读过康有为关于大同思想的著述。值得注意的是,“后此万木草堂学徒多言大同矣”一句,说明除了梁、陈之外,万木草堂的许多学生也得知“大同”学说。
先来看《知新报》,从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1897年2月22日)第1册到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一日(1898年9月26日)第66册,即得知北京政变之前,康有为的学生徐勤、韩文举、刘桢麟、何树龄、孔昭焱、王觉任、黎祖健、欧榘甲、陈继俨一共发表了58篇政论文章。[4]再来看《时务报》,从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1896年8月9日)第1册到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一日(1898年3月22日)第55册,即康有为、梁启超一派完全退出《时务报》之时,除了梁启超之外,康有为的学生麦孟华、徐勤、欧榘甲一共发表了9篇政论文章。[5]也就在这些文章中,我看到了忽隐忽现的“大同三世说”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