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结语
本章的文字已经很长，论题亦有所变化，须得略作数语，以能回顾主要论点，并为结语。
我通过阅读康有为弟子在《知新报》《时务报》所刊文章，查证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期间的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由此得出明确的结论：康有为在戊戌时期所持有的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不仅仅是“新学伪经说”“孔子改制说”，而更为重要的，是“大同三世说”。这是我对自己先前研究结论的再确认。
康有为在戊戌时期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的“大同三世说”思想，是我个人新近的发现；由此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先前的研究者为何不说？
自从汤志钧发现康有为在《大同书》写作时间上“倒填日期”之后，各位研究者对康戊戌时期的“大同”思想采取了比较慎重的态度。我若非同时将康有为、梁启超、康门弟子全部言说放在一起阅读，也不会有所进展。
是以此故，为了防止“邻人窃斧”般的主观引导，我在这次查证过程中，取谨慎态度，用笨拙办法，将康门弟子的所有文章综合起来考察，说明篇数、叙述内容及涉及“大同三世说”的详略程度，以表示其比例关系，以避免过度诠释。然而，当我阅读完毕这批文章后，得到的印象仍是清晰的：康有为确实向梁启超以外的部分弟子传授了“大同三世说”的部分内容。
事实上，康有为流亡日本后，立即向日本学者或记者讲授其“大同三世说”的思想。《太阳》杂志第4卷第23号刊出了中西牛郎的文章《论康有为氏之理想与事业》，称言：
康乃新儒教之组织者也。至其组织之方法，或取于佛教，亦或取于耶稣教西洋哲学，惟其本质依然未变儒教之精神。然则康如何组织新儒教？吾辈今摘举其主旨所在以言之。曰：以孔子为教主，六经为其经典。曰：孔子之教，见于六经，有显、密二教。显教言大义，密教言微言。曰：微言之旨，在于大同。大同云者，即太平也，即民主也。康之议论虽有千言万语，要旨不外以上三点。而建立其微言大义之显、密二教，岂非仿效佛教显、密二教耶？其以孔子为教主，不用光绪年号而言孔子生后二千几百年，岂非仿效耶稣教耶？而其依《春秋》分人类邦国之进步为据乱、升平、太平三期，以贵族政体为据乱之世，以君主政体为升平之世，以民主政体为太平之世，又岂非与十八世纪及现世纪英、法、德政治哲学之精神符合之所哉？至其以太平为理想，隐然可见遗传洪秀全太平天国精神之处。……而康之所谓微言者，《礼记》大同道行也，以“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讲信修睦”之一章为之根据。所谓“天下为公”，即是康之民主主义之胚胎所在。[124]
中西牛郎是一名学者，以他自己的观念来理解“大同三世说”：“显、密”的说法，自是康有为已经揭示出孔子在“微言”之中所藏的“大义”；以“贵族政体”“君主政体”“民主政体”来对应“据乱”“升平”“太平”，也是比较简明易懂的说法，日本此时仍处于“君主政体”；《礼记·礼运篇》恰是“大同三世说”的核心文献。《太阳》杂志第4卷第25号刊出“不二行者”的文章《康有为氏的大同大平论》，称言：
在孔子三世之义，如今当正乱世之时，于大平则属甚远。虽然，仆以心之运用救人类，此亦大同之始基耳。人之所以为人者，仁也。仁乃天心，人得天心而推之，以爱其同类同生同气。其多有别异者，皆乱世野蛮自私之俗也。故爱一身非爱他人之身，甚或夺杀他人之身以益其身；爱其一家非爱他人之家，甚且夺杀他人之家以肥其家；爱其国非爱他人之国，甚且夺杀他人之国以大其国；爱其类非爱他类，甚且夺杀他类专繁其类。是若者其见识有各限，其行事有各时，而人性之善不善积，论社会造化，其心识因而分其世界，为野蛮、半教、文明，皆由此而定。要之，皆未至众生安乐、众生性善之地，未至人类之改善也。今地球各国政多，而自私不公，相隔不通，分异不同，故人类生民之苦无以救之。相攻相隔，则出巧诈攻难之心，习而为俗，传而为种，未能求人性之皆善。然此无能如何之势，不能速改，当多集仁人志士，讲究之，发导之。仁心仁论虽至微，苟于人心之中归于天下，则必然胜利。此有一身之人，有一家之人，有一国之人，有全地之人。仆今以国故，为一国之人，何以足为此语者，孔子所谓三世之说也。第一为乱世，即野蛮生番之世；第二为升平世，即近乎今日各邦；第三为太平世，即此后之世，今日未见也。氏有《三世演孔图》，乱世之中有乱，有升平，有太平，升平、太平亦然，演为九世。一世之中又有三者，演为八十一世，以至展转无穷，则自地球太古物类始生，至人类之生、野蛮生番之世，至如今欧美之世，下推至将来千万年，更旁推诸星诸天。如今难为君尽演之，概言其略耳。
“仁”是“大同三世说”的核心观念，由此而生出“爱其同类”；“自私”属“乱世野蛮”之“俗”，由此而“杀他人”“杀他家”“杀他国”；“仁心仁论”若“苟于人心之中归于天下”，将突破“一身”“一家”“一国”而为“全地球之人”。康有为自称其有《三世演孔图》，从“地球太古”可推至“将来千万年”，乃至“诸星诸天”。该文又称：
发论必有本源。若发大同之论，则足下与仆同为天性之人，无国界，无家界，无身界。……人与人相遇也，惟当以仁行之，不以不仁行之，故二人为仁。两人相遇，若相揖让，相招呼，相对坐，相教告，相补教，相恤，相亲爱，行之有益无碍，当以之为起点推施征引，故惟当以仁行之也。……若不持大同之说，则人与人相攻，家与家相攻，国与国相攻；知大同之说，则人与人相爱，家与家相爱，国与国相爱。……如今种种妨害政教风俗大平大同之理，不一而足。重山绝海，无梯无航，又无向导，人何从驾渡以至大平大同之世？仆粗画其图，梦游其境，然与人语，尚多为人所戮，孰肯游此世耶？或不信，或不从，或非之，或疑之攻之，未识必能去现在之境而后相从以至大同也。而人多以现在之境为极美极乐，尚以大平大同之世为碍其乐，则焉能率天下之人改之？故非假以大力而不能运之。
“不二行者”是笔名，真名为角田勤一郎，是一名记者，故能多录康有为的原话。他使用“大平”一词，然“大”“太”文意相通。他与康的访谈内容，由中文转日本文，今再由日本文转中文，意思可能会有点变化，但基本思想还是可以看清楚的：“大同”“大平”之境界是“无国界、无家界、无身界”的，人人相爱，家家相爱，国国相爱。不二行者得出其结论：“由此概见南海氏（康有为）以仁为人心之本源，以人类平等、四海同胞为最后之目的”；“所谓大同大平，如俄之托尔斯泰之和平论或近世和平哲学论者”。[125]
“大同三世说”有其革命性的理想，也有其阶段性的规定，中间有着很大的差距。就其革命性的理想而言，说的是未来，康有为一派所能做的事情只能是传播思想，或按梁启超等人的说法是“传教”，尽管康本人可能不赞成这么做。就其阶段性的规定而言，说的是当下，康党制定了“自上”“自下”的两套变法方案。然而，“自上”的决定权操之于光绪帝和军机处，还须得到慈禧太后之首肯；即便是“自下”，仍需要得到清朝政府的支持，康及其党人自己真正能做的只不过是讲学、办学会、办报刊而已，这与“传教”有时也很难分得开。康“自上”道路的开辟，与当时清朝所面对的国际形势有关，有着一定的历史偶然性；康也因此进行了政治策略的调整。从无国家、无等差的“大同世界”（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宣传思想革命），到强调“君权治天下”的“制度局”之设置（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和致康同和的信），如此之大的差距让人看起来似乎是对立的，然在“大同三世说”的理论框架中却是不矛盾的。如用“大同三世说”的说法，这些可以简化为“救世界”（大同、革命性的理想、未来）和“救中国”（小康、阶段性的规定、当下）；且“救中国”亦可再分为若干途径（“自上”“自下”）、若干阶段（君权变法、君民共主）等等。
根据“大同三世说”的思想，清朝必然是灭亡的——将由君主转为民主，中国也必将灭亡——世界将进入大同；这使得康有为、梁启超在内心中并不忠于清朝，也不忠于光绪帝。康、梁流亡海外之后，大规模地宣传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对立，编造“衣带诏”，要求日本、英国等外国废黜慈禧太后，恢复光绪帝的权力；并在海外组织“保皇会”，进行勤王活动。所有这些活动对北京的光绪帝产生了实质性的伤害，慈禧太后对光绪帝态度越来越严厉，几欲废之，最后立了“大阿哥”。对光绪帝说来，荣禄、刘坤一、张之洞等人才是真正的“保皇党”。康有为等人在海外的政治活动，陷光绪帝于大不利，也激起了张之洞、刘坤一等人的极大愤怒，但仍然不能简单地归之于康等人的政治幼稚。在康及其党人的心目中，清朝、光绪帝多半是他们用来实现政治变革的工具或技术手段。随着康在海外经历的时间延长，从强调孔子原创的“大同三世说”，转向自由奔放、畅说理想、设计人类未来的《大同书》，康的行为与思想之间的差距也越拉越大。这或许就是康生前修改刊印了“大同三世说”的一大批注经著作，但还来不及修改刊印《大同书》的原因之一吧。而且，随着康晚年的政治实践，他对人类必然走向由他指明的“大同”之路的自信，正在一点点衰减；他的弟子对他的信仰与崇敬，也在一点点衰减。
[1] 以上的论点，可参见本书上编第三节之“大同三世说”和下编第一章“论戊戌时期梁启超的民主思想”、第二章“康有为与进化论”。
[2] 本章主体部分大体写毕，又读到吴义雄：《古老的理想与维新的意义：试论19世纪后期的大同思想》（《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改革》，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是最早对《知新报》《时务报》这批材料进行释读的论文，可参见该文第三部分。
[3] 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66—68页。“居一年”，指梁启超入学后一年，应是光绪十七年（1891）。按照“大同三世说”，清朝应属“升平世”；梁此处却称康“谓今方为‘据乱’之世”。梁为何如此分类，我还不能说详，可能是梁之误笔，也有可能指世界范围而言。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在此之前的三次回忆：光绪二十七年（1901）梁发表《南海康先生传》，光绪二十八年（1902）梁撰写《三十自述》，宣统三年（1911）梁出版《南海先生诗集》，皆明确说明康在戊戌时期有“大同三世说”的思想。相关的叙述与分析，可参见本书上编第三节之“大同三世说”。
[4] 这里的篇数是指全篇而言，有些文章分多次连载，亦算成一篇。作者的排名顺序，按照其在《知新报》上发表文章的前后排列，并不代表他们在“康党”团体中的地位。此外，梁启超（6篇）、康广仁（2篇）、康同薇（2篇）未统计在内。
[5] 《时务报》最后一篇康、梁派的文章发表于第55册，即梁启超的《经世文新编序》。实际上，从第51册（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起，康、梁一派已退出《时务报》。
[6] 参见陈汉才：《康门弟子述略》，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8—24页；沈成飞：《徐勤早年活动评述》，《广东史志》2003年第3期。
[7] 康有为在《我史》（《康南海自编年谱》）中称：“……冬迁草堂于府学宫仰高祠，赁之十年，为久计，徐君勉、梁卓如之力也。君勉急朋友之难，常供养朋友之才贤者，以及刻书、移草堂之资皆任焉，几以任恤破其家矣。”又称：“……吾以十二月母寿，须归，先调君勉、易一来办事，急须开报。以用孔子纪年，及刊上谕事，江宁震动。适有京师劾案，遂藉此停止。”（《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126、135页）“易一”，何树龄。康有为堂兄康有仪致山本宪信中称：“徐勤……曾游学舍弟之门五六年。此人志趣颇佳，尚气节，好学，爱才，能倾家养士（富人也）。前曾在上海强学会襄办撰述，会为御史杨崇伊奏劾，电闻，为之吐血。是时弟子寄居会内，所目击也。举此一端可见其为人。”（吕顺长：《清末维新派人物致山本宪书札考释》，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01—102页。字与标点稍有变易）
[8] 参见冯自由：《戊戌前孙、康两派之关系》，《革命逸史》，中华书局，1981年，初集，第48页；梁启超：《日本横滨中国大同学校缘起》，《时务报》第47册，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中华书局影印本，第4册，第3187—3188页。又，康有为流亡日本后，日本学者中西牛郎与之访谈，著文《论康有为氏之理想及事业》，称言：“……门下实称济济多士。如梁启超、徐勤二氏，尤为铮铮者，号称康门颜、曾。盖梁氏以颜渊之明敏兼子路之勇，徐氏以曾参之笃实加子贡之才也。是故康以梁氏为大同译书局总理，以徐氏为大同学校校长。”（《太阳》，第四卷第二十三号，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11月20日，第14页。吉辰译，见《戊戌政变后〈太阳〉杂志关于康有为的两篇文章》，上海中山学社主办：《近代中国》第29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颜渊”，颜回，子渊；“子路”，仲由；“曾参”，子舆；“子贡”，端木赐，皆孔子门下大弟子。康有为弟子，互以孔门大弟子戏称，见下文所言梁启超、麦孟华相关内容。
[9] 胡思敬：《戊戌履霜录》，《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史部第446册，第345页；《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六月二十二日。
[10] 《〈春秋存中国说〉序》刊于《知新报》第11册，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一日。该文称：孔子著《春秋》，意在保存中国，若“人人以存中国为心，而明《春秋》之大义，则中国可为也”。又称：“《春秋存中国说》，凡二卷，序其首而系之辞曰……”但未称作者之名，很可能是徐勤的著作。该书今未见存。《〈二十四朝儒教会党考〉序、例》刊于《知新报》第20册，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一日。该文所称的“会党”既是学术组织，也是政治组织，徐勤企图用历史的“会党”来证明当下建立此类组织的正当性。该文又称“卷分二十，类别为三”，可见是一部很大的著作。该书今未见存。《拟粤东商务公司所宜行各事》刊于《知新报》第24、25册，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十一、二十一日。该文所言的“商务公司”，是介于政府和商会之间的组织，总办以“公举”产生，所办之事为“创商报”“开商会”“立商学堂”“立工艺院”“开博物院”（类似展览会或展销会）、“立功牌”（类似奖状）、“设轮船”“办团练”“修街道”。其经费来源为“募捐”“集股”“例捐”“劢捐”，而后两种“捐”，很容易流变为摊派。该文开首之言也值得重视：“合群之义有三，言政则议院，言学则学会，言商则公司，之斯三者而已。然学校不兴，科举不变，民智未开，国是未定，则议院未由开也……”徐强调了议院的意义及其开设的条件。《〈丁酉列国岁计政要〉序》刊于《知新报》第24册。《列国岁计政要》英文原名为The Stateman's Year Book，是年鉴式手册，英国驻华公使提供该书1874年（同治十三年）版，由林乐知等译述，光绪三年（1877）在江南制造局出版。《知新报》从第24册开始连载由周逢源翻译的新版，徐勤为之序。《复友人论铁路书》刊于《知新报》第33、34册，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一、二十一日。该文叙述了建设铁路的八项好处：“广人才”“饬吏治”“通商务”“便行旅”“利调兵”“改漕运”“防灾荒”“兴屯垦”。《中国除害义》，连续刊于《时务报》第42、44、46、48册，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十月十一日、十一月初一、二十一日，中华书局影印本，第4册，第2839—2844、2979—2987、3115—3120、3251—3256页。该文所论兴学校、废科举、立孔教，是一篇未完成的大文章。徐勤该文的起首称：“凡今中国之大害，无学为害，无教为害，忘国为害，忘君为害，蔽塞为害，古老为害，愚瞽为害，束缚为害，虚
为害，狭小为害，倾诈为害，险薄为害，流荡为害。”共计有十三“大害”。然其第一篇未列副题，以“何以谓无学之害也”讲起，第二篇列副题为“除不学之害二”，第三篇为“继前稿无学之害三”，第四篇为“续前稿无教之害四”，以此而论，仅写了两“大害”。然从文章内容来看，从“忘国”到“流荡”，还有十一“大害”，虽不能说完全未涉及，也不知徐勤的写作计划，但其主要部分尚未写完是可以确定的。
[11] 《总论亚洲》谈到人类文明仅四千年，从“地顶”（昆仑山）发源，以四条河流入俄罗斯、波斯、印度、中国。亚洲古国若能“维新”“自强”、发挥“旧教”之义，当可“富强”。《中国盛衰关于地球全局》认为英俄互争是对中国有利的国际局势，中国若能行“兴学校”“开议院”“改官制”诸项，就可以自立。《论俄国不能混一亚东》称俄国虽有诸强项，但其“霸道虐民，威权无限，议院弗立，私利其国”，不可能称霸亚洲。《论日本自强之故》强调了日本明治维新变学术、变学校、变科举。（日本自强一文似未完）
[12] 《地球大势公论·总序》，《知新报》第2册，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六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上册，第10页。“巴立门”，parliament，英国议会。
[13] 进一步的叙述与分析，可参见本书下编第五章“戊戌时期康有为的‘洪水说’‘地顶说’‘地运说’”。
[14] 《地球大势公论·总论亚洲》，《知新报》第4册，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初六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上册，第25页。相同的言论，又见于梁启超给徐勤所作《春秋中国夷狄辨》一书的序言，后将述及。“书”，书经，《尚书》。“合众”，指联邦制度。
[15] 《知新报》第21册，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十一日（1897年6月10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上册，第170—171页。又，“大同三世说”中尧、舜的地位与意义，后将详叙。
[16] 《〈春秋中国夷狄辨〉序》，《时务报》第36册，光绪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1897年8月19日），中华书局影印本，第3册，第2418—2420页。又，根据大同译书局的广告，《春秋中国夷狄辨》已刊刻，定价两角，可见该书的大体规格。（《时务报》第51册，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中华书局影印本，第4册，第3522页）
[17] 徐勤在《知新报》第52册（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一日，1898年5月11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上册，第670—671页）发表《日本横滨中国大同学校学记》，提出了“立志”“读书”“合群”“尊教”“保国”的要求，仍有着“康学”的许多色彩。
[18] 参见陈汉才：《康门弟子述略》，第117—119页。
[19] 《论暹王出游》刊于《知新报》第9册，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初一日。该文表彰暹罗国王将出行欧洲，比之若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天皇。《中国宜开赛会以兴商务》刊于《知新报》第16册，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初六日。该文提出开赛会（博览会），并论证其有利之处。《论中国守旧党不如日本》刊于《知新报》第21、22册，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十一、二十一日。该文称赞了日本攘夷派“能尊王、能保国”，要求中国士人能奋起担当。其中提到变科举、开学会、设议院：“若夫变科举，此自强之本原也，而以为碍于成法；开学会，诸学之植基也，而以为大干例禁；设议院，上下之相通也，而以为侵于君权。”按此说法，“议院”的功能是“通上下”，且不侵犯君权。《论今日西学当知急务》刊于《知新报》第31册，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该文强调西学中的政治诸学说，也说明中西学互通。《富强始于卫生论》刊于《知新报》第39册，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该文主要倡导环境卫生，并提倡体育与营养。《复仇说》刊于《知新报》第40册，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该文要求国人在德国强占胶州湾后“激烈振起，思雪大耻”。《恭读上谕开经济特科书后》刊于《知新报》第45册，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一日。该文以力学中的吸力以加引申，赞扬开设特科，称“我君相其知以热力行吸力之术”。该文还介绍了西方的专利制度。《论西学与西教无关》刊于《知新报》第49册，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一日。该文谈到西教与西学的差别，并延伸到西学与中学的关系。《论变科目宜并变考官》刊于《知新报》第59册，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一日。该文谈到此时清朝科举改制后教官将成问题，提议两条：以学堂代科举；以保举的方法产生新的考官。《译书局末议》刊于《知新报》第63册，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一日。该文谈到梁启超编书、译书之难，并提议各省设立分局。《澳门戒鸦片烟分会序》刊于《知新报》第58册，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顺德逢简乡拟设公书会公启、章程》刊于《知新报》第60册，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一日。“公书会”，图书馆。又，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初三日，梁启超（时在上海）写信给康有为（时在桂林）：“……顷长驻澳中者，君勉、实孝二人而已，其余皆若即若离之。二人者勤劳已甚，安得复有暇日致力于此。草堂诸人，多不顾大局，不听调遣……”（《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8页）“君勉”，徐勤。“实孝”，孝实之误，刘桢麟。由此可见，该报创办之初以徐、刘为主力。
[20] 《论德人寻衅于中国》，《知新报》第17册，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十一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上册，第130页。该文认为，德国会利用“三国干涉还辽”对清朝有所予求，并称其已“操心审虑，决于一逞”。是年十月十九日（11月13日），德国借口巨野教案，派兵强占胶州湾（今青岛）。
[21] 《皮锡瑞日记》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十一日、十月十六日，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三日、六月十五日、七月初四日。见《皮锡瑞全集》，第9册，第670、722页；第10册，第857、926、940页。皮锡瑞在日记中敬称刘桢麟为“刘桢卿”。
[22] 相关的叙述与分析，参见本书下编第五章“戊戌时期康有为的‘洪水说’‘地顶说’‘地运说’”。
[23] 《地运趋于亚东论》，《知新报》第7、8册，光绪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二十八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上册，第49—50、57—58页。“夏道不亡，殷道不作……”一句，见之于刘向《说苑·君道》，文字稍有异。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时曾引用之（见《万木草堂口说》，楼宇烈整理：《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第107页）；在《孔子改制考》中亦引用之（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3集，第116页）。
[24] 亚历山大大帝、秦始皇嬴政、成吉思汗、明太祖朱元璋、拿破仑皆是武力征服者，但先知穆罕默德非为君王，且以传教立国。刘桢麟对此写道：“今夫亚喇伯（阿拉伯）野悍之番族，摩哈默出，创回回之教，著可墨之经，隶属者十余国，皈依者数百万人，遂赫然为千年之教主矣。”“摩哈默窃摩西之绪余，诱无知之愚贱，从之者生，不从者死，以战死为天堂，以溅血为功德，是愚民之术悍而诬。”这是刘的历史观，未必属实。
[25] 《〈地球六大罪案考〉总序》，《知新报》第9、10册，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初一日、初六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上册，第65—66、73—74页。“疾始火攻，疾始灭国”，皆出自于《公羊传》。《春秋》桓公七年记：“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公羊传》记：“焚之者何？樵之也。樵之者何？以火攻也。何言乎以火攻？疾始以火攻也。”何休《解诂》称：“征伐之道，不过用兵，服则可以退，不服则可以进。火之盛炎，水之盛冲，虽欲服罪，不可复禁，故疾其暴而不仁也。《传》不托始者，前此未有，无所托也。”《春秋》隐公二年记：“无骇帅师入极。”《公羊传》记：“无骇者何？展无骇也。何以不氏？贬。曷为贬？疾始灭也。始灭昉于此乎？前此矣。前此则曷为始乎此？托始焉尔。曷为托始焉尔？《春秋》之始也。此灭也。其言入何？内大恶，讳也。”何休《解诂》称：“《春秋》托王者始，起所当诛也。言疾始灭者，诸灭复见不复贬，皆从此取法，所以省文也。”又，刘桢麟在文中还称：“虑战祸之害民也，则设万国太平之会以弭之。虑两国之构争也，则立凭公调处之约以和之。”讲的是西方的“弭兵会”，不知其根据为何。
[26] 《〈公羊初学问答〉自叙》，《知新报》第42册，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上册，第509页。“三科九旨”，徐彦称：“何氏之意以为三科九旨，正是一物。若总言之，谓之三科，科者，段也。若析而言之，谓之九旨，旨者意也。言三个科段之内，有此九种之意。故何氏作《文谥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又‘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春秋公羊传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页）徐彦又谈到宋氏的解读。
[27] 《实事始于空言说》，《知新报》第66册，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一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上册，第898—899页。“定、哀”，指鲁定公、鲁哀公，按照何休的说法，属“至所见之世，著治大平”。
[28] 参见陈汉才：《康门弟子述略》，第36—39页。
[29] 《开储才馆议》刊于《知新报》第30册，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十一日。该文提议在军机处之下设“储才馆”，汇聚精英，随时上书。所言内容与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中的“议郎”有相似之处；与后来“上清帝第六书”中的“制度局”亦有相似之处，但权力没有“制度局”大。《增广同文馆章程议》刊于《知新报》第35、36册，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一、十一日。该文要求京师同文馆大规模地增加西学的内容，并设立图书馆、博物院、译书处、译报处。所言内容与康有为所拟《上海强学会章程》有相似之处。
[30] 《论列国息争之公理》，《知新报》第19册，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上册，第145—146页。王觉任此文用典甚多，校于下：一、“伐者为主，伐者为客”，出自《公羊传》。《春秋》庄公二十八年记：“春，王三月，甲寅，齐人伐卫。卫人及齐人战，卫人败绩。”《公羊传》记：“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战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春秋》伐者为客，伐者为主。故使卫主之也。曷为使卫主之？卫未有罪尔。败者称师，卫何以不称师？未得乎师也。”何休《解诂》称：“用兵之道，当先至竟侵责之，不服乃伐之。今日至，便以今日伐之，故曰以起其暴也。”又称：“未得成列为师也。诈战不言战，言战者，卫未有罪，方欲使卫主齐，见直文也。不地者，因都主国也。”二、“疾始取邑”，亦出自《公羊传》。《春秋》隐公四年记：“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娄。”《公羊传》记：“牟娄者何？杞之邑也。外取邑不书，此何以书？疾始取邑也。”何休《解诂》称：“外小恶不书，以外见疾始，著取邑以自广大，比于贪利差为重，故先治之也。内取邑常书，外但疾始不常书者，义与上逆女同。不传托始者，前此有灭，不嫌无取邑，当托始明。故省文也。”“疾始灭国，疾始火攻”两条，见前注。三、“禁攻寝兵”是战国人宋钘、尹文的学说，见之于《庄子·天下篇》：“……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四、“离会”指两国意见不合，各执己见。《春秋》桓公二年记：“蔡侯、郑伯会于邓。”《公羊传》记：“离不言会，此其言会何？盖邓与会尔。”何休《解诂》称：“二国会曰离，二人议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所道不同，不能决事，定是非，立善恶，不足采取，故谓之离会。”又称：“时因邓都得与邓会，自三国以上言会者，重其少从多也，能决事，定是非，立善恶。《尚书》曰：‘三人议，则从二人之言’。盖取诸此。”《春秋》桓公五年又记：“夏，齐侯、郑伯如纪。”《公羊传》记：“外相如不书，此何以书？离不言会。”何休《解诂》称：“时纪不与会，故略言如也。《春秋》始录内小恶，书内离会；略外小恶，不书外离会。至所闻之世，著治升平，内诸夏而详录之，乃书外离会。嫌外离会常书，故变文见意，以别嫌明疑。”五、“三占从二”，典出于《尚书·洪范》：“三人占，从二人之言”。“占”，占卜之意。前引何休《解诂》将“占”改为“议”。六、“域民不以封疆之界……”一段，出自《孟子·公孙丑下》，其结论是“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七、“有分土无分民”见之于何休说。《春秋》昭公十五年记：“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宫。籥入，叔弓卒，去乐卒事。”《公羊传》记：“其言去乐卒事何？礼也。君有事于庙，闻大夫之丧，去乐，卒事。大夫闻君之丧，摄主而往。”何休《解诂》称：“臣闻君之丧，义不可以不即行，故使兄弟若宗人，摄行主事而往。不废祭者，古礼也。古有分土无分民，大夫不世，己父未必为今君臣也。《孝经》曰：‘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以上将王觉任之文与所引经典一一对照，可明其文的立论基础与思想方法，《公羊传》与何休的学说是他最主要的读经之途，亦可窥“康学”之结构。此外，康党非常重视“弭兵会”，该文亦有涉及，称言：“世之通士，心知此义者众矣。故东方则有太平会焉，西土则有弭兵会焉，虽然心则有余，术犹未至。英美海内之雄国也，今季始订立条约，将共恪守，化争为让，转祸为福。”王觉任此言，不知其根据为何。
[31] 《寝兵说》，《知新报》第27册，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十一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上册，第267—268页。“夷狄进爵”一句，出自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大同之世”一句，出自《礼记·礼运篇》。“无彼（此）疆尔界”一句，出自《诗经·周颂·思文》。该文又称：“夫西方之国，诸雄错处，密其防圉……于是群议息兵，纠为公会，交涉之道，约之公法。强勿躏弱，众勿暴寡，衅之兆也，公断于局外之国，法荷属地之龉，英美捕鱼之衅，以此释纷，固已数数……此固人道之公理，先圣古王之公言，而非泰西之私义也。”此处的“公会”“公法”讲的还是弭兵会之事，不知王的根据为何。
[32] 参见陈汉才：《康门弟子述略》，第149页。陈汉才称其名为“砚诒”，字“祖健”，然黎祖健在《知新报》上刊文皆署名“祖健”，似为“祖健”为名，“砚诒”为字或号。关于黎祖健所录《万木草堂口说》的介绍，参见本书下编第五章第一节“万木草堂中的口说：‘洪水说’‘地顶说’”。
[33] 《知新报》第1至10册皆开列“撰述”名单，共有8位，未列入黎祖健。第11册起不再开列“撰述”名单，不知黎祖健何时被聘为“撰述”。
[34] 《说任篇》刊于《知新报》第25、26册，光绪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七月初一日。该文以“羽琌龚子”（龚自珍）的《尊任》一文为论题，设“青萝子”“智芒子”之辩难，主张起而任之，勇于任事。《弱为六极之一说》刊于《知新报》第46、47册，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三月初一日。前一篇有副标题为“总论”，说“《洪范》言六极，而以弱殿之”，要求发奋而以弱而变强。黎祖健在该文中称“今中国不特国势孱弱而已，以言乎教则弱也，以言乎种则弱也，以言乎士气则弱也，以言乎兵则弱也，以言乎农则弱也，以言乎工则弱也，以言乎商则弱也。弱固不可以敌强，此孟子所谓天理者”。由此而论，他似乎要作一篇大文章。后一篇有副标题“教弱种弱”，说“新学伪经”，说“孔子改制”，又说胎教养生医学诸项。《论各国当以仁心维持大局》刊于《知新报》第50册，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一日。该文称列强争霸使“大局沦危”，其主张与王觉任《论列国息争之公理》《寝兵说》大体相同，并称：“是欧西诸国，自以为仁心仁闻，进于文明者，皆见绝于孔、孟，宜伏上刑之诛者也。”这又与欧榘甲《〈春秋公法〉自序》的说法相同。
[35] 《驳龚自珍〈论私〉》，《知新报》第26、27册，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初一、十一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上册，第250—251、266—267页。黎祖健此文引经典较多，有小误，校于下：一、“《白虎通》言通正为公”，此中的公，是公侯之意：“所以名之为公侯者何？公者，通也。公正无私之意。侯者，候也。候逆顺也。”（吴则虞点校，陈立：《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上册，第7—8页）二、称“孟子所殊其徽号”一段，见《孟子·梁惠王章句下》：齐宣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三、引《易》“见群龙无首”一句，见《易·乾卦》，梁启超亦多次引用之。四、引“民为贵”一句，见《孟子·尽心章句下》。五、引墨子“选天下贤者”一句，见《墨子·尚同》，文字稍有异。墨子两次提到“立天子”，称“天下贤可者”“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并称：“国君者，国之仁人也。”六、引庄子“臣妾不中以相治”一句，见《庄子·齐物论》，文字稍有异。其原文下一句为“其有真君存焉”。七、引《左传》“天生民”一句，见《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对晋悼公之言，文字稍有异。八、引《白虎通义》之语，见该书卷一《爵》之首：“天子者，爵称也。爵所以称天子何？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版，上册，第1—2页）九、引“天下归往谓之王，能群天下谓之君”一句，见董仲舒《春秋繁露·灭国上第七》：“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群者也。故能使万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群者，无敌于天下。”这一条是周明昭告诉我的。又，《荀子·正论》称“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韩婴《韩诗外传》卷五称：“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也。君者，何也？曰：群也。为天下万物而除其害者，谓之君。王者何也？曰：往也。天下往之，谓之王。”又称：“往之谓之王，去之谓之亡。故曰：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许维遹校释：《韩诗外传集释》，中华书局，1980年，第197—198页）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对此叙述较多，指称“王”即孔子，见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3集，第101、105、107、218、235页。
[36] 楼宇烈整理：《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第88、106页。
[37] 《孔子改制考》，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3集，第147、149—150页。
[38] 《说通篇》，《知新报》第50、58册，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一日、五月二十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上册，第637—638、766—767页。黎祖健此文引经典较多，亦有小误，除去康有为、梁启超已征引者外，补校于下：一、“先民有言”一句，见《诗·大雅·板》。二、“太史采诗”一句，见于《礼记·王制》，文字稍有异：“命大史陈诗，以观民风”。三、引“大询于众庶”一句，出处有误，非为“司徒”之职，而是“乡大夫”之职。三、太王（古公亶父）迁岐，“属耆老而告之”，典出自《孟子·梁惠王章句下》。四、“晋人听舆人之诵”，典出于《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楚师背酅而舍，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诵曰：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公疑焉……”五、引管仲之语，见《管子》大匡第十八。（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上册，第368—369页）另，《礼记·坊记》《易·咸卦》引文皆不误。
[39] 可参见本书上编第二节之“《上清帝第一书》与《论时务》”、第三节之“三条建策——求人才、慎左右、通下情”及本书下编第一章第一节“《古议院考》及其思想资料的辨识”。
[40] 楼宇烈整理：《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第116、141页。进一步的叙述与分析，可参见本书下编第四章第三节“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及桂林讲学内容的中、西学比例关系”。
[41] 参阅唐才常：《各国政教公理总论》，《唐才常集》（增订本），第29页。
[42] 欧榘甲的身世，可参阅陈汉才：《康门弟子述略》，第47—51页；宋德华、刘雪琴：《辛亥前期欧榘甲革命自立主张探析：以〈新广东〉为中心》，《南方职业教育学刊》2011年第5期；刘雪琴：《欧榘甲思想演变之研究——兼与康有为及康门弟子之比较》，华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王占宁：《欧榘甲思想研究》，湖北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罗更晓、李青海：《家国之光耀百年：记近代教育启蒙者、光祖中学首任校长欧榘甲》，《未来教育家》2013年第5期；夏晓虹：《〈新广东〉：从政治到文学》，《学术月刊》2016年第2期。其中关于欧的生卒年记载不同，此处采用刘雪琴硕士论文的说法，称其查到族谱。
[43] 由于康有为与汪康年《时务报》之争，汪将之改为《昌言报》，并在其第1册刊出汪所作的“跋语”：“谨案：康年于丙申之春，倡设《时务报》，惟时南皮张制军提倡于先，中外诸大吏振掖于后，各省同志复相应和，先后延请梁卓如、麦孺博、章枚叔、徐君勉、欧云樵诸君为主笔……”（《昌言报》，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第4页）“欧云樵”，欧榘甲。然《时务报》仅刊出欧榘甲一文，其是否到上海任职，未详。
[44] 当时，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为梁启超，分教习为韩文举、叶湘南、欧榘甲。但《湖南时务学堂初集》（长沙戊戌刻本）中有梁启超批语（最多）、韩文举批语（次多）和叶湘南批语，但不见欧榘甲批语，原因不详。亦有可能欧榘甲到达较晚，时务学堂已放年假。
[45] 胡思敬：《戊戌履霜录》，《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46册，第345页；《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六月二十二日。
[46] 《变法自上自下议》，本章第三节将评述。《论中国变法必自发明经学为始》刊于《知新报》第38册，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日。该文所言皆是“孔子改制说”，此时《孔子改制考》尚在刊刻之中。《〈泰晤士报〉论德据胶州事书后》刊于《知新报》第48册，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一日，该文所言多是立孔教之事，本章第四节将叙及。《〈南海先生五上书记〉序》刊于《知新报》第61册，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该文是称颂康有为之作。《论大地各国变法皆由民起》刊于《时务报》第50册，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该文体现的是民本思想，但该文未完，无续作，其最后的思想还不能确定。
[47] 《〈春秋公法〉自序》，《知新报》第38册，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上册，第444—445页。“率土地食人肉”一句，见《孟子·离娄章句上》；“残贼谓之一夫”，见《孟子·梁惠王章句下》；“辟土地充府库”一句，见《孟子·告子章句下》。欧榘甲所言《春秋》公法诸义，因引言过于细碎，无法一一核校；但可以大体看出，有出自《春秋》《公羊》和何休《解诂》者，亦有出自《礼记》和《论语》者。
[48] 梁启超对《春秋》与“公法”的关系亦有论述，可参见本书第四章第四节“梁启超的说法：‘中学西学’‘折中孔子’”。梁亦称湖南时务学堂学生戴修礼对“公法”颇有体会，本章第四节将叙述之。
[49] 《〈日本高等师范学校章程〉叙》，《时务报》第50册，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华书局影印本，第4册，第3389—3992页。
[50] 麦孟华的身世，可参阅陈汉才：《康门弟子述略》，第10—14页；郭卫东：《丁未政潮中康梁派活动考略》，《历史档案》1990年第1期；张锡勤：《麦孟华思想简论》，《求是学刊》2004年第1期；曾光光：《麦孟华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冯自由在《戊戌前孙康二派之关系》中称：“麦孟华号驾孟”。（《革命逸史》，初集，第47页）“孟”，孟子。又，麦孟华之弟麦仲华，也是康有为弟子，娶康有为之长女康同薇；麦孟华之妹嫁给康有为弟子罗普。
[51] 胡思敬：《戊戌履霜录》，《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46册，第345页。
[52] 《榷关议〈内地机器制造货物征税章程〉书后》刊于《时务报》第20册，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十一日。该文反对总税务司对内地使用西洋机器制造货物征收税款的做法。《论中国宜尊君权抑民权》《论中国变法必自官制始》两篇，本章第三节将予以叙评。《论中国会匪宜设法安置》刊于《时务报》第40册，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初一日。该文主张使用日本明治维新的方法（上策）或俄国彼得改革的方法（中策），来安置各类会匪（“哥老会、袍哥会、理教会、小刀会、三合会、三点会、兴中会……”）。麦孟华将“兴中会”列入会匪，但如何具体安置会匪，并没有细说。
[53] 《尊侠篇》，《时务报》第32册，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十一日，中华书局影印本，第3册，第2141—2148页。麦孟华在该文中盛赞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所记朱家、郭解两人之精神。
[54] 此语见梁启超：《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时务报》第41册，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一日，中华书局影印本，第3册，第2771—2777页。梁启超在时务学堂学生李泽云的札记上批曰：“文明与野番争，至今日犹此世界。如二十年时西班牙与亚齐、去年意大利与阿比西尼亚是也。要之，世界尚有野番而不能不有争，轨道并行而不相悖。有竖三世，有横三世。竖三世者，日日所言者是也。横三世者，如今阿州方为据乱世、而欧洲已升平、美洲已近太平是也。故人与禽兽争之世界，今且未息。印度于光绪六年一年中为虎所伤者二百余人是也。”（《湖南时务学堂初集》，长沙戊戌刻本，第4册，《札记》卷三，第52页）“二十年”，指光绪二十年。“阿州”，指非洲。
[55] 《民义》，《时务报》第26、28、30、34册，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十一日、五月初一日、二十一日、七月初一日，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册，第1730—1737页，第3册，第1865—1872、2001—2008、2277—2283页。“洋庄”，即进出口贸易行。麦所引用的经典，校于下：一、“天下有道”一句，见《论语·季氏》。二、“民可使由之”一句，见《论语·泰伯》。三、“一人一义”一句，见《墨子·尚同》，其结论是“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四、“天生民而立之君”一句，见《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对晋悼公之言，文字稍有异。
[56] 参阅陈汉才：《康门弟子述略》，第24—31页。冯自由在《戊戌前孙康二派之关系》中称：“韩文举号乘参。”（《革命逸史》，初集，第47页）“参”，曾参，子舆。
[57] 可参见拙著：《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第4—5页。
[58] 《万国公政说》刊于《知新报》第5、6册，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十一、十六日。该文以“仁”为议题，主张“地球仁”“亿万世仁”，提议编一部《万国古今善政录》，记录其善政与秕政，由此来约束各国的行为，颇有孟子所言“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之意（《滕文公章句下》）。在该文中，韩文举还提到了“今之西人，弭兵有会，其心不可谓不仁也，而法仍未行”，不知其根据如何。《国朝六大可惜论》刊于《知新报》第6册，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十六日。该文称清朝在顺治帝、康熙帝、恭亲王奕䜣、曾国藩、同光之际和甲午战后共有六次变法机会，未行改革，为“六大可惜”。《治始于乡说》刊于《知新报》第8册，光绪二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该文力主乡治，“治天下莫如治国，治国莫如治乡”。其方法是设乡师，即士师、农师、工师、商师，并设立士学院、农学院、工学院、商学院以培养乡师。《推广中西义学说》刊于《知新报》第15册，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初一日。该文主张大规模设立义学，学习中学与西学知识，并提出了五种集资方式。其中一段涉及政治设计：“今者书籍无藏，钳其思也；翻书无局，蔀其目也；新闻乏馆，囿其识也；讲学无会，塞其智也；议院不设，靳其权也。缚之于科举，奔之于官宦，趋之于酬酢。”这实际上提出了图书馆、译书局、报馆、学会、议会的要求。《童蒙艺塾说》刊于《知新报》第23册，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初一日。该文主张在儿童期间实行“艺学”（西方的声光化电知识和工程制造技艺）的培训。
[59] 参阅陈汉才：《康门弟子述略》，第146页；张荣华编：《康有为往来书信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56页。又，康有为《我史》（《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九年记：“何易一来，馆之于家，易一聪明过人，能深思妙悟，至是皆馆于我。”（《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116页）据此，何易一为康有为的第一个学生。梁启超作《康烈士广仁传》中称：“三水何树龄易一者，南海门下之奇才也。好学而深思，奇警精辟，纵横中外，出入天人，十年馆于南海家。君与何树龄为兄弟之交，同居十年，抵掌对足。”（《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第17册，《哀烈录》卷一，第9页）
[60] 参阅拙著：《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第156—160、846页。
[61] 宫崎滔天称，他通过陈白（陈少白）而认识何树龄，又通过何找到区凤墀，再通过区得知孙中山的消息。（宫崎滔天著，林启彦改译、注释，《三十三年之梦》，花城出版社，1981年，第112—117页）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康有为致信何树龄、徐勤：“今彼既推汪穰卿来，此人与卓如、孺博至交，意见亦同（能刻何启书三千部送人，可想是专持民主者，与易一必合）。”（《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36—237页）“汪穰卿”，汪康年。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梁启超致汪康年信称：“康先生书又极言何易一之叛教，盖其丧心之故，亦由去年不得意有以激之也，然已令人发指。昨遇燕生，今复闻此，愤气填膺，势将欧〔呕〕血，奈何奈何！”（《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第1836—1837页）“燕生”，宋恕。由此推之，梁称何“叛教”一事，很可能指其与孙中山一派有联系。
[62] 《爱同类说》刊于《知新报》第7册，光绪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该文以“春秋之意，诛灭国，疾火攻”为立意，要求人类相爱戒杀。《论实学》刊于《知新报》第14册，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该文称：“曰礼节，曰仪文，曰名分，曰习俗，皆人事之制作也，虚也。曰理势，曰象数，曰仁智，曰忠信，皆天道之自然也，实也。”何树龄由此要求改科举、译西书等项，以转移世风。
[63] 《论今之时局与战国大异》，《知新报》第12册，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六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上册，第90—91页。“亚历山德第二”，指被暗杀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梯能欹邻尔”，很可能指丹尼尔·奥康奈尔（Daniel O'Connell 1775—1847），爱尔兰独立运动的先驱。“息兵之会”，指康党传说中的“弭兵会”。“子舆”，此处指孟子。
[64] 叶德辉辑：《觉迷要录》，清光绪三十一年刻本，录四，第25—26页。何树龄在信中还称：“武子（孙武子，指孙文，即孙中山）果然在日本处曾见伊藤博文云。窥其行径，大约有联英、日以拒俄之说动日政府。中朝托俄为腹心，正犯英、日之大忌。彼在英国，大约亦见尼希利党人，与之同病相怜矣。”“武子”之读，采自赵立人之解读（本章第三节将述及）。“尼希利党”，指俄国虚无党。
[65] 参阅陈汉才：《康门弟子述略》，第140—141页；并可参阅孔昭焱在康有为《我史》手稿上的跋语，见拙著《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第870页。
[66] 叶德辉辑：《觉迷要录》，清光绪三十一年刻本，录四，第22—23页。
[67] 《论中国变法之害》刊于《知新报》第13册，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该文称清朝先前的变法在于西式战具、同文馆、买办通事、西国报馆、专属于总税务司的寄信局、西式轮船、洋元洋钞、西式服饰、西式房舍等十五项，即“由前之说，其变如此，战具也，学堂也，文言也，报馆也，邮政也，舟舶也，银币也，衣服也，庐屋也，饮食也，利用也，玩好也，风尚也，仪饰也，术智也”，皆未带来利，反带来了害处。此处孔昭焱颇作戏谑言词，正话反说。康党认为，过去的变法只变了器物，没有变制度，孔文正是此意，但他没有进一步说明正确的变法之途。《改官制莫先于翰林院始》刊于《知新报》第23册，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初一日。该文认为若要改科举，须先得改变翰林院的官制，设教习大臣、掌院学士、小教习等职；“弃汉人破碎之学，割爱六朝隋唐绮华浮藻之词，破除宋学末流束身自私之习”；所习者为“先圣经术，本朝掌故，历代掌故，郡国利病，中外大势，富强之本”。
[68] 参阅陈汉才：《康门弟子述略》，第139—140页。
[69] 《论粤人不知变之失计》刊于《知新报》第29册，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初一日。该文称广东士人在变法精神上不如安徽、江苏、浙江、上海、北京、天津、广西、湖南等地，如能做到“合大群”诸项，“吾粤之兴，正未可量”。《论自强军逃亡》刊于《知新报》第31册，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该文称张之洞在甲午战争期间在南京所练自强军，“计初时训习者，已亡去十之八九”，并分析士兵逃亡的五项原因。《前明科举说》刊于《知新报》第37册，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该文批评明太祖朱元璋开科举为“愚民”。《军机处会同兵部〈议复武备特科折〉书后》刊于《知新报》第53册，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一日。该文认为“不当以科第成人才”，建议京师设武备大学堂、各省设武备学堂。《论中国拘迂之儒不足以言守旧》刊于《知新报》第54册，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一日。该文大谈西学中源论：议院、预算、陪审、工部工厂、弭兵、学校、驻使等等，以“吾中国之旧，而为今日之善政”。该文称：“春秋之义，疾始灭，疾火攻，疾取邑，墨子有《非攻》之篇，宋钘倡寝兵之说，此即西人弭兵之会也。”即再次谈到西方的“弭兵会”。《说丕但》刊于《知新报》第56册，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一日。“丕但”，patent，专利。该文倡导实行专利制度。《整顿刑狱私议》刊于《知新报》第64册，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该文主张用西法来改善清朝的司法制度。但该文未刊完，政变发生，其主旨尚未说清楚。《南海九十六乡倡办不缠足会叙》刊于《知新报》第36册，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一日。其余《论中国今日联欧亚各国不如联美国之善》《伸民权即以尊国体说》《中国不可开议院说》等篇，本章第五节将叙评。
[70] 《论德人据胶州湾》，《知新报》第44册，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一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上册，第541—542页。“九世之仇”，见《春秋公羊传》庄公四年。“尊［救］中国而攘夷狄”，见《春秋公羊传》僖公四年。该文又称：“夫教士者，非所谓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推其道以仁天下之人者乎？是故未兵以前，则联万国息兵会以调息之，而杀人之徒不能逞也；既兵以后，则立红十字会以补救之，而杀人之事犹少戢也。”“万国息兵会”，即康党所传的“弭兵会”，陈继俨称是“教士”所为，不知其指何人，亦不知其根据之所在。
[71] 《康有为事实》，日本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日本国际连合协会（东京），1954年，第730页。
[72] 叶德辉辑：《觉迷要录》，清光绪三十一年刻本，录四，第19页。“旧教”“婆罗门旧教”，指早期印度教。写信时间的判断，据“但一切已办之事，又未能抛撇耳”，当指《时务报》。
[73] 叶德辉辑：《觉迷要录》，清光绪三十一年刻本，录四，第19—20页。“君勉”，徐勤。写信时间的判断，据“去年在都几成无赖”，光绪二十一年梁启超参加会试，试后在京居住了一段时间。
[74] 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五十四，1970年，第1—54页。
[75] 《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册，第600—605页。
[76] 《任公先生事略》，转引自《梁启超年谱长编》，第87—88页。
[77] 该信最后称：“又各国进化，皆有等级。法国越级，则大乱八十余年……欧西各大国所不能之事，而以初胎之中国，极深之旧蔽，乃欲一超，险于欧洲，而直入美国之地。此其无理，犹超大海跳危崖，惟有堕落而已。非徒大乱涂炭吾民，彼使他国收渔人之利，而国种将沦。”这是明显地反对革命。由此而推论，赵必振等人很可能有鼓吹革命之意。此外，该信中孙家鼐与光绪帝的对话，其事极为可疑；该信又称康到上海若死难而光绪帝将被弑，其理亦不能成立。
[78] 2005年10月，我与黄彰健初会于台北，黄向我说明其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发现康有为及其党人“保中国不保大清”，我当时没有说话。2009年，黄收到拙著《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一书，于8月13日写信给我：“康、梁于政变后，对外宣传保皇，故康《自编年谱》及梁《戊戌政变记》均否认康有保中国不保大清的阴谋，对丁酉九月底、十月初康党聚议事，亦隐讳不提。（谭嗣同言，丁酉‘秋末始遂瞻依之愿’。）此一聚议事，佐证昭然，尊著《我史鉴注》怎可对此亦只字不提。故读尊著仅可使读者明了康党政治活动可以公开的部分，而对康党秘密活动的一部分一无所知。如了解康党的秘密活动，则对康公开活动的解释亦将不同。此正为研究戊戌变法史困难处，请参看拙著《戊戌变法史研究》自序。康党上海聚议的共识，现在看来，即康《上光绪第五书》的上策与下策，同时分途进行，而康党的主力，梁、谭与康弟子则入湘，进行自立民权革命活动。谭在《湘报》上即盛赞康‘第五书’为国朝260余年所未有，而梁、谭在湘亦推行康学。拙著《戊戌变法史研究》辨康《戊戌奏稿》之伪，承尊著赞誉，而康党‘保中国不保大清’，实为拙著重点所在。”“秋末始遂瞻依之愿”一句，见《壮飞楼治事十篇·湘粤》［蔡尚思等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1年，下册，第445页］黄彰健去世多年，然学问长存。我在此与之相商，寄托着对这位优秀学者的长思之意。亦可参见拙文《悼念黄彰健先生》，《依然如旧的月色》，第4—12页。
[79] 桑兵：《保皇会的宗旨歧变与组织离合》，《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该文后编入《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50—395页。
[80] 赵立人：《戊戌变法时期兴中会和维新派的合作与分歧：兼论康有为早期之反清活动》，上海中山学社编：《近代中国》第16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该文收入《粤海史事新说》，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康有为》，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赵立人去世亦多年，我在此寄以哀思。
[81] 甘慧杰译：《宗方小太郎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上册，第384页。“麦某”，麦孟华。宴聚地点在上海。
[82] 《翼教丛编》，上海书店版，第146—147页；又可见叶德辉辑：《觉迷要录》，清光绪三十一年刻本，录四，第30页。此中称“民贼”，又称“公法”，颇有“大同三世说”之意味。
[83] 《三先生传》，《知新报》第34册，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上册，第380—381页。该文称：“夫自忧其身也，是之谓仁，是之谓人。忧其亲者，谓之孝子；忧其君者，谓之忠臣；忧其国者，谓之义士；忧天下者，谓之天民，墨子谓之任士，佛谓之菩萨行。无所为而为之者，谓之安仁；有所为而为之者，谓之利仁；学而能者，谓之强仁。天下古今，所谓孝子、忠臣、义士者，亦数数见。大率则利仁、强仁，十八九焉。夫既亦仁矣，利焉、强焉何害？独惜论世之士，往往于利焉、强焉者，则津津道之；于安焉者，则莫或知之；即闻其名与其行事，亦若以为无足轻重，置之而已。以吾闻三先生者，其行，孔、墨之行也，其心，佛、菩萨之心也，岂尝有所丝毫求于天下？但率其不忍人之心，乃忘其身之困顿危死，黾焉焉以赴之，倘所谓安仁者邪？三先生皆不识一字，其以视读书万卷、著作等身者何如矣？”这段话中的“天民”“安仁”，似以“大同三世说”来立意。“忠臣、义士”说，又可见前引梁鼎芬的评说。
[84] 《烈宦寇连材传》，《清议报》第8册，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初一日，中华书局影印本，第1册，第459—461页。此后编辑的《饮冰室合集》，《三先生传》中列入了寇连材传。关于寇连材的研究，可参阅马忠文：《寇连材之死与“烈宦”的诞生》，《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85] 宗方小太郎于1897年2月28日（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日记称：他“至（上海）广东路新利洋行，与名士李盛铎、罗诚伯二人议兴亚大事。李乃江西名家，榜眼出身，翰林之名流也。容貌颇伟，品学兼优，有天下之志”。“李、罗诸人曰：清政府依赖俄国，非副国民之舆望，实出自庙堂一二权臣之妄为，即奉承皇太后之意者也。天子与皇太后不和，确实无疑。现清国在上者尽皆腐铄，居下者无知蠢愚，不足道，只中间士子真能做事，他日动天下者必此种族也。”（甘慧杰译：《宗方小太郎日记》，上册，第384页）唐才常在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三日致信康有为称：“而杭州驻防瓜尔佳氏，且敢明目张胆上书那拉，以膺权贵之锋。（其人金梁，满洲生员，年二十余，慷慨有大节。昨常亲至杭州，径造其庐，与谈半日。闻渠日砺一剑，为杀荣、刚之用。又孔子生日亲率满人设主大祭，而以去秋殉难六君子配之。见者愕然。）由此观之，海内士夫之议论黑白渐著……”（《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册，第870—871页）“荣、刚”，荣禄、刚毅，时任军机大臣。
[86] 梁鼎芬撰《康有为事实》，以此为第一条，称之为“谋逆”。（《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729—730页）
[87] 汪康年在《时务报》第4册上发表《中国自强策》（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一日）、第9册上发表《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皆有兴民权的言论。汪康年与孙中山在日本见面之事，可见于今日史家之著作：李吉奎：《孙中山的生平及其事业》，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第435—436页；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162页。两书作者因立意不同，强调之点亦有别。宗方小太郎日记对此期汪的政治设计有更多的披露。1897年12月3日（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日），“七时时务报馆汪康年进士来访。与予同乘马车，上四马路某酒楼吃洋馔，盛论当世时务。此人有意于支那内另外创立新国，与予所见略同。快谈至十时半散。”1898年4月9日（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九日），“午后汪康年来访，前日从湖南归来云。共谈立国之要务。予问曰：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陈宝箴二氏乃天下之重望，我辈宜说之以大义，使其为我所用，于做事之时，将甚多便益，足下有此意否？汪曰：陈、张二氏，眼前虽不为我用，然当时机来临之日，或可联镳并驰，共同致力中原，云云。四时与汪氏访福本日南，小谈归。”4月11日（三月二十一日），“往至时务报叩汪康年，交付清国时事话片十二则……交汪之话片大要在于：窥时机举义兵，占据湖南、湖北、江西、四川、贵州及广东之一部，使其连成一片，以建立一国。并列举有关之方法手段。”（甘慧杰译：《宗方小太郎日记》，上册，第405—406页；中册，第416—417页）
[88] 其中最为明显的事例是，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是科举制度的批判者，也是百日维新期间科举改制的推动者，但他们已中举人，一次不缺地赴京参加会试。康在万木草堂讲学中，亦有科举的内容，并称：“八股亦不必废，作者能上下古今，何尝不佳。”（楼宇烈整理：《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第235页）
[89] 此据梁启超“三世六别说”，见本书下编第一章第二节“《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大同三世说’中的‘民主’”。
[90] 梁启超在李炳寰札记上的批语。（《湖南时务学堂初集》，长沙戊戌刻本，第2册，《札记》卷一，第3页）梁在答郑宝坤问时又称：“必越千数百年后，地球五洲皆合为一，然后‘大一统’局乃成，此谓之‘大三世’。”（同上书，第1册，《答问》，第56页）可见梁的预计并无一定。
[91] 梁启超在郑宝坤札记上的批语。郑宝坤称：“窃以为他日地球合而为一，至太平极盛之世，则人人皆有一性法存于心中，而不必借公法以绳之矣。孔子之作《春秋》也亦然，专立小康之义，所以治万世之民贼也。然而他日地球合而为一，以至于太平者，必《春秋》为之起点也。”（《湖南时务学堂初集》，第4册，《札记》卷三，第26页）
[92] 梁启超信中称：“甫之子谭服生，才识明达，魄力绝伦，所见未有其比。惜侫西学太甚，伯里玺之选也。”（《觉迷要录》，录四，第18页）。“甫”，敬甫，谭继洵。“服生”，复生。“伯里玺”，伯里玺天德之简称，president，总统。从梁上引文字而言，应当视为戏语。梁鼎芬在《康有为事实》中称：“轶赐，即梁启超”。（《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731页）冯自由在《戊戌前孙康两派之关系》中称：“梁启超号轶赐”。（《革命逸史》，初集，第47页）赐，端木赐，字子贡。
[93] 汉口领事濑川浅之进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1899（明治三十二年）2月16日。该报告称：“康有为、谭嗣同的最终目的，乃是想变该国的国体为纯粹的共和政体。假如事成，则以谭嗣同为大总统，而以康有为为教主。到后来，此种企图被发现，像张总督这样的正直之士，闻‘共和’二字，对康党之态度骤然冷却，俄而转为敌对。”［郑匡民、茅海建编选、翻译：《日本政府关于戊戌变法的外交档案选译》（二），《近代史资料》总113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85页。又可见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它》，巴蜀书社，2004年，第121—122页。两者译文有所不同］从濑川的报告可见，当时从康有为家中抄出的信件，已录副本传到武昌，“谭为大总统”即是梁启超信中所言。“康为教王”，见梁鼎芬《康有为事实》第一、二条。这些应视为张之洞一派向日本进行的宣传。
[94]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四日，总理衙门代奏康有为《请商定教案法律厘正科举文体并呈〈孔子改制考〉折》，其第一项即是设立孔教会，并以孔教会与西方教会进行交涉。（《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第256—261页）
[95] 《变法自上自下议》，《知新报》第28、29册，光绪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八月初一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上册，第282—283、298—300页。“首出庶物”一句，见《易·乾卦·彖》。“周虽旧邦”一句，见《诗经·大雅·文王》。“辟四门”“国人交”分见于《尚书·尧典》《礼记·大学》，参见本书第75、213—215页和224页注〔2〕。“天下有道”见于《论语·季氏》，参见本书第354—355页。
[96] 《论大地各国变法皆由民起》，《时务报》第50册，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华书局影印本，第4册，第3385—3389页。
[97] 《论中国宜尊君权抑民权》，《时务报》第21册，光绪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册，第1387—1390页。又，《丛刊·戊戌变法》，误称引自《昌言报》。
[98] 《论中国变法必自官制始》，《时务报》第22、24册，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初一日、二十一日，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册，第1455—1461、1593—1601页。麦孟华这些政治改革的设计，当出自康有为，与康在光绪二十一年的三次上书和光绪二十四年诸多建策极其相似，可见本书上编第四、五节。
[99] 参见本书附编第二章“梁启超《变法通议》进呈本阅读报告”。
[100] 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提出的第二策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第三策是“听任疆臣各自变法”，也有点“自下”的味道。（《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第106—114页）
[101] 《论中国今日联欧亚各国不如联美国之善》，《知新报》第41、42册，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一日、十一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上册，第491—492、508—509页。
[102] 《复陕西刘古愚山长书》，《知新报》第22册，光绪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上册，第186—187页。
[103] 参见本书上编第三节之“孔子改制说”和“大同三世说”。又，梁鼎芬《康有为事实》第二条指出：“康有为羡慕泰西罗马教王之尊贵，意欲自为教王，因创立一教，谓合孔教、佛教、耶苏、希腊教、回教而为一，自命为创教之圣人，其徒皆以圣人称之。其徒党有能推衍其说者，则许为通天人之故，闻者齿冷。康所著书内有《孔子为改制之王考》一卷（上海有刻本），称孔子为教王，讽其徒谓康学直接孔子，康即今之教王也。”（《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730页）“希腊教”，东正教。“回教”，汤志钧校本作“四教”，即“合……四教而为一”。（《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4页）此处梁鼎芬称合各教，似非指教义，而指合各教之组织形式。
[104] 欧榘甲：《〈泰晤士报〉论德据胶州事书后》一文称：“今大明吾孔子之经义，准各省各州县各市镇各村落，遍立孔子教堂，遍立孔子教会……悬孔子及诸贤之像，于庚子拜经之日，衣冠瞻拜，行孔子之礼，歌孔子之乐，发扬孔子之大道，各以传孔子圣教自誓。其有善堂、医院、囚狱，皆令讲生入其中，日诵圣经以教之，以生其善心，使知天下之大、万民之众，无一不受孔子之泽，无教不受孔子之范围。不传孔教，即自绝于天，不知圣泽，即自忘其本。其有高深义理，则作为浅近俗话之书以明之，遍送山农野老妇人孺子，则人人知饮食衣服、宫室伦理、知觉运动，莫不出于生民未有之孔子。”又称：“夫广立教会，大明吾教，使我生民未有之孔子之仁治大法，施于中国，达于天下。”（《知新报》第48册，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一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上册，第605—607页）该文又称：“彼教士倡太平之会，倡弭兵之会，其心天下共见之。”称“弭兵会”是教士所为，未说明其根据。此外，梁启超《复友人论保教书》（《知新报》第28册，光绪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陈继俨《忧教说》（《知新报》第37册，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和《〈保教末议〉自叙》（《知新报》第43册，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刘桢麟：《论西学与西教无关》（《知新报》第49册，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一日），皆有立教传教之说。
[105] 当时在湖南的思想对抗中，被视作旧派的王先谦认为《时务报》“为目前不可不看之书”，下手谕令岳麓书院诸生公阅，并与城南书院、求忠书院共同订阅。（《岳麓院长王益梧祭酒购时务报发给诸生公阅手谕》，《时务报》18册，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册，第1194—1195页）同被视作旧派的叶德辉亦非保守，有着许多“新派”的言论，且王先谦的弟子苏舆又作《春秋繁露义证》，亦主董仲舒之学。（相关的研究可参见罗志田：《思想观念与社会角色的错位：戊戌前后湖南新旧之争再思——侧重王先谦与叶德辉》，《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我以为，他们与梁启超等人的对抗，主要是针对“康学”而发。
[106] 参见本书下编第一章第三节“《湖南时务学堂初集》：‘开民智’的方向”。
[107] 《湖南时务学堂初集》，长沙戊戌刻本，第3册，《札记》卷二，第52—53页。“大王去邠”一句，见《孟子·梁惠王章句下》。“外朝询国危”一句，见《周礼·秋官·小司寇》，“灾眚”，指代“国迁”。戴修礼引用《左传》多有误（亦有可能是刊刻时校对不精之误），校后用括号注明之。“晋赂秦以河东五城”为僖公十五年之事，“秦卒反之晋”是僖公十七年之事。“亚略巴古”，Areopagus，雅典一小山，是该城市议事会开会之处，后亦作议事会的代称。“亚耳根”，Archon，执政官。“校［梭］革拉底”，今多译为苏格拉底。戴修礼、梁启超此时的希腊知识，源自于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所译、英国人法伊夫（C．A．Fyffe）著：《希腊志略》，光绪十二年刊印。又，梁启超相当肯定《左传》的史学地位：“吾固言《左氏》乃一古史，非解经之书，离之双美，合之两伤耳，未尝谓当废之也……盖《春秋》自《春秋》，《左氏》自《左氏》，两书皆为极好之书。自作伪者合而为一，于是《春秋》与《左氏》皆乱，是作伪者非特为《春秋》之罪人，抑亦《左氏》之罪人也……《左氏》当史读不当经读，亦可与三代古书并行不悖，又何恶焉？吾所恶者，非恶《左氏》也，恶作伪而羼入解经之说于《左氏》者也。故读《左氏》，将解经之语删去，则善矣。”（梁启超在李炳寰札记上的批语，《湖南时务学堂初集》，长沙戊戌刻本，第2册，《札记》卷一，第8—9页）
[108] 戴修礼其他札记涉及“公法”者，梁启超也十分赞赏，加有批语：一、戴称：“成九年《左传》云：郑人使伯蠲行成，晋人杀之，非礼也。兵交，使在其间（可也）。案兹即法时公法也。”梁批：“是此条丁韪良所著《中国古世公法》即引之。”二、戴称：“桓公会齐侯、郑伯、陈侯于稷。弗足书也。会而不讨宋督，因是以成其乱。《春秋》特笔矣。盖据乱多君之世，一国有大事，各国相与理之，亦天理也。故何注云：‘州中有为无道者，则长、帅、卒正、伯当征之。’泰西从前公法，别国继立之事，他国亦可预闻，令其应立之一人嗣之，或本宗有人以传其位也。若夫不辨理之是非，事之善恶，弗讨弑君之贼，纳不义之赂，是党乱也，是违公法也。故何注云：‘不征则与同恶。’公法谓别国有乱党弗可预闻也。”梁批：“此条吾采入公法学。”三、戴称：“书‘公会纪侯、郑伯’，‘及齐侯、宋公、卫侯、燕人战。齐师、宋师、卫师、燕师败绩’者，即公法别国之事有碍于己，可预闻之义也。亦乌勒西所谓如有一国欲拓疆界，无论现在或将来，他国可平其权之义也。何以言之？纪乃鲁之与国也，纪灭于齐，鲁益见弱矣。是以齐欲灭纪，鲁策其保护，为纪昏于王，乞师于郑，战于近，以平齐权也。”梁批：“极细心，极有得。此条吾采入公法学。”（《湖南时务学堂初集》，长沙戊戌刻本，第3册，《札记》卷二，第45、58—59、61—62页）其第一条出自《左传》成公九年；第二条出自《公羊传》桓公二年；第三条出自《公羊传》桓公十三年。而第三条戴修礼多有强史之论。由此可见戴修礼与梁启超的“公法”观念。
[109] 《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新保特科名单”；胡思敬：《戊戌履霜录》，《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46册，第345页。
[110] 参见本书下编第一章第三节“《湖南时务学堂初集》：‘开民智’的方向”。
[111] 《湖南时务学堂初集》，长沙戊戌刻本，第1册，《答问》，第2—3页。李炳寰所引孟子言论，分见于《尽心》《离娄》《公孙丑》《梁惠王》诸篇章。“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一句，见《庄子·田子方》：“仲尼曰：恶！可不察与！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农务兴，则食不乏……”一句，见之于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史记》，中华书局版，第10册，第3255页）梁启超在《时务报》第35册刊出《史记·货殖列传今义》一文，对此亦有论说。
[112] 《湖南时务学堂初集》，长沙戊戌刻本，第4册，《札记》卷三，第33—34页。“纪女履之母”之事，见《公羊传》隐公二年。“不恤纬而忧宗周之陨”，见《左传》昭公二十四年。
[113] 《湖南时务学堂初集》，长沙戊戌刻本，第4册，《札记》卷三，第55—56页。“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一句，见《礼记·中庸》。“以人随君，以君随天”，见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见《春秋繁露·玉英》。“五始”，徐彦称：“案《文谥例》下文云‘五始者：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也。’”（《春秋公羊传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第6页）
[114] 《湖南时务学堂遗编》，湖南大学出版社影印本，2017年，第1页。该序文后收入《饮冰室合集》时，改题为《时务学堂札记残卷序》，见《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版，第4册，文集之三十七，第69页。
[115] 相关的叙述与分析，参见本书上编第五节之“《上清帝第五书》《第六书》——总体改革思想”“‘制度局’的变种与‘懋勤殿’的人选”两小节。
[116] 《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刊出时署“某君来稿”，六月初四日《国闻报》刊出“制度局传闻”，称言：“再者，二十日所登之答人论议院书，系友人抄得，顷查此书即康工部答友人之书，合并声明。”“二十日”，原文如此，当为“二十八日”。相关的研究可参见孔祥吉：《关于康有为的一件重要佚文》，《戊戌维新运动新探》，第52—62页。
[117] 吕顺长：《清末维新派人物致山本宪书札考释》，第276—278页。“王荆公”，王安石。“云台”，韩昙首，康有为弟子，时在神户《东亚报》任撰述。可参见同上书，第52页；亦可参见陈汉才：《康门弟子述略》，第147—148页。
[118] 相关的研究可参见蒋海波：《〈東亜報〉に関する初步的研究：近代日中思想連鎖の先陣として》，日本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编：《現代中国研究》，第32号（2013年3月），大阪，19—38页；《上海大同译书局与神户〈东亚报〉初探》，“康有为与近代中国：第七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2018年3月）。
[119] 吕顺长称：《知新报》第21册刊出徐勤《〈孟子大义述〉自序》一文，有明显的“民权”的表述，当为精准。（《清末维新派人物致山本宪书札考释》，第278页）然查《知新报》，言及“议院”“民权”的文章还有一些，如徐勤：《地球大势公论》、刘桢麟：《〈地球六大罪案考〉总序》、黎祖健：《驳龚自珍〈论私〉》、陈继俨：《论中国今日联欧亚各国不如联美国之善》等。
[120]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到达日本后，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99年1月2日）在《清议报》第2册《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续变法通议外编一·续第一册》，起首即言：“圣哉！我皇上也。康南海之奏对，其政策之大宗旨，曰：满汉不分，君民同治。”又称：“夫以公天下之大义言之，则凡属国民，皆当有爱国忧国之职分焉，不容有满汉、君民之界也。即以家天下之理势言之，则如孪体之人，利害相共，尤不能有满汉、君民之界也。”（《清议报》第2册，中华书局影印本，第1册，第67—68页）这是康党在满汉问题上的公开表态。
[121] 梁启超给湖南时务学堂学生李炳寰札记所作之批语，见《湖南时务学堂初集》，长沙戊戌刻本，第2册，《札记》卷一，第3页。“仁者人也，义者我也”，见之于董仲舒：《春秋繁露·仁义法第二十九》。
[122] 陈继俨：《伸民权即以尊国体说》，《知新报》第61册，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第1册，第817—818页。
[123] 陈继俨：《中国不可开议院说》，《知新报》第62册，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一日，同上书，第833—835页。
[124] 中西牛郎：《论康有为氏之理想与事业》，《太阳》，第四卷第二十三号，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11月20日，第10—11页。吉辰译，见《戊戌政变后〈太阳〉杂志关于康有为的两篇文章》，《近代中国》第29辑。康有为流亡日本后，对日本学者和记者的这两篇谈话，我得知于斋藤泰治的论文《康有为在东京》（“康有为与近代中国：第七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2018年3月）。中西牛郎（1859—1930），日本宗教思想家、记者，曾任《紫溟杂志》《紫溟新报》《大阪每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记者、扶桑教（神道教分支教派）大教正等，著有多部宗教理论著作，与中国有关的著述有《支那文明史论》（1896）。
[125] 不二行者：《康有为氏的大同大平论》，《太阳》，第4卷第25号，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12月20日，第218—221页。吉辰译，见《戊戌政变后〈太阳〉杂志关于康有为的两篇文章》，《近代中国》，第29辑。引文属康有为的自述部分。又，不二行者在该文引康有为弟子的话来说明“大同三世说”：“康先生之宗旨，专以混一地球，平天下之争为主，其意与佛氏之圣海、耶稣之天堂相同，即一切众生皆欲至太平之世界。今日列国纷争，支那危弱，发此平等大同之说，似为迂腐。然佛氏、耶氏何尝不由乱世而来，故虽举世喧哗，康先生守之弥笃。凡开新学之人，必受天下之谤，日本之亲鸾、日耳曼之路德皆是也。康先生尝教曰：我辈之立志，当以仁爱立心，以大同之义为宗，以存支那为起点，以混一地球为全量，以杀身破家为究竟云云。”“究竟”，佛教用语“最高境界”之意。再又，康有为对不二行者称：他来日本求救援，仅是“一国之人”，“亦未及专救各国、各民、各物类”；“现时之行所，将来之行所，固不相同。区区一国，何以舍身而救之者，则以大道无尽，行身有限，即能救全地，不能救它地，一国亦同耳。故其行仁也，因其所接之境而行之。”角田勤一郎（1869—1916），日本记者、文艺评论家、文学家，先后在民友社、大阪朝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工作，有文艺评论著作、小说、译著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