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性的结论与梁鼎芬、梁启超的评论
以上，我详细考察了梁启超以外的康门弟子在《知新报》《时务报》上的言说，详细引证了他们关于“大同三世说”的叙述，这可以大体坐实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所言：“后此万木草堂学徒多言大同矣。”这是从“有无”的界分，来判断戊戌时期康有为“大同三世说”之存在。
然而，万木草堂学生众多，其中在《知新报》《时务报》发文者仅10人（不算梁启超、康广仁、康同薇），比较主动谈“大同三世说”者6人，比较被动谈者2人，不谈者2人。即便是谈得比较主动的，如徐勤、刘桢麟、黎祖健，所言“大同三世说”的内容也只占其全部著述的极小篇幅，且其深度更是远远比不上梁启超；而在报刊上不谈者，如韩文举，与梁启超同在时务学堂任教，梁在学堂里大谈特谈，韩却是慎笔罕言。这是从“宽窄”的幅度，来判断戊戌时期康有为“大同三世说”之传播。
前节所引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称：“有为虽著此书，然秘不以示人，亦从不以此义教学者”，“其弟子最初得读此书者，惟陈千秋、梁启超”，即康有为将“大同三世说”教授于陈、梁；梁启超又称：陈、梁“读则大乐，锐意欲宣传其一部分，有为弗善也，而亦不能禁其所为”，即陈、梁将“大同三世说”转手教授于万木草堂其他学生。然《清代学术概论》写于1920年，所言是光绪十七年至二十三年（1891—1897）之事，这一类的回忆不能精确到每一个字。从《知新报》《时务报》所发表的政论文章来看，我以为，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对其他学生也说过“大同三世说”（即“以此义教学”）；既然公开刊刻的《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中都有“大同三世说”的内容，康也没有必要完全保密不说，只是所说的内容与深度，要远远少于对梁启超之授。康有为的同乡、昔日好友、张之洞的幕僚梁鼎芬，在康流亡日本后，以“中国士民公启”之名，作《康有为事实》，由张之洞递交给来访武昌的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以能让日本驱逐康出境。其第三条称：
康有为之教，尤有邪淫奇谬、不可思议者，其宗旨以“大同”二字为主（原注：其徒所设之局、所立之学，皆以“大同”为名），创为化三界之说：一化各国之界。谓世间并无君臣之义，此国人民与彼国人民一样，古人所谓忠臣、义士，皆是多事。一化贫富之界。富人之财皆当与贫人公用，此乃袭外国均贫富党之谬说、小说戏剧中强盗打富济贫之鄙语。一化男女之界。谓世界不必立夫妇之名，室家男女皆可通用。将来康教大行后，拟将天下妇女聚在各处公所，任人前往淫乱。生有子女，即筹公款养之，长成以后，更不知父子兄弟为何事。数十年后，五伦全然废绝，是之谓“大同”（原注：少年无行子弟，喜从康教者，大率皆为此为秘密法所误也）。其昏狂黩乱，至于此极，乃白莲教所不忍言，哥老会所不屑为。总之，化三界之说，一则诲叛，一则诲盗，一则诲淫。以此为教，不特为神人所怒，且将为魔鬼所笑矣。或疑此条所谈太无人理，康教何至于此？不知此乃康学秘传，语语有据，试问之康徒便知。若有一言虚诬，天地鬼神，实照鉴之。[71]
梁鼎芬又从何处得知康有为此类“秘传”的“大同”思想？他赌咒发誓称“语语有据”，很可能得自于“康徒”。就“化三界”而言，对照此期梁启超及康门弟子在《时务报》《知新报》和时务学堂中的言说，“一化各国之界”可以成立；对照康有为先前和后来所著的《实理公法全书》《〈礼运〉注》《大同书》及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的《南海康先生传》，“一化贫富之界”可以成立；对照康后来所著的《〈礼运〉注》《大同书》，“一化男女之界”也有部分内容可以成立，只是称康门弟子“为秘密法所误”，当属梁鼎芬无根据的诬词。
前引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称，当他得闻“大同三世说”的内容时，“读则大乐”“喜欲狂”，这也是事后的说法。他当时的感想又是如何呢？梁给康有为的信中曾经说道：
……尚有一法于此，我辈以教为主，国之存亡，于教无与。或一切不问，专以讲学、授徒为事。俟吾党俱有成就之后，乃始出而传教，是亦一道也。弟子自思所学未足，大有入山数年之志，但一切已办之事，又未能抛撇耳。近学算、读史，又读内典（原注：读小乘经得旧教甚多，又读律、论），所见似视畴昔有进，归依佛法，甚至窃见吾教太平大同之学，皆婆罗门旧教所有、佛吐弃不屑道者，觉平生所学失所凭依，奈何。[72]
此信所写时间似为梁启超在上海主办《时务报》时期。梁此中谈到的“教”，是超越国家的，即“国之存亡，于教无与”，说的就是“大同三世说”。梁让康“专以讲学、授徒”，当万木草堂学生学成后，出而传“大同三世说”之教。梁对其掌握的“教”义仍不满足，想通过“入山数年”以补足。梁又通过数学、历史和佛教经典的学习，自觉“归依佛法”，甚至对“吾教太平大同之学”一度产生怀疑，觉得“所学失所凭依”。梁给康有为的另一信中又说道：
某宗旨颇与同门诸君不同，诸君开口便劝人传教。新学小生，入馆未及数月，即令其发挥宗旨，令其向人述先生之道。夫己之学且未成，安能发挥他人？其敝也，必入乎耳，出乎目，日日摭拾听讲之余文，而居然以通学自命。其初也，犹乘其乍发之气，诋斥流俗，志尚嘐嘐然。一二年后，内学未成，而客气已沮，必疲苶与常人等。岂唯如此，自借其一二高论，以巧为藏身之地，谓一切小节皆不足为我累，必卑污苟贱无所不至。吾党中蹈此阱者，盖十之五六，真可愤恨。此非某故为苛论。此阱某曾自蹈之。去年在都几成无赖，瞎马深池，念之犹慄。故深知墙高基下之为大害也。某昔在馆亦发此论，谓吾党志士皆须入山数年，方可出世。而君勉诸人大笑之，谓天下将亡矣，汝方入山，人宁等汝耶？某时亦无以对。不知我辈宗旨，乃传教也，非为政也；乃救地球及无量世界众生也，非救一国也。一国之亡，于我何与焉？且吾不解，学问不成者，其将挟何术以救中国也？即多此数年入山之时日，亦能作何事乎？今我以数年之功成学，学成以后救无量世界。[73]
此信所写时间与前信差不多，也是梁启超在上海主办《时务报》期间。梁对万木草堂同学的学识颇为不满，称“吾党中蹈此阱者，盖十之五六”。“新学小生”一事，指刘桢麟的《公羊初学问答》。“救地球及无量世界众生”，指的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大同三世说”。梁再次提到了“入山数年”“数年之功”，可见这类“学问”或“教”义的获得方式——不是到泰西各国去求知，而是在自家的深山上苦修，以能理解圣贤经典的真义。梁虽得闻“大同义”，但仍在京中“瞎马深池”，并认为自己学问“未成”；为了“学成以救无量世界”而准备放弃“救一国”（大清国）。可是，按照“大同三世说”，梁所憧憬的“救地球及无量世界众生”，毕竟是未来之事，且还相当遥远。
从梁启超以上两信，可以看出他的内心依然彷徨。他已经有了使命在身（“传教”）的自觉，但似乎还没有真理在胸（“学成”）的自信。至于两信中梁反复强调的“传教”，正是他在湖南时务学堂所开展的工作，本章第四节将详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