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等著述
康有为此期注释的经典中，还有两部重要著作：《〈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论语〉注》，皆是“大同三世说”的重要著作。《〈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完成于1901年8月7日（光绪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三日）。[57]《〈论语〉注》则完成于1902年4月24日（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十七日）。[58]两书也大量使用“进化”一词：《〈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共使用40次，《〈论语〉注》共使用21次。两书对于“进化”的基本概念和使用情况，与前已讨论的《〈礼运〉注》《〈孟子〉微》《〈中庸〉注》大体相同，我在此似无必要再一一细加分析。以下我引用康有为在两书中的三段注文，可以看出他在什么样的知识背景下使用“进化”，由此又表达出什么样的概念。
先来看两段注文：
孔子有此文明正道，托之鲁《春秋》隐元年至哀十四年史文之中，各寓其义，分张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于是人事浃，王道备。其有同在一时而治化迥异者，如今美国之自由，当进以太平；欧洲之政治，当进以升平；非洲之野蛮，当进以据乱。且据乱之中，又有升平、太平。如中国之中，有苗、瑶、番、黎，为据乱之据乱；蒙古、西藏、青海，为据乱之升平；内地行省，为据乱之太平。此又各因其地而施其义法。虽法制不同，然各得其所，要于进化而已，实道并行而不悖也。进治鸟兽，则为颂平之据乱；进治昆虫，则为颂平之升平；进治草木，则为颂平之太平。推至诸星诸天，进化无穷，道亦无穷，皆并行而不悖也。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故《诗》托始文王，《书》托始尧、舜。治法进化，由君主而及民主；文王为君主之圣，尧、舜为民主之圣。《春秋》始于据乱立君主，中于升平为立宪君民共主，终于太平为民主。故《春秋》始言文王，终道尧、舜也。孟子言必称尧、舜，孔子之志也。据乱之法，皆不得已而行权，故孔子未敢以为是也。若尧、舜大同太平之法，后之君子必乐道之。《春秋》为文数万，其旨数千。孔子窃取其义，托《春秋》改制而立法，故不在史文而在义。制《春秋》之义，如各国之立宪，法制定而为后世所率由也。然大道无穷，进化无极。中人以下，不足语上，其时未可转以告人。故书不尽言，言不尽意。[59]
孔子之道有三统、三世，此盖藉三统以明三世，因推三世而及百世也。夏、殷、周者，三统递嬗，各有因革损益。观三代之变，则百世之变可知也。盖民俗相承，故后王之起，不能不因于前朝，弊化宜革，故一代之兴，不能不损益为新制。人道进化皆有定位，自族制而为部落，而成国家，由国家而成大统。由独人而渐立酋长，由酋长而渐正君臣，由君主而渐为立宪，由立宪而渐为共和。由独人而渐为夫妇，由夫妇而渐定父子，由父子而兼锡尔类，由锡类而渐为大同，于是复为独人。盖自据乱进为升平，升平进为太平，进化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莫不同风。观婴儿可以知壮夫及老人，观萌芽可以知合抱至参天，观夏、殷、周三统之损益，亦可推百世之变革矣。孔子之为《春秋》，张为三世：据乱世则内其国而外诸夏，升平世则内诸夏外夷狄，太平世则远近大小若一。盖推进化之理而为之。孔子生当据乱之世，今者大地既通，欧美大变，盖进至升平之世矣。异日，大地大小远近如一，国土既尽，种类不分，风化齐同，则如一而太平矣。孔子已预知之。然世有三重：有乱世中之升平、太平，有太平中之升平、据乱。故美国之进化，有红皮土番；中国之文明，亦有苗、瑶、僮、黎。一世之中可分三世，三世可推为九世，九世可推为八十一世，八十一世可推为千万世，为无量世。太平大同之后，其进化尚多，其分等亦繁，岂止百世哉？其理微妙，其事精深，子张欲知太平世后之事，孔子不欲尽言，但以三世推之，以为百世可以知也。[60]
在这两段引文中，康有为一共使用了9次“进化”。该词如同标签，随意贴在“大同三世说”的学理之上，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进化”与“进步”是同一意义的。再来看一段注文：
《公羊》称孔子为文王，盖孔子为文明进化之王，非尚质退化者也。[61]
在这一段引文中，直称孔子“文明进化之王”。[62]若以此论，“文明进化”本是孔子所主张，康有为对此有所发现。
除了借用、推重、赞美外，康有为对“进化”“天演”“竞争”仍有一些保留。《〈论语〉注》中有两段值得注意的注文。先看一段。《论语·公冶长》中称：“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康对此作注：
子赣不欲人之加诸我，自立自由也；无加诸人，不侵犯人之自立自由也。人为天之生，人人直隶于天，人人自立自由。不能自立，为人所加，是六极之弱而无刚德，天演听之，人理则不可也。人各有界，若侵犯人之界，是压人之自立自由，悖天定之公理，尤不可也。子赣尝闻天道自立自由之学，以完人道之公理，急欲推行于天下。孔子以生当据乱，世尚幼稚，道虽极美，而行之太早，则如幼童无保傅，易滋流弊，须待进化至升平太平，乃能行之。今去此时世甚远，非子赣所及见也。[63]
康有为认为，因其本人之孱弱，不能自立，为人所迫，只能听任“加诸”，但不合“人理”（“公理”）；在据乱世还不能推行完全的“自立自由”，须“进化”到了升平世、太平世，方可行之。康由此指出，“加诸”之类的行为，可实行于据乱世，到了升平或太平世，应实行“自立自由”的“人理”“公理”。查《康有为手稿·三·〈论语〉注稿》，“不能自立，为人所加，是六极之弱而无刚德，天演听之，人理则不可也”一句，原文作：“不能自立，为人所加，是六极之弱而无刚德，□天赋之人理不可也”，并无“天演”一词。[64]康有为何时改用“天演”一词，尚不可知。再来看一段。《论语·八佾》中称：“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康对此作了长篇注文：
“揖让而升者，《大射》之礼，耦进三揖三让而后升堂也。下而饮，谓射毕揖降，以俟众耦皆降，胜者乃揖不胜者升，取觯立饮也。”胜者袒决，遂执张弓；不胜者袭脱决，拾却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而升饮。君子耻之，故平日“恭逊不与人争，惟于射则争。然其争也，雍容揖逊乃如此，则其争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争矣”。修睦为人利，争夺为人患。盖争之极，则杀戮从之，若听其争，大地人类可绝也。然进化之道，全赖人心之竞，乃臻文明；御侮之道，尤赖人心之竞，乃能图自存。不然，则人道退化，反于野蛮，或不能自存而并于强者。圣人立教虽仁，亦必先存己而后存人，且尤欲鼓舞大众之共进。故争之害，圣人预防之，而争之礼，圣人特设之。物必有两，而后有争，故礼必分为两。党人必御侮而后能图存，故争心寓于射礼。人必有耻而后能向上，故设胜不胜以致其争心。争既不可无，而又不可极，故示之揖让以为节。争之胜者，挟势凌暴，无所不至，故令饮不胜者以致其慈。礼者，御侮图存，尚耻求胜；两党迭进，人道之大
义，孔子之微意也。孔子制礼十七篇，皆寓无穷之意，但于射礼见之。凡人道当御侮图存之地，皆当用之。今各国皆立议院，一国之御侮决于是，一国之图存决于是，万国之比较文明定于是，两党之胜负迭进立于是。以争而国治日进而不敢退，以争而人才日进而不敢退，如两军相当，气衰则败。水愈长而堤愈高，交进迭上，无敢退让，以视从容独立无磨砺之者，其进退相反亦远矣。故当仁不让，于射必争。仁孰大于为国民，射孰大于御国侮？故议院以立两党而成治法，真孔子意哉！惟议院哗噪，或致殴争，此则无揖让之意。盖教争甚难，益服孔子立揖让之礼也。凡礼，皆立两党，则又不止为射起。即万国全合太平大同，而两党互争之义施之于政教艺业，皆不可废者。盖太极两仪之理，物不可不定于一，有统一而后能成；物不可不对为二，有对争而后能进。且当据乱世，人之争心太剧，故以尚让革之。若当平世，人之乱杀渐少，则以激争进之。故乱世不可尚争，惟平世而后尚争；小人不可教争，惟君子然后可争。此则万理无定，而在与时消息。如五行之迭王，不能为主持者也。[65]
在这段注文中，康有为承认竞争的必要性，进化是人类走向文明之路，同时也发现了“竞争”与“揖让”之道的对立。他指出揖让之礼的必要性，但仍在尽量调和，提出了很奇特的逻辑：据乱世“尚让”，平世“尚争”——据乱世“盖争之极，则杀戮从之，若听其争，大地人类可绝也”；到了“平世”，则“万国全合太平大同，而两党互争之义施之于政教艺业”。再查《康有为手稿·三·〈论语〉注稿》，注文中“党人御侮而后能图存”一句从“人”之后，至“不能为主持者也”一大段，为贴纸所加写，或许是康后来的贴写，但已不可知其何时所贴所写。[66]康此期还作《泰西以竞争为进化让义几废》一文，对“让”义再加阐释。（后将详述）
此外，康有为此期还有两部著作，即《〈大学〉注》与《大同书》。《〈大学〉注》现仅存序文；《大同书》此后有着很大的增改，我将该书放在后面叙述。
从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到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康有为全力进行“大同三世说”的理论建设，完成了以上所述的系列著作。从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出，“大同三世说”源自“孔子改制说”，即这一理论是由孔子发明，由康有为发现，在其发现过程中并没有受到进化论的影响。也就是说，康有为先有了“大同三世说”的理论，而在其完成这一理论的一系列重要著作——《〈礼运〉注》《〈孟子〉微》《〈中庸〉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论语〉注》之时，恰好又遇到了源自于西方的进化论，随手便将之糅合进去。
康有为在其“大同三世说”的理论著作中，大量使用“进化”一词，但对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的学说是活剥生吞的，并没有学理上的透彻理解。为了说明这一点，以上我用了长篇的直接引文（包括中国经典之原文和康的注文），以能显示相应的语境。从上述引文中可以看出，康有为与先前的梁启超相同，采取了拿来主义的态度。“进化”的名词，接近于进化论的叙述，并不改变这些著作原有的基本论点。其中最重要的，是进化的原因与过程。康从中国史籍与孔子著述中得出的“大同三世说”，与达尔文从自然观察中得出的物种进化规律，本属两途，也不能同归。“大同三世说”与源自西方的进化论，是外形有相似之处而学理并不相通的两种学说。如果仔细地阅读康的这些著作原文，不难发现，其中同时存在着多种不同甚至相异的学说，西方进化论的学说只是镶嵌其中，不占重要地位。这正是康学的特点——随意将各种西学甚至中学的学说为其所用，而并不细究其中的学理。
据此，我以为，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并不是进化论所启迪、所催生的。它原本就已经是一道菜，临出锅前，康又发现了西洋的调料，匆忙加上，只是追求品相更丽、味道更美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