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时务学堂的《学约》《功课详细章程》
光绪二十三年（1897）秋，梁启超因《时务报》内部矛盾，应黄遵宪等人的邀请，前往长沙主持湖南时务学堂。他为时务学堂制定《学约》十章，曰：“立志”“养气”“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行教”。从这些名目中可以看出，“宋学义理”的色彩颇重。
在“读书”一章中，梁启超认为，以往先读通中学再读西学的方法——“以数年之力，使学者于中国经史大义”，植此根基后，“以其余日肆力于西籍”——虽如此“乃可谓之学”，然中西书籍一生无法读完。梁因此制定了“速成”的办法，有目的、有选择地阅读，即“披沙拣金”，“拾其芳草”：
今与诸君子共发大愿，将取中国应读之书，第其诵课之先后，或读全书，或书择其篇焉；或读全篇，或篇择其句焉；专求其有关于圣教、有切于时局者，而杂引外事，旁搜新义以发明之。量中材所能肄习者，定为课分，每日一课。经学、子学、史学与译出西书四者，间日为课焉。度数年之力，中国要籍一切大义，皆可了达，而旁证远引于西方诸学，亦可以知崖略矣。
梁启超称“杂引外事”，“旁证远引于西方诸学”，又称“经学、子学、史学与译出西书四者”，西书只占其四分之一，皆非为主导面。更为关键者，是何为“中国应读之书”？梁不仅选书，而且选篇、选句，由此制定了《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
在“经世”一章中，梁启超强调了治学的目的在于经世。如何以经世为目的来求学呢？梁给出了答案：
必深通六经制作之精意，证以周秦诸子及西人公理公法之书以为之经，以求治天下之理；必博观历朝掌故沿革得失，证以泰西希腊、罗马诸古史以为之纬，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必细察今日天下郡国利病，知其积弱之由，及其可以图强之道，证以西国近史宪法章程之书及各国报章以为之用，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夫然后可以言经世。[108]
梁启超在这里提出的经世之途——“经”“纬”“用”，与前文所引他给张之洞的提议是相同的。这一经世的目的，又决定了时务学堂不是类似西方普通教育性质的学校，而是如同万木草堂那样的特殊政治性质的学校。
最能说明梁启超此期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底色的，是其所撰《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该《章程》的前三节称：
本学堂所广之学，分为两种：一曰溥通学，二曰专门学。溥通学，凡学生人人皆当通习；颛门学，每人各占一门。
溥通学之条目有四：一曰经学，二曰诸子学，三曰公理学（原注：此种学大约原本“圣经”，参合算理、公法、格物诸学而成。中国向未有此学，其详别见），四曰中外史志及格、算诸学之粗浅者。
颛门学之条目有三：一曰公法学（原注：宪法、民律、刑律之类，为内公法；交涉、公法、约章之类，为外公法），二曰掌故学，三曰格算学（原注：颛门之学非尽于斯，特就所能教者举之耳。又，各专门学，非入西人专门学成不能大成。现时所教，不过就译出各书，略引端倪。学者因其性之所近，自择焉可也）。[109]
按照这一章程，共同学习者为四门，其中很奇特的一门是“公理学”；分科学习又为三门，其中很奇特的一门是“公法学”。从《读西学书法》《上南皮张尚书书》到《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大约一年多的时间，梁启超的“公理”“公法”的概念不断游移。
先看“公理学”。梁启超所称“原本圣经”，这里的“圣经”，指孔子的经典，按照“孔子改制说”，即为六经（今文经）。[110]梁所称“参合算理、公法、格物诸学”，这里的“算理”，包括几何；这里的“公法”，概念很不明确，梁在“颛门学”中谈到两个概念：一是“颛门学”中的“公法学”，二是“外公法”中的“公法”，不知如何对应；这里的“格物”，应指理学中的“格物致知”，也有可能指西学的格致（物理学）。这几门学问的“原本”再加上“参合”，又能够产生何种学说？前引梁在《上南皮张尚书书》所称“人与人相处所用，谓之公理”，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康有为的《实理公法全书》。由于“中国向未有此学”，梁在该章程所附《第一年读书分月课程表》中没有列出具体书目，只是称：“公理学——其书按次印入学校报中。学者治《春秋》，既谙诸例，即当求公理，以互相印证。”这段话的直解，是懂得相关“例”的学生，在读《春秋》时可以自我求得“公理”。[111]这也是非常特殊的治学途径。由于未能见湖南时务学堂的“学校报”，我还看不到此书（也有可能该书根本未成，学校报也未印），不知其具体内容；但仍可做出基本判断，不管梁的“公理学”内容为何，与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西学”中的任何一门学科，都不发生关系。
再看“公法学”。梁启超将“公法”分解成“内公法”与“外公法”，这与他先前《读西学书法》中的“公法”概念、《上南皮张尚书书》所称“国与国相交所用，谓之公法，实亦公理也”，已经有了极大的差异，也是丁韪良将国际法译作“公法”而造成的误解。梁所称的“内公法”中的“宪法、民律、刑律”，“外公法”中的“交涉、公法、约章”，在今天学科体系中有着明确的定位，而梁的概念与今日学科的定位，两者之间是否吻合？由此而查证梁所撰《第一年读书分月课程表》。由于湖南时务学堂前六个月只设“溥通学”，第七月之后“颛门学公法门”“专精之书”书目为：
第七月：《公法会通》（原注：最便学者），《公法总论》《万国公法》。
第八月：《佐治刍言》（原注：此书为内公法之书），《公法便览》（原注：凡治公法学者，皆当随时取与《春秋》相印证）。
第九月：《各国交涉公法论》，《左氏春秋》《国语》《战国策》（原注：此等例案，有可以略为引证者）。
第十月：《各国交涉公法论》《希腊志略》《罗马志略》。
第十一月：《各国通商条约》《通商约章类纂》《欧洲史略》。第十二月：《通商约章及成案》《法国律例》《英律全书》。[112]
以上所引各书，大多属国际法类；《各国通商条约》，《通商约章类纂》属国际条约（“约章”）；《希腊志略》《罗马志略》《欧洲史略》属国际关系（“交涉”）的基础知识；而梁将《佐治刍言》称作“内公法之书”，由此可质疑他“宪法、民律、刑律”的基本概念。[113]至于梁将《公法便览》与《春秋》“相印证”，又在《各国交涉公法论》之后，开列《左氏春秋》《国语》《战国策》，作为“可以略为引证”的“例案”，让我联想到《读西学书法》所言：“西国公法家言，皆布衣下士，持空理以著书”，梁正是“布衣下士”，此时很可能有意于修纂《公法学》，而《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很可能成为梁修纂时“略为引证”的“例案”。[114]
除了《湖南时务学堂学约》《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外，梁启超还为湖南时务学堂撰写了《读〈孟子〉界说》《读〈春秋〉界说》，并重印了《长兴学记》。这些文献综合起来看，梁启超所言西学、西书，较之中学、中书，比例关系还是不高的；且梁本人对西学、西书，仍有误读误解。又过了几个月，梁起草《京师大学堂章程》，再次强调“中体西用”。[115]
梁启超执掌湖南时务学堂的时间并不长，大约两个多月。至年末，学堂便歇假了，过年后又迟迟没有开堂。但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梁与康门弟子韩文举、叶湘南、欧榘甲刮起了猛烈的旋风。现存的《湖南时务学堂初集》，记录了学生的札记与梁启超等教习的批语，也记录了学生的提问与梁启超等教习的答语，十分生动。从这些札记与提问、批语与答语，可以清晰地看到湖南时务学堂的教学内容——以《孟子》《公羊传》作为主要教材，讲授“康学”，即“孔子改制说”“新学伪经说”甚至“大同三世说”；西学与西书只是作为佐证而被提及。梁启超等教习的教学内容不能不激起湖南学界的猛烈反弹，也与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办学初衷有违。由此再来看梁在湖南时务学堂为重印《长兴学记》而写的《叙》，起首便言：
在昔有汉学、宋学之争，于今有中学、西学之辨，究其终始，折中孔子而已。[116]
这句话虽是从康有为《长兴学记》“天下道术至众，以孔子为折衷”翻出，却展示出梁此期对中、西学的总体看法。此处的“折中孔子”，是以孔子为准之意，即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最后所言：“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117]这恰恰是“大同三世说”的逻辑大前提——孔子真正成了人世间的“素王”，中、西各门类学问（“六艺”）的最高统帅（“至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