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条建策——求人才、慎左右、通下情
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最重要内容是三条建策：一、“求人才而擢不次”；二、“慎左右而广其选”；三、“通下情而合其力”。康称其是“审端致力者”。这些都是对《上清帝第一书》《第二书》相关内容的继承与发展。[157]
所谓“求人才”，指不循资格，破格擢用。康称言：
……伏惟皇上垂意旁求，日夜钩访，某某有才，某某未用。《（载）［戴］记》谓：尽知天下之名士，尽知其数，尽知其所在。悉令引见，询以时事，破除常格，不次擢用。或令翰林诸曹轮班顾问，或见下僚末秩，温颜咨询；或令九卿、翰詹、科道、督抚、司道荐举，专求草泽，禁荐显僚。天下之士必踊跃奋发，冀酬知遇，必有豪俊出济艰难者。
由此可见，康主张在高层官僚之外去求人才，在光绪帝平时所见者之外去求人才。皇帝或亲自询访，或召见下层官员，或由各级官员荐举“草泽”，一旦发现后，直接升至高位。[158]这样做的结果，将是重要官职的大换班。
所谓“慎左右”，是指须慎重安置皇帝身边的近臣。康有为谈到了此事的重要性，提出其具体方法：
……今翰林百数、郎曹千数，皆人才所聚，淹滞冗散，若用周、汉之制，或增广南书房员数，或调入侍卫，其于辅圣德而广圣聪，必有裨补。
按照清朝制度，光绪帝此时的“左右”，是军机大臣和翁同龢、孙家鼐两位帝师，皆为耆耋。康则要求选翰林院编修、检讨入南书房，选六部及京中各衙门司官（主事、员外郎、郎中）充侍卫，即将这一批年轻有才的小臣置于皇帝身边而影响朝政，即康称“程子言：日亲学士大夫则治”。[159]
所谓“通下情”，指设“议郎”。康有为指出当时政治下情不达的弊端，引经据典，说明“集思广益”“同忧共患”之意：
……夫先王之治天下，无不与民共之。《洪范》之大疑大事，谋及庶人为大同。《孟子》称进贤、杀人，待于国人之皆可。盘庚则命众至庭，文王则与国人交。《尚书》之四目四聪，皆由辟门。《周礼》之询谋询迁，皆合大众。尝推先王之意，非徒集思广益，通达民情，实以同忧共患，结合民志。昔汉有征辟有道之制，宋有给事封驳之条。伏乞特诏颁行海内，令士民公举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方正直言之士，略分府、县，约十万户而举一人，不论已仕未仕，皆得充选，因用汉制，名曰“议郎”。皇上开武英殿，广悬图书，俾轮班入直，以备顾问。并准其随时请对，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令会议，三占从二，下部施行。所有人员，岁一更换。若民心推服，留者领班，著为定例，宣示天下。[160]
康的这段话，经常为研究者引用，以说明其“议院”思想，以能与西方的议会制度相连接，尽管研究者的意见也有分歧。[161]然而，若从康的思想资源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差别：
一、“大疑大事”一句，见于《尚书·洪范》：“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其中提到了君主、卿士、庶人、龟、筮五个要素。康有为挑出其中的一项，便称“谋及庶人为大同”。前已言及，康在光绪十四年《论时务》一文中称：“《洪范》言‘谋及卿士’者，上议院也；‘谋及庶人’者，下议院也。”
二、“进贤、杀人”一句，见于《孟子·梁惠王》：“王曰：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孟子指出，君主为了避免用错人，在晋升、罢免、惩治时要征询左右、诸大夫、国人三方面的意见。康有为对《孟子》中的这段话极其重视，也是其“大同三世说”中的支柱之一。
三、“盘庚则命众至庭”一句，见《尚书·盘庚篇》：“王命众，悉至于庭。”《盘庚》三篇，皆是盘庚对贵族、臣民的当面训词，康有为重视的是盘庚与贵族、臣民之间的直接交流。前已言及，康在《论时务》中也用过此典。
四、“文王则与国人交”一句，见于《礼记·大学》：“诗云：‘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原文讲的是仁、敬、孝、慈、信五个儒家治国的要义，康有为却突出了文王与国人的直接交往。
五、“四目四聪”一句，见于《尚书·尧典》：“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其大意是舜宣告正式即位后，问询于四方的诸侯领袖，打开四方的大门，以能够看到四方，听到四方。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再引此典，称“辟四门以开议院”。[162]
六、“询谋询迁”一句，见于《周礼·秋官·小司寇》：“小司寇之职，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其位，王南乡〔向〕，三公及州长、百姓北面，群臣西面，群吏东面。小司寇摈以叙进而问焉，以众辅志而蔽谋。”小司寇是一小官，其职是负责在朝中乃至“万民”征询意见。前已言及，康有为在《论时务》中称：“大司徒之询国危、询国安、询国迁是也。”
七、“汉有征辟有道之制”，说的是汉代官员的一种选拔方式，主要是征召有名望、有才华的人士到朝廷做官；“宋有给事封驳之条”，说的是宋代官员给事中的职权，其中包括对皇帝谕旨的封驳权。
以上这些思想资源，基于儒家经典和中国历史。梁启超后来亦将这些思想资源发挥、补充，在《时务报》上发表《古议院考》。（后将详述）[163]正是这些思想资源，说明康有为提出的“议郎”，属于“大同三世说”中的“君主制”向“君民共主制”过渡的形态，与西方代议制性质的议会是不相关联的。尽管人们大可怀疑前六项中国经典中的记载是否属于事实、是否在历史上真实存在过；但按照“孔子改制说”和“大同三世说”，这些都是孔子为“改制”而自我创造，其是否属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因孔子的口传而藏于各种经典中所表达的“大义”，留待于“后圣”之发现。正因为如此，“辟门”可被康直接解读为“议院”；“谋及卿士”亦可被康直接解读为“上议院”……
康有为不是从西方的政治学说来理解西方的议会制度，而是从中国传统经典来解释西方的议会制度，以今天的标准而言，当然是康的误读误解；但若按照“大同三世说”，恰恰相反，是西方人发现了孔子的创造，采用了孔子的制度。由于“大同三世说”的主要著作是康流亡海外后居槟榔屿、大吉岭时所著，康对其思想有所修正，相关的说法已不多见。而在之前，光绪二十二、三年（1896、1897），康在万木草堂讲授时却多有流露，其中一些内容也被康门弟子记录下来。康有为弟子黎祖健录《万木草堂口说》中称：
后世不行“谋及庶人”之制。“与众共之”，“与众弃之”，国人皆曰可，然后可，皆“谋及庶人”之意。今西人有上议院、下议院，即孔子之制。
孟子用贤用杀皆听“国人曰可”，亦“与众共之”义也。西人议院即是。
外国有十二绅士曰“遭利”，必俟画押然后定。即“疑狱，汎〔泛〕与众共之”也。外国亦何能出孔教外耶？
外国国用，亦由议院年计，亦是“冢宰制国用”之法。
孟子言治天下，皆由与民同之。此真孟子非常异义，全与西人议院民主之制同。[164]
除了前已说明《尚书·洪范》“谋及庶人”和《孟子·梁惠王》“国人皆可”外，“与众共之”“与众弃之”“疑狱，汎与众共之”“冢宰制国用”，皆是典出于《礼记·王制》。康弟子张伯桢录《南海师承记》中称：
蔡侯郑伯会于（邒）［邓］，何注：“（云）［三］国以上言会。会者，以其能决事，定是非，立善恶。”合外国立议院对待之外，必要多一人，即孔子“三人议则从二人言”之义。
孔子定制，各官各司一职，如皋陶、稷、契终身一官是也。外国行之，故能致强，中国不行之，是以倾败。读书当上下古今，教与政当知也。[165]
“何注”，指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皋陶、稷、契”之职，见《尚书·尧典》。不著录人的《万木草堂讲义纲要》中称：
外国制国，用孔子之制也。“司会以岁之成质”，今英、法各国行之。
“作纳言”，出入帝命，是议院所起。[166]
“司会以岁之成质”，典出于《礼记·王制》。“作纳言”，典出于《尚书·尧典》；《汉书·百官公卿表》又有“龙作纳言，出入帝命”一句。以上康门弟子的记录，涉及西方各国议会的性质、陪审团制度、政府的预算与议会的职权、议会的多数原则和官员的专业分工，按照具有普世意义的“大同三世说”“远近大小如一”，都是西方采用孔子制度的明证。[167]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四书》中充满信心地指出：泰西诸国“设议院以通下情”，“则彼族实暗合经义之精，非能为新创之治也”。[168]此中的“经义”，是儒学经典中的大义。
正因为如此，用西方的议会制度来理解、来比附康有为提出的“议郎”是不正确的，也是说不通的。西方各国的民主思想有其发展阶段，西方各国的议会制度有着多种形态且有其变化，但到了康有为的时代，我以为，其最为重要的核心内容，就是卢梭的“人民主权论”，强调人民自身的政治权利。康强调的是“通下情”，其本意是打通官僚机构的层层堵塞，使得下层的民情、民意能够上达天听。康认定的“议郎”资格，须具有较高的才智与品德；产生的方式是“公举”“举”“推”，康亦说明“用汉制”，当由乡贤与官员进行推选，而不是投票形式的民选。“议郎”的工作地点在皇宫内的“武英殿”“轮流入直，以备顾问”“随时应对，上驳诏书，下达民词”等语，属皇帝的政务咨询顾问。至于“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令会议，三占从二，下部施行”，从表面看，与西方的议会权力比较接近，然皇帝仍是其中的指导者。若用今天的西方政治学概念来概括，康提出的“议郎”，不属民主政治，而是君主与精英的联合政治，即君主向精英们开放一部分政治权力。这正是康的“大同三世说”中“君民共主”的一种政治统治方式。
由于《上清帝第三书》上达天听，康有为立即上呈其《第四书》，提出了“下诏求言”“开门集议”“辟馆顾问”“设报达聪”“开府辟士”五条建议，这实际上是对“求人才”“慎左右”“通下情”三条建策的具体化，并增加了相应的新内容。所谓“下诏求言”，即“许天下言事之人到午门递折，令御史轮值监收”，康称之为“上书处”，并称“若言有可采，温旨褒嘉，或令召对”。此即后来《上清帝第六书》中的“待诏所”。所谓“开门集议”，康称言：
令天下郡邑十万户而推一人，凡有政事，皇上御门，令之会议，三占从二，立即施行。其省、府、州、县咸令开设，并许受条陈，以通下情。
这与《第三书》中“通下情”、设“议郎”是相通的；而“省、府、州、县咸令开设”，又可联系到前叙《论时务》一文。所谓“辟馆顾问”，康称言：
请皇上大开便殿，广陈图书，每日办事之暇，以一时许亲临燕坐，顾问之员，轮二十员分班侍值。皇上翻阅图书，随宜咨问，访以中外之故，古今之宜，经义之精，民间之苦，吏治之弊，地方之情。或霁威赐坐，或茶果颁食，令尽所知，能无有讳避。上以启圣聪，既广所未闻；下以观人才，即励其未学。
此处的描写，很可能就是康心中的“左右”（即《第一书》《第三书》中的“慎左右”），在相对平等、平常的情景中，君臣之间的共同讨论政策。康称，这些“顾问之员”的产生方式为四种：一、“取于翰林”，由翰林院派出；二、“取于荐举”，由各级官员荐举；三、“取于上书”，从上书中发现人才；四、“取于公推”，由“郡县分举”。以上产生的“顾问之员”，都是“轮值”，“其不称旨者，随时罢去”。此即后来《上清帝第六书》中“制度局”的雏形。所谓“设报达聪”，即广设报馆，属社会改革，康在《第二书》《第三书》亦有相关的建策。（后将述及）所谓“开府辟士”，即允许朝廷高官及地方官“开设幕府”，设立相应的官级，以能辟士进贤，参与各级决策。[169]
如果具体地思考《第三书》中“求人才”“慎左右”“通下情”三策和《第四书》中“下诏求言”“开门集议”“辟馆顾问”“开府辟士”四策，就会发现，康有为实际上讲的是同一个问题，即如何能使社会精英登上政治舞台，尤其是进入高层政治核心。从康上书的具体内容来看，“慎左右”即“辟馆顾问”中的“大开便殿”与“通下情”即“开门集议”中的武英殿，两者之间极其相似，很可能在康的心目中也没有什么区别。两者都是让光绪帝选择人才，放在身边，加以重用。君主的权力没有发生改变，但新选出的人才却可以利用君主的权力来发挥作用。这是康自我设计的进入高层政治核心的方式，也是他从《康子内外篇·阖辟篇》以来，多次上书的核心内容。[170]在清朝的政治体制下，若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必须进入高层政治核心。康的这种想法也是无可指责的。
还须说明的是，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三书》中提出了“通下情”、设“议郎”，在《第四书》中提出了“开门集议”等项，他恐怕这些内容会遭到反对，在《第四书》中自我设难设问，称言：
……然今左右贵近，率以资格致大位，多以安静为良图。或年已耆耄，精神渐短，畏言兴革，多事阻挠，必谓天泽当严，官制难改，求言求才，徒增干进之士，开院集议，有损君上之权……
对此，康辩解道：
至会议之士，仍取上裁，不过达聪明目，集思广益，稍输下情，以便筹饷。用人之权，本不属是。乃使上德之宣，何有上权之损哉？[171]
由此可见，“议郎”被推举后，仍由皇帝决定最终的人选，“输下情”“便筹饷”是他们的职责。[172]至于“用人之权”，即政府官员的任免与问责——这在西方各国议会中是最重要的权力——不属于“议郎”的权力范围。他们可以彰显皇帝的德行，而不会减损皇帝的权力。